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播里打“议题广告”，挂羊头卖狗肉；同时也提高“硬钱”的上限（比如，个人捐款数额从 1000 美元上升为 2000，个人一年可以用于支持选举的钱数最高从 2。5 万上升为4。7 万左右）。就是说，如果我是比尔·盖茨，我现在一年最多只能掏四五万的“硬钱”，但是一分钱“软钱”都不能掏了。从此以后，6 位数以上的政党捐款就是违法的了。可以看出，这个法案的宗旨，是进一步打击集团捐款和超级富豪的力量，增强散户的力量，尤其是中产阶级的捐款力量。毕竟，美国是一个以中产阶级为主的社会，羊毛还需出在羊身上。
自然，“政治平等派”的这个胜利，是对“言论自由派”的一个重大打击。不到一个月，从美国最大工会 AFLCIO 到共和党议员 McConnell，从基督教联盟到民权联盟，这些昔日的“敌人”，竟然团结起来，共同把“联邦选举委员会”告上了最高法院，称这个新法案“违宪”，认为它禁止集团或者个人向其支持的政党“慷慨解囊”，是对“言论自由”的公然践踏。2003 年 12 月 3 日，最高法院作出裁决，以 5 比 4 的微弱优势，裁定该法案“合乎宪法”。可以说，“政治平等派”在一个更高的山头插稳了旗帜。
总的来看，从 70 年代开始，美国竞选法案是沿着“政治平等”的方向前进的。虽然那些走投无路的“软钱”目前还在寻找影响政治的方式（据说目前的逃窜方向是具有党派倾向的民间团体），虽然“言论自由”派还在为有话不让说而忿忿不平，虽然无论怎么样改革，富人的选举捐款势必多于穷人，但是选举改革的方向，始终是防止经济上的不平等转换为政治上的不平等。马克思说资产阶级社会里的自由是资产阶级的自由，但是观察美国竞选法案的变迁，我们发现“资产阶级言论自由”，在选举捐款问题上，实际上是在一个被围追堵截的过程中。如果民主选举是一场盛宴，正是成千上万个名不见经传的、出于个体利益或者“信念”而从自个儿腰包里掏钱的“小人物”，自告奋勇地在给它“买单”。
建设世界一流中小学中国高校的发展正处于一个“大跃进”的阶段。据统计，1998 年中国的大学招生人数还只有107 万，到 05 年已经有 500 万左右，不到十年，升学率从 9％上升到 21％。这种“大跃进”趋势对高等教育本身的贡献有多大不甚清楚，但是它的财政后果却令人堪忧。前一段，媒体曝光说吉林大学欠贷 30 亿，引发许多高校都纷纷出来吐苦水，“倾诉”自己的财政问题。
其实，高校的财政危机是整个社会缺乏“财政问责体制”的一个表现而已。它与政府给一些效率低下的国企“有去无回”地砸钱异曲同工，甚至在某种意义上更糟：国企产品质量如何、竞争力如何，市场还可以检验，教育质量如何检验就要难得多；国企缺乏竞争力还可以通过拍卖、并转甚至破产等方式重组，高校哪有这么容易重组？如果说公共投资的一个弊端是“财政软约束”，那么高校财政体制是这个“软约束”问题里最软的环节之一。高校管理层大约也正是因为看透了这一点，所以才抱定一种“大学请客，政府买单”的态度搞“大跃进”。
高校这种“我请客，你买单”的轻浮态度，正好与政府“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虚荣心一拍即合，导致了大量公共资源稀里糊涂地流入高校、不明不白地被花掉。一方面，中国的基础教育投资稀缺，许多孩子们识字的机会都没有；另一方面，我们成天嚷嚷着要“建设世界一流大学”，一会儿“211 工程”，一会儿“985 工程”，钱哗哗地往高校倒。“一流大学”的愿望虽然美好，但我总觉得有点家里这边还缺米下锅、那边就非要跟邻居比谁家计算机配置更先进的意思。
就在中国这些年忙着“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时候，美国近年的一个重头戏却是“建设世界一流中小学”。
美国的中小学教育和中国的中小学教育，似乎是一个连续谱的两个极端。中国的孩子学习书包重课业难补习班层出不穷，是作业和成绩的奴隶，美国则似乎相反，孩子作业少课业简单放学早课外活动多……一个极端固然不好，另一个极端却未必就好。调查表明，美国中小学教育质量不佳。03 年 OECD 的一个报告指出，在 38 个被调查国家中，美国 15 岁学生的数学能力排 24，科学能力排 19，阅读能力排 12，解决问题能力排 26。在一个竞争激烈的全球化时代，一个国家放弃基础教育，就是放弃未来。美国这样一个一心领导世界的国家，怎么会听任自己的中小学教育沦为“二流”呢？
