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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有同等的义务。德育管理中变“人治”为“法治”，不仅仅是一种管理方式的改进，而且是一种德育观念的更新；也不仅仅是教育者个人工作艺术的偶然体现，更是让我们的德育适应社会发展，顺应时代潮流的必然趋势！
十、德育评价：是片面测估，还是科学衡量？
比起单纯的教学；德育工作的长期性、复杂性是显而易见的；这反映在德育效果上；所谓“长期性”便意味着德育见效慢；周期长；远不是靠一、二次教育便能立竿见影的；所谓“复杂性”便意味着德育效果的表现形式也是多方面的：有显性的也有隐性的，有行为的也有观念的，有短时的也有长远的。。。。。。然而，目前许多领导对德育效果的评估往往极为片面，极不公正，其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以智论德？？一个学校或班级的德育好不好，往往只看其升学率高不高；反过来，一个升学率高的学校或班级，往往可“挖掘”、“提炼”出“德育先进经验”。二是庸俗化？？一切都用数字来“量化”德育：计划、总结的份数，纪律、卫生的分数，做好人好事的次数，上交学校广播稿、表扬稿的篇数。。。。。。教师填不完的各种表格，学生挣不完的各种分数。如此庸俗的“德育量化”非但不可能真正反映出一个学校或班级的德育水平，而且严重的是，它往往会引诱、助长教师、学生的滥竽充数，弄虚作假，这对教育者的善良愿望来说，无异于南辕北辙！我们提倡对德育效果全面而科学的衡量，当然要把学习情况作为指标之一，但绝不应把德育看成是智育的婢女！同样，我们也不反对必要的科学量化，但德育效果非仅仅是简单而枯燥的数字。科学衡量德育效果，即有定量分析，也应有定性描述；既要看短期效果，也要看长远效应；既要看学生一事一时的是非判断，更应看学生一生一世的道德信念；既应有学生在校时的表现记载，也应有学生离校后的跟综调查。。。。。。对德育效果的片面测估，已经严重挫伤了许多教师的德育积极性。因此，德育评价的科学化，理应成为德育改革的迫切课题之一。
以上是本人对加强和改进中学德育的一孔之见。德育观念的不断更新并不是德育改革的全部内容，但它是其必要条件之一。而且，就“加强与改进”的关系而言，与其说是在“加强”的前提下“改进”，不如说是通过“改进”来“加强”。我们每一位有责任心和使命感的德育工作者，应该在这方面不懈探索、不断创新，以无愧于21世纪那属于社会主义现代化中国的伟大时代！
我的感谢
这可能是一份会让读者感到冗长的名单，但我还是必须列出来，因为在我从教17年以来，正是这些同志、朋友、师长、专家……先后给我以真诚的帮助和支持——
吕安，我的大学校友，原在乐山师范学校执教，现任眉山地区教科所副主任。真挚的情意和共同的志趣，使他一直是我事业的同行者。
冯宗秀，乐山一中原体育老师，已退休。她是我班主任工作的第一位启蒙老师，我带的第一个班就是从他手中接过来的。
赵久如，乐山一中老校长，已离休。我第一次打学生时，是他给我推荐了苏霍姆林斯基《要相信孩子》。这是我读的第一本苏霍姆林斯基著作。
林祥康，乐山一中老校长，已离休。我编第一本“班级史册”《未来》时，他曾解囊相助。可当年年轻气盛的我常为教学和他争吵，但现在想起来，惭愧！
罗永昌，乐山一中前校长，现乐山市教育督导室主任。是他一次次亲切而直爽的谈心，使我逐步走向成熟。
吴忠中，现乐山一中党总支书记兼副校长。当我遇到挫折时，是他给我以充满热情的鼓励。
谷建芬，著名作曲家。她为我的“未来班”谱写的班歌，不但激励着我的学生奋发向上，而且也一直鼓舞着我“守好脚下这块净土”（谷建芬语）。
刘希亮，原《中学生》杂志主编。他曾专程从北京到乐山来采访我，给我以很大的鼓励。我给历届学生朗读的《爱的教育》，就是他赠送给我的。
唐建新，乐山市教科所原副所长，现深圳市南山区教研室工作。他给我以教育思想的直接影响。我的一个教改课题，就是在他的指导下获得成功的。
邓富源，眉山中学校长。他是我最初进行教育改革探索时的志同道合者，直到现在，我们还经常通过书信和电话互相勉励。
王宝祥，《班主任》杂志主编。是他发表了我的第一篇教育论文《师爱二题》；《班主任》杂志还曾全文发表我的《“未来班”实验报告》。
蒋自立，武汉市首义路中学原校长。他是我的“文友”，更是我的老师。我第一次到省外讲学，就是受他之邀。遗憾的是，现在我和他失去了联系。
