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船身微微的左右欹斜，这两点星光，也徐徐的在两旁隐约起伏。光线穿过雾层，莹然，灿然，直射到我的心上来，如招呼，如接引，我无言，久——久，悲哀的心弦，开始策策而动。
这种散文的词汇句式既保留了某些文言文的典雅、凝练，又适当地“欧化”，使句子更能灵活、婉转、流动，有自然跳荡的韵律感。在开展白话文运动刚刚几年时间，冰心能将文言文、
白话文与西文调和得如此完美，难怪能引起普遍的欢迎。冰心对建立与发展现代文学语言是卓有贡献的，不过她的作品读多了也会感到格调偏旧，因为她突竟是属于以旧文学为根基的早期新文学作家。
朱自清（1898——1948 年）是极少数能用白话写出脍炙人口名篇（可与古典散文名著媲美）的散文家。他的重要性如很多评论家所公认，只要学校选讲范文，或编文学史，谈到现代散文的语言、文体之完美，朱自清必被提及。他擅长写一种漂亮精致的抒情散文，无论是朴素动人如《背影》，或者明净淡雅如《荷塘月色》，委婉真挚如《儿女》，从中都能感到他的诚挚和正直。他既不满意陶醉于抒写琐屑小事的“言志派”，也不满意后来的所谓幽默派，写作态度严肃不苟，始终执著地表现人生。《桨声灯影里的秦淮河》《温州的踪迹？绿》《荷塘月色》是他写景抒情的名篇，都体现出作者对自然景物的精确观察，对声音、色彩的敏锐感觉，通过千姿百态、或动或静的鲜明形象，巧妙的比喻、联想，融入自己的感情色彩，便构成细密、幽远、浑圆的意境。他的散文结构缜密，脉络清晰，婉转曲折的思绪中保持一种温柔敦厚的气氛。文字几乎全用口语，清秀、朴素而又精到，在20 年代就被看作是娴熟使用白话文字的典范。不过有时令人稍感着意为文，不如后来的散文（如《欧游杂记》和《伦敦杂记》）更成熟自然。《背影》只是质朴地叙说父亲送别儿子的一段场景，可他捕捉到一二不可言说的典型细节，注入了一股对劳碌奔波的老父的至亲深情，表现出小资产者在旧世界一生颠簸挣扎的可悲命运。这样，就很容易打动无数身受飘零之苦的人，不难解释为什么此篇能那样长久地激起读者的心潮了。
丰子恺（1898…1975 年），从 20 年代中期开始写小品，此时期的散文结集有《缘缘堂随笔》 他的特殊之处是以某种源自佛理的眼光观察生活，于俗相中发现事理，能将琐细的事物叙说得娓娓动听，落笔平易朴实，有赤子之心，如他的画一般，透露着心地光明、一无沾染的品格风貌。作者在看见人世间的昏暗后，企图逃入儿童的世界，加上佛理的渗入，文章萧疏淡远，带着哲理深味，染有清淡的悲悯之色。
梁遇春（1904…1932 年）的《春醪集》和《泪与笑》收入他 20年代中期以后的随笔。20 年代人称梁遇春为中国的“伊里亚”，是因为梁的作品确受英国 Essay，尤其是查理？兰姆的随笔的影响。梁遇春耽于思索，他的随笔也有许多对人生哲理的探求和洞明的见解。他喜用絮语笔调，随意而坦诚的谈吐中不乏睿智的思辨。《春醪集》谈论知识，探索人生，或旁征博引，引类取比，或触景生情，浮想联翩；语言机智而有文采，潇洒自如，玲珑剔透；时有思想的火花，却缺乏如炬的目光。在小小题目里开掘微言大义，引用外国的经典、警句，信手拈来，处处切题。梁遇春有股孤傲气，他那懒散的绅士风度，不愿受任何拘束的个性及享尽人生的主张，促使他喜好标新立意，怀着极大的兴趣来谈“人死观”“流浪汉”、，阐发悲哀是最可爱的东西等等。连睡懒觉这类的题目，他都能拉闲扯散，妙语连珠，好像比一般常人更能体味人生的滋味似的。梁遇春的散文，很能反映出“五四”散文品格多姿多彩的一面，待到 30 年代文坛被政治性战斗性的主潮所占领，像梁遇春这种绅士风的散文也就失去了广大读者，只赖未来的文学史家来品鉴它那小而晶莹的光泽了。