“不让任何孩子掉队”（No Child Left Behind）的教育改革方案，就是在这个背景下出台的。它是联邦政府针对公立中小学的一场教育改革，01 年底国会通过，02 年初由布什签署，至今已经 5 年。
这个改革的宗旨就一条：让公立学校对公共资金负起责来。其核心举措是用标准化考试的方式对 3 到 8 年级的学生的阅读和数学能力进行年度检测，以此衡量公立学校的教育质量。
如果学校连续两年不能提高学生的阅读和数学能力，那么就应该允许学生转到别的学校去。
如果连续五年没有改进，就可能更换该校的领导管理层。当然，该法案还包括其它的重大举措。包括加大联邦政府的教育投资力度；考核教师的水平，给教师的“上岗”设立一个门槛；让家长对学校教育方式有更大的发言权，也给家长择校更大的自由等。
这个教育改革的本质，可以说是“将竞争机制引入计划经济”。美国教育部声称，此项教育改革 5 年来成效显着：9 岁儿童过去 5 年的阅读能力提高程度超过之前 28 年的总和，为 1971来最高；数学能力也是 1973 年以来的最高点（13 岁儿童的数学能力则为有史以来最高）；9 岁黑人和西班牙裔儿童的数学能力达到新高，白人学生和有色人种学生的差距缩到有史以来最小。
当然，这项改革也不是没有阻力。最大的阻力，显然来自于教育系统内部。这其实不难理解，以前我就是制造产品就行了，现在你非要加一道产品质量检验的程序，还要考核我的技术水平，我当然不乐意了。教师本来就是工会势力的“重镇”，加上政府的钱谁花起来都不心疼，所以说这项改革的确是触动了一个重大利益集团的根基。
但是，另一方面，也不能不看到。这项改革带来一些意想不到的不良后果。比如，由于标准化考试的标准是州政府决定的，一些州为了“出成绩”，刻意地压低自己的考核标准；又比如，不少老师抱怨这种考核方式只是鼓励“应试教育”，并不一定真正提高学生们的水平；还有人指责联邦政府投资力度不够……当然，这些批评很大程度上是技术性的，对“公共教育质量应该有评估标准”这个核心，并没有太大争议。
其实，这项改革体现的是民主体制的基本精神之一：公共资源的要对公众负责。让贪官污吏们公款吃了喝了固然令人痛心，但即使是用在公共事业上，如果对这些钱花的效率效果不闻不问，一味砸钱“连个响”都听不到，同样是浪费的一种。事实证明，公共教育是投资的问题，但不仅仅是投资的问题。如果没有对教育质量进行考核的问责体制，再多的钱都可能打水漂。
比利时人均教育投资只有美国的一半，但因为开展公立学校之间的竞争，学生水平远在美国之上。虽然考核体系可能强化教育中的“应试”成分，但是别忘了，美国不是中国，美国的国情并不是孩子们背着小山一样的书包起早贪黑地做作业，而是孩子们书包都用不着背下午三点就放学青少年中吸毒怀孕暴力事件层出不穷。这项改革的目标并不是用学习成绩来衡量学生并以此决定他们的未来，而是用考核来衡量学校的教育质量从而督促校方和教师尽责尽职。
就在中国忙着“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时候，美国却在忙着“建设世界一流中小学”。中国的某某大学又上了某某大学排行榜固然鼓舞人心，不过我总觉得先吃饱肚子再跟邻居比计算机配置更合情合理。事实上，即使就“效益”而言，重视基础教育也是一件“合算”的事。据统计，教育投资的社会回报中，初等教育回报最大，高等教育最小。发展中国家尤其如此，初等、中等、高等教育的社会收益率分别为 23％、15％和 11％。道义上就更不用说了，如果说建成几个世界一流大学是为中国“锦上添花”，那么填补基础教育的财政漏洞则是“雪中送炭”。
政府的职责到底是锦上添花还是雪中送炭，我觉得，这事没什么好讨论的。
有钱人该交多少税我以前单知道人类社会中会产生明星，却不知道在病类中，也会有明星。然而，“非典”这半年来以其神秘、凶猛而名声大躁，雄辩地证明了就是病，也能病出明星风范来。
碌碌无为的平庸之病，诸如胃病，关节炎等等，虽然是病中老将，多年来戎马倥偬，为争取病毒的生存空间而浴血奋战，却也只能对非典的崛起而自叹不如。然而最不服气的，恐怕还是“艾滋病”。艾滋病比非典出道更早，身手更狠，却始终默默无闻，不能不说是病途失意。
据联合国数据，中国现在至少有 1百万爱滋病人，但迄今为止，爱滋病还很少象非典那样大摇大摆地走上新闻头条，爱滋病人也不像非典病人那样，可以长驱直入医院，接受高效的免费治疗，也难怪爱滋病对非典感到妒火中烧。
其实非典的成功之道，无非是“眼光”二字。它下车伊始，就直捣政治经济重镇北京、广东等地，确立了威胁社会“强势群体”和国际资本的路线，不像爱滋病那样胸无大志，和经济的或者道德的弱势群体勾勾搭搭。因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