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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利亚内地一座偏僻小镇的家里，看见了某种幻象；而七百年前的伊本·阿拉比也只能虚构出类似的光景，并把它写进《凤凰》一书中；哲学家阿尔金迪做了一个梦，梦中面孔模糊的他与被他拯救的众人，把君士坦丁堡从基督教徒手中夺了回来；甚至那位女店员，坐在伊斯坦布尔——阿尔金迪的梦后来果然在这里成真——贝尤鲁区一条后巷的一间布料店里，置身于满屋子的线轴、纽扣和尼龙丝袜堆里，也只能凭空呆想他的样貌。
相反，我们却能够轻而易举地描绘出鞑迦尔：根据布哈里的《先知史》中的叙述，鞑迦尔有一头红发，一只独眼，而《朝圣》中则提到，他的身份写在他的脸上；被他亚利西形容为粗脖子的鞑迦尔，在尼萨梅丁教长于伊斯坦布尔做白日梦写下的《独一真主书》中，还有一对红眼和沉重的身躯。我还在做菜鸟记者的那几年，有一份名叫《皮影戏》的幽默小报在内地广为流行，报上连载了一篇以一名骁勇善战的土耳其军人为主角的爱情漫画，故事中的鞑迦尔被画成脸缺嘴歪。这位在战斗中使尽花招耍弄我方军人、与君士坦丁堡众佳丽翻云覆雨、至今尚未被打败的鞑迦尔，有一个宽额头，大鼻子，没有胡子（符合我不时提醒插画者的建议）。相对于激起我们鲜明想像力的鞑迦尔，我们却惟有一位作家费瑞·凯末尔医生，能够以拟人化方式呈现人们企盼已久的无上荣耀救世主。他用法文写下《大帕夏》，然而此书到了1870年却也只能在巴黎出版，关于这一点，有些人认为是我国文学的一大损失。
只因为是用法文写成的，就把这部具体描绘它的形貌的独特作品，摒除于我国文学之外，这是既错误又可惜的，就好像指责俄国作家陀思妥耶夫斯基，其小说《卡拉马佐夫兄弟》中“审判长”这一段，是剽窃自那一篇微薄的论文——这种说法虽然令人难堪，但是在某些东方背景的出版物如《仪式的源泉》或《伟大的东方》中，的确曾被人提及。许多人吵闹不休地讨论究竟西方从东方偷了些什么，或是东方从西方偷了什么，关于这一类主题，总会让我再度兴起一个想法：如果这个我们称之为世界的梦之国境是一栋房子的话，那我们则像个梦游者，迷失在其中。各式各样的文学作品就像是不同的时钟，挂在屋子里各个房间的墙壁上。茫然迷失的我们，盼望能凭借时钟来定出自己的所在。现在来看看：
1。如果要说在梦境之屋的房间里，某一个滴答作响的时钟是正确的，而另一个是错误的，这么说很愚蠢。
2。如果要说房间里的一个时钟比另一个快了五个小时，这么说也很愚蠢。因为，依循同样的逻辑，也可以说前面的时钟比后面那个慢了七个小时。
3。如果因为其中一个钟指了九点三十五分，经过一段时间后，另一个钟也指到九点三十五分，最后得出结论说其中一个钟在模仿另一个钟，这种说法更是愚蠢至极。
伊本·阿拉比这位写了两百多本神秘书籍的作家，在科尔多瓦参加阿威罗伊葬礼的前一年，于摩洛哥写下了一本书，灵感起源于一个故事（梦境），内容是穆罕默德被带到耶路撒冷后，如何踩着一座梯子（阿拉伯文称为“米拉区”）登上天，从那里，他很仔细地看了一眼天堂和地狱，就像前面提到的《夜行》篇所叙述的。现在，让我们仔细评判伊本·阿拉比的描述：在他的引领下巡行七重天、他的所见所闻、他与众先知们聚谈的内容。再考虑到当年他写作这本书时，年届三十三岁（1198年）。若是从这几点就得出结论，说他书中的做梦女孩妮赞是“真的”，而但丁笔下的贝阿特丽采是“假的”；或者伊本·阿拉比是“对的”，而但丁是“错的”；或者《夜行》篇是“正确的”，而《神曲》是“不正确的”。这样的说法，正是我所谓第一种愚昧的一个例子。
《黑书》第三部分 13看谁在这里（6）
安达卢西亚的哲人伊本·图飞尔在11世纪时，写了《自修的哲人》一书，内容讲述一个孩童被遗弃在一座荒岛，他在岛上住了好几年，慢慢地学会尊崇自然、景仰那哺育他的母鹿、海洋、死亡、天空以及“神圣真理”。如果把这本书和丹尼尔·笛福的《鲁宾逊漂流记》相比，然后说前者“早了”后者六百年，或者说因为后者对于工具及物品的描述更为详细，所以伊本·图飞尔“晚了”笛福六百年，这两个结论，都是第二种愚昧的例子。