文学研究会其他重要的散文作家还有许地山。他不仅小说写得别致，散文集《空山灵雨》也另有情调：近似散文诗，渗入宗教气氛，既有对现实的不满，也有对人生哲理的探求。名篇《落花生》质朴短小，有寓意，主张人生“要学花生，因为它是有用的，不是伟大好看的东西”，这又是他生活态度扎实的一面。写实风格最强的是叶圣陶、郑振铎和茅盾，他们的散文，有充实的“人生派”内容，社会性较浓。“五卅”惨案期间，这三位文学研究会的中坚作家，都发出了愤怒的呼喊。叶圣陶的《五月卅一日急雨中》，一反他平时的纯朴、严谨，爆发出炽热的反帝激愤，全文具有急雨般的节奏和悲愤慷慨之情。《藕与莼菜》抒发对故乡的情思，由物及人，平淡从容，便是他惯常的文风了。郑振铎的《街血洗去后》《六月一日》都是“五卅”后不久写出的，沉痛的感情以质朴的语言出之。他的《山中杂记》，真率、俊逸，只是视野不够阔大。茅盾写有《五月三十日的下午》《暴风雨》、，也是“五卅”时产生影响的作品。他旅日时期写的一组散文， 《宿莽》 其中的收入集，《叩门》、《雾》、《卖豆腐的哨子》等，反映了他处于革命转换时期的思索和探寻，有时代的苦闷，也有新的期望，是用诗的情绪交织成回荡起伏的怅惘滋味，显露了茅盾文学气质的又一侧面。他作为一个成熟的散文家，是在抗战以后了。
还有一位较特殊的文学研究会作家是早期共产党人瞿秋白（1899…1935 年）。他这时有《饿乡纪程》（即《新俄国游记》）和《赤都心史》问世。这两部散文集是作者以《晨报》特约记者的身份赴苏考察的结晶，根据亲身的见闻向国人真实报道十月革命后的苏俄真相，又留下作者自己的思想印痕。书中并不回避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缔造中面临的重重困难，但以深沉的感情表现苏联人民建设的乐观精神。文章中常回荡着俄罗斯式的悲壮、雄浑的格调。此为中国报告文学的先声。瞿秋白还擅写杂文，30 年代，在他的许多杂感随笔都是针砭弊或参与论争的，作品深烙有那个革命年代的精神印记。
此外，文学研究会的散文作家还有擅写散文诗的王统照，以感伤的书信体散文赢得读者的庐隐，以及属于乡土文学派的鲁彦、蹇先艾等。
四 郁达夫和“创造社”作家散文
创造社在“五四”时期是狂飙突进的浪漫派，这一派作家的散文，与其小说和诗歌有共同的基色。特别是郁达夫，他的率真、坦诚、热情呼号的自剖式文字，无所隐饰地暴露赤裸裸自己，称得上是个独树一帜的散文家。他声称比起小说来，“现代的散文，却更带有自叙传的色彩了”（注：郁达夫：《中国新文学大系？散文二集？导言》）。他和郭沫若散文的主要方式，确实都有直接倾诉自身的遭遇，发出对龌龊的现代文明和官僚社会的切齿诅咒，又带有时代病的感伤。他早期散文以恣肆的文字喷发激愤，只是被自己小说的文名所掩，人们注意散文家郁达夫，是在他大量制作小品游记的 30 年代了。《归航》记述作者离日返国时的复杂心情，既厌恶给自己带来屈辱、压抑的异国生活，又有某种不忍诀别的心情，胡乱游走的狂放变态，以及想象用手枪击杀得到中国少女青睐的西洋人的那种情绪之流，无所顾忌地在文中迸涌。《还乡记》与《还乡后记》写作者回乡旅途及抵家后所见所感，表达一个穷困潦倒的知识分子对贫富不均社会的强烈不平，也有消极遁世的思想渗透着。《给一个文学青年的公开状》鼓动青年反叛现实社会，语言直露，构想新奇，宣泄感情的冲击力足以惊世骇俗。稍后写作的《一个人在途上》，把作者对亡儿的至情，表达得感人肺腑。郁达夫写散文大都在畅述自己的生活遭遇，直接抒发感伤情怀，常常像跟亲友诉苦或聊天那样，不拘形式的倾诉使你感动。读他的散文，就如同走进了他的生活。这样真率自然的写法，不但在传统散文中少见，在新文学中也很独特，那酣畅的神韵得益于古典文学修养。他自哀自怜过甚，是消极的一面，也是当时一部分知识青年的共同心境。文中夹杂的一些色情描写，是他发泄悲抑、郁闷的特殊方式，自然也含有对女性的变态心理。他的散文有时支离散漫，缺少节制，不讲究章法，质量上不平衡。但郁达夫的影响长期存在，说明一种十足个性化的文学，也是
能有充沛的时代性的。
郭沫若本质上是一个抒情诗人，所以他的作品无一不具诗情，他的散文与小说实在很难严格地区分。《月蚀》《卖书》都是通过个人贫困的遭际，向社会发出悲愤呼叫的。《路畔的蔷薇》等六章小品，牧歌式地抒发青春的欢悦与离乡去国的孤寂。他虽然也如郁达夫，习惯于主观情愫的倾泻，但有更多的社会和政治色彩。30 年代发表诸多叙述参加革命历程的自传体作品，也可归入散文创作之列。
五、“语丝”派和“现代评论”派的散文
“语丝”派以 1924 年创刊的《语丝》杂志为创作集结地，不过作为一个散文流派，与《新青年》有较明显的渊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