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身的。因此，在这一类的小说中，人物（描写对象）与作者的距离大大缩小，作品中渗透着较多的鲁迅的生命体验。读者在这些作品里所感到（读出）的悲哀、悲悯（《药》）、孤寂（《孤独者》），以致恐怖（《狂人日记》）、愤激（《头发的故事》）与复仇（《孤独者》），也在一定程度上属于鲁迅自身的刻骨铭心的情绪记忆。
“离去一归来一再离去”的模式，也称为“归乡”模式。在这一模式的小说中，无论是《祝福》《故乡》、，还是《在酒楼上》《孤独者》，叙述者在讲述他人的故事（例如祥林嫂的故事，闰王的故事，吕纬甫、魏连殳的故事）的同时，也在讲述自己的故事，两者互相渗透、影响，构成了一个复调。《故乡》的叙事是从“我”“回到相隔二千余里，别了二十余年的故乡”说起的，作者显然采取了横截面的写法，将完整的人生历程的第一阶段“离去”推到了后景。小说虚写了这样一个“我过去的故事”。“我”当年被“聚族而居”的封建宗法制度的农村社会所挤压，不得不离本乡、“逃异地”，到现代都市”寻求别样”的出路。二十年过去，依然在为生活而“辛苦辗转”，却失去了精神的家园。此番归来，正是为了寻梦：那“时时记得的故乡”不过是心象世界里的幻影。因此，整篇小说所写的其实是“我”的一个心理过程：“苍黄的天底下，远近横着几个萧索的荒村，没有一些活气”的现实图画逐渐取代那想象中理想化了的“神奇的图画”“西瓜地上的银项圈的小英雄的影像”由“十分清楚”，而变得“模糊”。而现实闰土的故事（还包括现实杨二嫂的故事） “我”无疑起了惊醒的作用，帮助我完成了幻景与现实的剥离。由希望而绝望，再度远去，从而完成了“离去一归来一再离去”的人生循环（在小说的外在形式上则表现为“始于篷船，终于篷船”的圆圈）。
《祝福》里其实也有一个“我的故事”，或者说，小说存在着三个视点，即“我”“祥林嫂”与“鲁镇”、，从而构成了三重关系：“祥林嫂与鲁镇”的关系是读者普遍关注的，它所展开的是“儒、释、道传统吃人”的主题；读者往往忽略了“我”与“鲁镇”的关系，其中正蕴含着“离去…归来…再离去”的模式。但“我”的回乡，却不再存有《故乡》的主人公那样的寻梦的奢望：“我”既明白故乡的一切没有、也不会变，又清醒于自己与鲁镇社会的不相容性，早已“决计要走”“我”注定是一个：没有家的永远的漂泊（流浪 ）者。但小说却出乎意外地安排了“我”与祥林嫂的会见，把两个故事联结了起来；而且让祥林嫂于无意中扮演灵魂审问者的角色，作为知识者的“我”则成了一个犯人，在一再追问下，招供出灵魂深处的浅薄与软弱，并终于发现自我与鲁镇传统精神的内在联系，“我”的最后再离去，就多少含有了对家乡现实所提出的生存困境的逃避的性质：这正是对“离去…归来…再离去”模式的内涵的又一个深刻的揭示。
《在酒楼上》里“我”有一段自白，特别引入注目：“北方固不是我的旧乡，但南来又只能算一个客子，无论那边的干雪怎样纷飞，这里的柔雪又怎样的依恋，于我都没有什么关系了。”这里所表现的是一种更深沉的无家可归的悬浮感，无可附着的漂泊感。它既表明了中国现代知识分子与“乡土中国”“在”而“不属于”的关系，更揭示了人在“飞向远方、高空”与“落脚于大地”之间选择的困惑，以及与之相联系的“冲决与回归”、“躁动与安宁”“剧变与稳定”“创新与守旧”……两极间摇摆的生存困境。在这背后，隐藏着鲁迅的心的绝望与苍凉。
但鲁迅自己又对这样的绝望提出了质疑：他在宣布“希望”为“虚妄”的同时，也宣布了“绝望”的“虚妄”。于是，在《故乡》的结尾，那“一轮金黄的圆月”又作为理想的象征重新高悬，并且激发出新的奋进，相信“走的人多了也便有了路”，这“走”正是对世界与自我双重绝望的抗战。鲁迅的好几篇小说都有类似的结尾：《在酒楼上》里，“我”告别了吕纬甫，“独自向着自己的旅馆走，寒风和雪片扑在脸上，倒觉得很爽快”；《孤独者》中“我”离开了魏连殳的死尸，“我的心地就轻松起来，坦然地在潮湿的石路上走，月光底下” 鲁迅的小说往往在结构。上有一个“顶点”：或是情节上人物的死亡，或是情感、心理上的绝望；又反弹出死后之生，绝望后的挑战，然后嘎然而止：这当然不是纯粹的结构技巧，更是内蕴着“反抗绝望”的鲁迅哲学和他的生命体验的。
（二）“格式的特别”——“创造新形式的先锋”