可敬的非利尤丁大师，穆斯塔法三世统治期间的一位伊斯兰教长，在听到一位口无遮拦的朋友说了一句鲁莽失礼的话之后，突然受到启发（那位朋友在某个星期五晚上来教长家拜访，看见他的书房里有一张精美的写字台，不禁说道：“尊贵的先生，你的书桌看起来就好像你的脑袋一样，乱七八糟啊。”），于是在1761年3月提笔写下一首双韵长诗，其中用了许多关于他的脑袋和写字台的比喻，以证明两者中的每样东西都是井然有序。他在诗中提出了一个观点，认为我们的脑袋也有十二个部分——就好像那精巧的亚美尼亚制写字台，有两个小柜、四个架子和十二个抽屉——以便让我们置放时间、空间、数字、文件，以及我们今日称为“因果”、“存在”和“必然性”的各种零星杂物。而在他二十年后，康德才把纯粹理性分类成十二个范畴。如果我们就因此推论说，德国人把土耳其人的概念据为己有，那么此种说法，正是第三种愚昧的例子。
费瑞·凯末尔医生，当他提笔描绘众人企盼已久的无上荣耀救世主时，并没有料到一百年后，他的同胞会用如此愚昧的方式来解读他的书，不过，要是他知道了，也不会感到太惊讶。毕竟，他一辈子就被包围在冷漠和忽视的光环中，致使他隐遁入一个寂静的梦里。今天，当我想像他那张从未拍照留存的脸时，眼前只浮现一个梦游者的脸：他已彻底上瘾。阿布杜拉曼·谢瑞夫写了一篇满纸诽谤的研究文章《新奥斯曼人与自由》，告诉我们，费瑞·凯末尔医生把他的许多病人变成和他一样上瘾。1866年他前往巴黎，抱着某种模糊的反叛意识——没错，就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第二次欧陆之旅的前一年！——并发表了几篇文章，刊登在《自由报》和《记者报》两份欧洲报纸上。他一直留在巴黎，甚至当青年土耳其党员与意见不合的宫廷达成妥协后，相继返回伊斯坦布尔，这时也不见他的踪迹＇1＇奥斯曼帝国末期，面临内忧外患，有许多土耳其知识分子力图展开维新改革，欧洲人称他们为“新奥斯曼人”。他们主张立宪政体，终止皇帝的独裁专制。在他们的压力下，苏丹阿布杜哈米提二世于1876年宣布君主立宪。＇1＇。既然他在书前序言中提到波德莱尔的《人造天堂》，或许他也知道我最喜爱的德昆西＇1＇德昆西（DeQuincey，1785—1859），英国作家，著有《一个鸦片瘾者的自白》。＇1＇，也许他正在尝试鸦片，不过在他书中谈到他的部分，却看不出有这类尝试的蛛丝马迹；相反，文中许多地方都透露出一个我们今日急需的逻辑概念。我写作这篇专栏的目的，便是为了散播这个逻辑，并把《大帕夏》中所提出的迷人构想，推荐给我们军队中爱国的军官们。
不过，要了解这个逻辑，我们必须先弄清楚该书的背景环境。设想一本书，蓝皮线装，印在草纸上，总共只有九十六页，1861年由出版商普雷马拉西斯在巴黎出版。设想其中法国画家（但尼叶）所画的插图，看起来不像旧时的伊斯坦布尔，反而像是今日的伊斯坦布尔，遍布着石头建筑、人行道和拼花石板路。设想这样的画面，现今的水泥老鼠洞、阴影、家具和周围环境，让人联想到的是各种悬吊通电的现代酷刑器具，而不是旧时用来维持秩序的石头地窖和简陋刑具。
书本一开始，描述了伊斯坦布尔的某条暗巷。四周一片寂静，只听得见守夜人用警棍敲打人行道的声音，以及远处街弄里野狗打群架的嗥叫。木房子的格子窗棂没有渗出半丝光线。几缕青烟从烟囱里袅袅飘散，漫成游丝般的雾气，沉淀在圆顶和屋脊上。深邃的阒静中，依稀可听见荒凉的人行道上传来一阵脚步声。听见了这陌生、新奇、出乎意料的脚步声，每个人——那些套上层层毛衣准备钻入冰冷被窝的人，以及那些早已躲入羽绒被下悠然熟睡的人——都认为那代表着佳音降临。
第二天，一扫昨夜的阴郁，处处弥漫着喜庆的气氛。每个人都认出了他，知道他就是“他”，大家明白那无止无尽、满载苦难的永恒岁月终于结束了。他出现在欢乐的人群中：重新和好的敌对宿仇、啃食糖渍苹果和麦芽糖的孩童、彼此嬉闹的男男女女、跳舞玩乐的人们。他似乎更像个被手足环绕的兄长，而不像那至高无上的救世主，走在悲苦的群众之间，指引他们美好的生活和一连串的胜利。尽管如此，他的脸上却有一抹疑虑的阴影，一丝忧惧，一丝不祥的预兆。然后，正当他沉思着在街道漫步时，大帕夏的手下把他抓了起来，关进一间石砌的地牢里。夜半时分，大帕夏手里拿着一枝蜡烛，亲自下到牢房里探视他，并与他彻夜长谈。
这位大帕夏是谁？由于我也和作者一样，希望读者能够不受干扰，自己找出答案来，因此我甚至不打算把他的名字从书中的法文翻译回原本的土耳其文。既然他是一位帕夏，我们可以得知他是一位伟大的政治家，或伟大的军人，或者只是某个位高权重的要人。从他谈话中的条理分明看来，我们可以假定他是一位哲学家或一个崇高的人物，拥有相当的智慧，就像某些关心国家民族利益甚于一己之私的有志之士，而在我们的土耳其同胞之中，也一再出现这类人物。一整夜，大帕夏滔滔不绝，而他专注聆听。大帕夏的逻辑和话语令他哑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