丁如许，江苏泰州中学教师，优秀班主任。他以“班级活动教育”见长，给我以很大启发。虽然相隔遥远，但我们一直书信往来，互相交流，互相勉励。
程永宁，《教育导报》总编。由于他的支持，我在《教育导报》发表了一系列教育教学论文。
罗大宪，《教育导报》原副总编，现四川省教委办公室副主任。第一篇介绍我教育事迹的见报文章，就是他1988年采写的。
傅冠华，河南西华县五二农场子弟校政教主任。1991年春节前夕，他专程从河南来乐山一中看我，交流教育心得，令我感动至今。
朱根发，《河南教育》原编辑。是他为我开设了《集体主义情操教育》专栏，这是我第一次在教育报刊上发表专栏文章。
吴盘生，江苏无锡市教科所研究员，曾任中国驻乌克兰大使文化参赞秘书。他的来信，使我在教育理论方面获益不少。遗憾的是，我俩至今未曾谋面。
唐云增，江苏无锡市教科所研究员，已退休。班主任理论研究专家。他的亲切教诲和高尚人格，给我的教育以深深的影响。
王逢贤，东北师大教授，教育家。我曾冒昧去信向他求教，很快便收到他长长的来信。这封凝聚着教育前辈殷切期望的信，我一直珍藏着。
彭柏林，四川省委组织部干部。这是一位我很敬重的共产党人。在我教育历程的多次关键时刻，他都给我以强有力的支持和帮助。
杨兴政，成都玉林中学校长。我在玉林中学工作期间，他给我提供了教育探索的条件，我永远铭记他对我的事业曾有过的支持。
傅良材，成都玉林中学研修室主任。我刚到玉林中学便得到了他真诚的关心，对我后来的教育科研，他也曾给予大力支持和热情支持。
蒋杰根，成都玉林中学语文教师。我们是同事也是朋友，但他宽厚的为人，丰富的学识，让我更愿意把他视为兄长和老师。
刘传碧，成都玉林中学数学教师。和她合作三年，我从她身上学到了淡泊名利的做人态度、兢兢业业的工作精神和对学生真挚的爱。
郭景坤，成都玉林中学数学教师。他曾和我一起进行教改课题的研究，在教育教学的探索中，他给了我很大的帮助。
赵应红，原成都玉林中学政治教师。和她共事时，她曾对我的教育提出过许多好的建议，并曾为我出版专著尽力。
杨连山，《天津教育》编辑。他不但编发了我不少论文，而且1992年《天津教育》上围绕我班级管理方式的争鸣，使我颇为受益。
任维丽，四川科技出版社编辑。正是通过她的辛勤的劳动，我正式出版了第一本专著《青春期悄悄话——致中学生的100封信》。
史有为，《中学语文教学》编辑。体现我语文素质教育的几篇重要论文，都是她为我编发在《中学语文教学》上的。
范守纲，《语文学习》原副总编。他曾来信对我的教育思想和实践给予很高的评价和勉励。
唐晓云，《语文学习》副总编。他约我写的《让思想冲破牢笼——语文教学中学术氛围的培养》，被发表在《语文学习》“优秀青年教师名录”栏目。
鲍东明，《中国教育报》编辑。他鼓励我写了不少有一定价值的关于素质教育探索的文章。
王必成，成都市教科所普教室主任，语文特级教师。他对我教育思想和实践给予积极的肯定，并多次为我提供了宣传素质教育的讲坛。
吴玉明，成都市教科所语文教研员。她经常对我的语文素质教育实践予以具体的指导，并切在她的辅导下，我多次较为成功地上了语文教学公开课。
汪定远，成都市教科所语文教研员。他对我的语文教改探索，给予了多方面的理解与支持。
王绍华，成都石室中学校长。承蒙他的厚爱，我得以在石室中学这座具有悠久文化积淀和优良教育传统千年古校工作。
徐敦忠，成都石室中学语文特级教师，已退休。他曾精心辅导我写语文教研论文，并做认真评点分析。
王志坚，成都十二中校长。他对我的教育思想非常理解。早在80年代，他便关心着我的教育探索；现在还常常给予我许多有益的忠告。
冯惠芹，成都十二中数学教师。她所带的班和我的班曾结成“友谊班”，在班主任工作方面，我向她学了不少东西。
张新仪，乐山市草堂高级中学物理教师，我中学时的班主任，已退休。我的教育，一直有着她当年教育的影子。现在她还常常对我进行教诲。
杜道生，四川师大古汉语教授，我大学时的老师。我常常收到他写满小楷毛笔字的来信，阐述他对教育的许多精辟见解，给我以极大的启发。
喻钢，原四川邻水中学教师，我的大学同学。80年代，我们曾通过书信交流教改得失，我从他那里获益不少。
江清源，四川汉源二中教导处主任，全国优秀教师，我的大学同学。作为教育领域为数不多的同班同学之一，我们常常互相勉励。
李效宁，我的大学同学，原在四川省教委高教学会工作。在我遇到挫折时，他曾给我很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