20 年代沈雁冰（茅盾）对鲁迅小说有一个重要的评价： 在中国新文坛上，鲁迅君常常是创造‘新形式’的先锋；《呐喊》里的十多篇小说几乎一篇有一篇新形式，而这些新形式又莫不给青年作者以极大的影响，必然有多数人跟上去试验。”（注：雁冰《读〈呐喊〉，原载 1923 年 10 月 8 日《时事新报》，《学副刊灯》）。今天人们也同样关注与强调鲁迅小说的实验性。鲁迅确实是完全自觉地借鉴西方小说形式，通过自己的转化、发挥，以及个人的独立创造，以建立起中国现代小说的新形式。他的《狂人日记》之所以被称为第一篇现代白话小说，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它打破了中国传统小说注重有头有尾、环环相扣的完整故事和依次展开情节的结构方式，而以 13 则“语颇错杂无论次”“间亦略具联络者”的不标年月的日记，按照狂人心理活动的流动来组织小说。在艺术表现上，作家不是站在第三者的立场去描述主人公的心理状态，而是通过主人公的自由联想、梦幻，直接剖露他的心理；也不像传统小说那样，作者的叙述（介绍人物、铺陈情节、描写环境等）和作者对人物的心理描写之间界限分明，而是使作品中所有叙述描写都带有主人公的感情色彩，都渗透于主人公的意识活动之中。而《狂人日记》尤其富有创造性尝试，小说“日记本文”采用了白话文体，却又精心设计了一个文言体的“小序”，从而形成了两个对立的叙述者（“我”与“余”），两重叙述，两重视点。白话语言载体里表现的是一个“狂人（非正常）的世界”，主人公却表现出疯狂中的清醒，处处显示了对旧有秩序的反抗；文言载体却表现了一个“正常人的世界”，主人公最后，成为候补（官员）。这样，小说文本就具有了一种分裂性，对立的因素相互嘲弄与颠覆、消解，形成反讽的结构。
《呐喊》第二篇《孔乙己》又在小说叙述者的选择上煞费苦心。小说的核心孔乙己与酒客的关系，已经构成了“被看/看”的模式；在这个模式里，作为被看者的孔乙己（知识分子）的自我审视与主观评价（自以为是国家、社会不可或缺的“君子” 清白”，“而高人一等）与他（们）在社会上实际所处的“被看（亦即充当人们无聊生活中的“笑料”）地位，两者形成的巨大反差，集中反映了中国知识分子地位与命运的悲剧性与荒谬性。但作家并没有选择孔乙己或酒客作为小说的叙述者，而是别出心裁地以酒店里的“小伙计”充当叙述故事的角色。这样，他就可以以一个旁观者的身份，同时观察与描写孔乙己的可悲与可笑，看客的麻木与残酷，形成一个“被看/看”的模式，以展开知识者与群众的双重悲喜剧。而小伙计自己，随着小说的展开，也逐渐参与到故事中来，先是“附和着笑”，后又冷酷地拒绝了孔乙己教自己识字的好意，从而构成了一个被看客同化的精神悲剧。他的背后正在隐含作者在“看”，从而形成第三个层面上的“被看/看”结构。而读者在阅读的开始是认同于叙述者的有距
离的旁观态度的，但随着叙述的展开，就逐渐远离叙述者，而向隐含作者靠拢，从小说外在的喜剧性中看到了（体味到了）其内在的悲剧性。读者、隐含作者、叙述者与人物就置身于如此复杂的小说叙述多络之中。呈现出既非单一的，又是动态的复杂心理、情绪、美感反应。而这一切复杂性又显现于极其简练的叙述语言与极其舒展的叙述风格之中：这正显示了鲁迅非凡的艺术创造力。
从作者、读者、叙述者与人物的关系出发，人们对鲁迅的《阿 Q 正传》又有了如下发现：在第一章《序》里，叙述者一面以全知视角出现，却一再申称自己并非全知，连阿 Q 姓什么、名字怎样写、籍贯在哪里都不知道，这就构成了对全知叙述的嘲弄。与此同时，作者与读者也对人物（阿 Q）的命运采取有距离的冷然观照，甚至略带嘲讽的态度。但随着小说的展开，叙述者的观点逐渐集中于阿 Q 的行为与意识，转向限制叙述；作者与读者与人物之间的距离也由远而近：他们在阿 Q 身上发现了自己。到小说结束时，临刑前阿 Q 在幻觉中看见饿狼的眼睛在“咬他的灵魂”，以及最后“救命”一声呐喊，已经融入了作者与读者自身的心理体验，因而具有一种震撼人心的力量。这里，作家（以及一定程度上的读者）主体精神、生命体验的介入（融入），是充分体现了鲁迅小说的“主观抒情性”的特征的。
沿着这样的思路去读《伤逝》，就可以发现，小说的重心可能不在那失败了的爱情本身，而在于涓生明确意识到与子君之间只剩下无爱的婚姻“以后”，他所面临的两难选择：“不说”出爱情已不存在的真相，即是“安于虚伪”，“说”出，则意味着“将真实的重担”卸给对方，而且确实导致了子君的死亡。这类无论怎样都不免空虚与绝望，而且难以逃脱犯罪感的“两难” 正是终身折磨着鲁迅的人生困境之一，直到逝世前他还写了一篇《我要骗人》，表露他渴望“披露真实的心”；却还要“骗人”的矛盾与相伴随的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