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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这里。新文学所本的人道主义具体指个人主义的“人间本位主义”，只有作家自己觉悟了，“占得人的位置”，才能“讲人道，做人类”。周作人将新文学的本质界定为“重新发现‘人’的一种手段，根据目标在助成人性健全发展。1919 年初，周作人又提出“平民文学”的概念（注：周作人：《平民文学》《每周评论》1919 年第 5 期。），实际上是“人的文学”的具体化。周作人将封建传统的旧文学概括为“贵族的文学”，认为“平民的文学”恰是反其道而行之的。其两者间的区别并非说“这种文学是专做给贵族或平民看，专讲贵族或平民的生活，或是贵族或平民自己做的”，而主要是指，“文学的精神区别，指它的普遍与否，真挚与否”。 周作人指出平民文学应以通俗白话语体描写人民大众生活的真实情状，贵实地反映“世间普通男女的悲欢成败”，描写大多数人的“真挚的思想与事实”。周作人所提倡的“人的文学”或“平民文学”，是以人道主义为本的“为人生的文学”，强调文学是人性的，是人类的，也是个人的。这些主张虽然有些抽象，但恰与“五四”时期个性解放的热潮相合，所以有相当的代表性，对文学革命的推进起到很大的作用。
“人的文学”口号的提出给周作人带来很高的声誉，但周作人很快就对其表示怀疑，他开始反省这口号中包含的功利主义。1920 年 1 月周作人做了一次题为《新文学的要求》的讲演，针对当时新文坛中已经出现的“人生派”与“艺术派”的分野，提出自己的见解。他认为“为什么而什么”的态度是不可取的，因为“人生派”的流弊“容易讲到功利里边去，以文艺为伦理的工具变成坛上的说教”。文学根本不必 “为什么”，只是用，“艺术的方法”，表现作者对于“人生的情思”。1923 年周作人结集出版了评论集《自己的园地》，进而强调尊重创作个性，抒写表达作者各自的情思，既反对“以个人为艺术工匠”的“为艺术派”，又反对“以艺术为人生的仆役”的“为人生”派，而主张“人生的艺术派”。新文学从诞生之日起就肩负思想启蒙的使命，是比较讲求社会功利性的，这适应了时代需求，但又有轻视创作个性发展的偏颇。周作人转而提出“自己的园地”的文学观，对新文学中日益膨胀的功利性是一种清醒的制约。后来，周作人在《中国新文学的源流》等著述中又试图探讨新文学与传统文学的衔接汇通，推崇“即兴言志”的创作心态，强调尊重文学的独立性与维护自由表达思想见解的文学原则。周作人逐渐由新文学主潮的带头人，变为自由的思想者，并日益超离了主潮。他的“自己的园地”的文学观，实际上也是后来许多倾向自由主义的作家的共同追求。
周作人的贡献还在于对现代散文文体的理论确认。传统文学中的散文泛指与韵文（包括骈文）相对的所有散文体文章，文学散文与非文学的文字没有明确界限，文学散文未能独立出来成为一种文学体裁。文学革命以后，文学性散文创作兴起，有必要对文学散文进行文体确认。刘半农最早提出将“文学的散文”与“文字的散文”区别开来，但其所谓“文学的散文”还包括小说、杂文等等，并没有从几种文体中独立出来。一直到1921 年 6 月周作人发表题为《美文》（注：周作人：《谈虎集》上卷，北新书局 1928 年版）的文章，才真正从理论上确认了文学性散文的地位。该文将那种以抒情叙事为主的艺术性的散文视作美文，摆到了与小说、诗歌、戏剧并列的位置，实际上也就阐明了艺术性散文的文类品格。周作人自己不但能写一手别有韵味的散文，主要是小品文，而且常作散文批评，强调好散文需具备饶有“趣味”的内容，“平淡自然”的气质，追求能引发读者体味思索的“涩味”与“简单味”，虽然这些批评概念更多的是体现他对名士风致的崇好，但他的散文批评也更能从一个角度切近散文创作的规律，上升到美学批评的高度。
在文学革命初期和后来的发展阶段，另一些作家也有理论上的贡献，如鲁迅主张白话文运动应当以“灌输正当的学术文艺”并以“改良思想”为“第一事”（注：鲁迅：《渡河与引路》，《鲁迅全集》第 7 卷第 35 页。），沈雁冰所提出的相对完整的“为人生”的文学观，李大钊初步尝试运用马克思主义解释“什么是新文学”（注：李大钊：《什么是新文学》，1919 年 12 月 8日《星期日》社会问题专号），郭沫若所提出的注重内在情感自然流露的“自我表现”说（注：郭沫若：《印象与表现》《时事新报》副刊 1923 年 12 月 30 日），成仿吾对实用批评的尝试，还有梁实秋对“五四”文学的批评，等等，都从不同角度探讨了新文学的本质与路向，共同组构了第一个十年活跃的文学理论空间。
四、文学创作潮流与趋向
第一个十年的文学发展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
1917 年 1 月到 1919 年“五四”运动爆发，是文学革命初期，新文学创作还刚刚萌芽，除了鲁迅的几篇小说外，一般还很幼稚，旧文学的胎记较为明显，新文学作家多是为了反对文言文才去尝试写白话作品的。实际上这是一个准备阶段。
“五四” 到1926 年 “三？一八”惨案，这一段思想最解放，创作也最活跃。鲁迅的《呐喊》、《彷徨》和郭沫若的《女神》中的大部分诗作，都是在这期间写成的，新文学第一代重要作家大都在这时期登上文坛，一些创作流派开始形成，各种文体也有了较大的发展，新文学初步站住脚跟，显示了声威。
“三？一八”惨案到 1927 年“四？一二”事变，革命形势急剧发展变化，许多新文学作家投身到南方革命阵营和北伐战争中，创作一度沉寂，但这一时期开始的对于“革命文学”的理论提倡和创作的最初试验，都为下一时期无产阶级文学的兴起奠定了基础。
第一个十年，特别是“五四”时期，是历史大变动大转折时期，新旧思潮的激烈交战，东西方思想文化的融会撞击，造成了纷繁多变的文学现象。但纵观这一时期的创作，也可以发现某些共同的文学兴趣与归趋，或者说是与“五四”新思潮相关的体现在创作上的时代品格，这不但与传统文学根本不同，而且也区别于现代文学史上其他时期的文学。
一是理性精神的显现。
从《新青年》鼓动“文学革命”开始，新文学的先驱者们就主张文学服膺于思想启蒙，注重将文学作为改造社会人生的工具，强调以现代科学与民主的精神去指导新文学的创造，使第一个十年的现代文学具有了强烈的理性批判的色彩。鲁迅的《呐喊》与《彷徨》等作品贯穿着如何疗救社会病苦、改造国民性的思考，重在对封建制度的彻底揭露与批判，以及对农民和知识分子在反封建思想革命中所面临的矛盾与危机的考察，其理性色彩体现为清醒的现实主义批判精神。在鲁迅的影响之下，标榜“为人生而艺术”的文学研究会，更推出一大批执著于反映社会人生的作家，他们的创作也大都执意探察人生社会的究竟，对传统的思想文化进行价值的重新估定。就是倾向浪漫主义的创造社作家，他们也往往在表现自我的同时，用批判的眼光探求人生社会。所以郭沫若的《女神》中有“泛神论”的哲学思考，郁达夫的小说中有对道德及心理范畴的严肃探索。以这时期创作题材而言，不管哪种流派作家，大量描写的都是婚姻爱情与个性解放。而这种“题材热”的产生，主要也是由于“五四”新思潮唤起了作家们对人的生存价值以及种种人生观问题的思索，表明中国新一代作家开始有了现代意味的自我认识。他们摆脱传统的思维方式，力图借助科学与民主的精神去观察与思考生活。可以说，“重新估定价值”的理性批判精神与由于“人的发现” “文学的发现”引起的理性探索精神，是贯穿于第一个十年的几乎所有的作品中的。
这种理性的追求对各种文体的发展都有过直接的影响。“五四”的作家自觉地寻求能够包容更多的社会学、伦理学、历史学、哲学，以至政治学内容的“边缘”性质的文学形式。 1921如年前后出现的第一个小说创作浪潮，就是带浓厚理性色彩的“问题小说”热。年轻的小说家们只是试图通过小说来提出问题，讨论问题。虽然由于理性的过于浅露而造成艺术上的幼稚生硬，但总的来说，问题小说的重理性顺应了“五四”时期“思考的一代”探究人生社会的风气。初期新诗也是“有意为之”的，由于说理和写实的成份太重，诗味往往不足。而“五四”后，冰心、宗白华等人提倡的“小诗”，更是在抒情之中时常揉入哲学的联想。从《新青年》“随感录”的作者群开始的现代散文，也是重议论，重批评的。特别是鲁迅的《随感录》，一出手就充满理性的战斗的锋芒。这条线一直贯穿下去，在第一个十年以至整个现代文学史上，始终有重议论的、批评人生的杂感式散文。鲁迅的《野草》虽然重在抒情和表达内心，处处蕴含着生命的体验与追寻，哲理味也是很浓的。就是当时提倡的以抒情
写景为主的“美文”，如冰心、许地山、朱自清和周作人的一些缜密、漂亮或冲淡的小品，许多也还是探讨人生社会究竟，不乏理性色彩的。
自觉地在创作中追求理性的精神，是“五四”时期科学民主思潮的一种反映。不过作为文坛主体的知识分子，当时没有也不可能形成自己独有的哲学思想，急剧变化的时代很快就将他们抛向严酷的现实，不允许他们坐而论道，讨论比较抽象的人生问题，所以他们的创作即使接纳了西方近代思潮的影响，有追求理性的一面，终究不同于欧洲启蒙时期文学那样具有纯粹的思辨色彩。
二是感伤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