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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事让我觉得，朱元璋这人，显然不够皮厚。被这么小小地酸一下，就把人给砍了。他要皮厚一点，就会少一个人头事实上，依此类推，会少很多人头落地。所以说，作为一个普通人，如果让我选择住在明朝还是今天，我会一个箭步冲向后者，并且死死把住门框不肯撒手。
怎样保护弱势群体山西黑窑事件曝光之后，关于弱势群体的话题再次成为社会各界关注的重心。有人说黑窑事件反映了“原始资本主义的黑暗”，有人说它反映了人性的沉沦，有人说它是地方治理危机的表现……但是不管人们从黑窑事件中看到了什么，大家都异口同声认为，这个可以被成为国耻的事件不是个别的、偶然的，而是制度的问题。
在一个以社会主义立国的国家里出现奴工，不得不承认，我们的制度生病了。
如何给制度治病？也许有人会说刹住市场改革的车轮，或者加强政府监管的力度，或者撤掉一批地方官员的职务……这些都不无道理，但是在我看来，保护弱势群体最有效的方式，莫过于增强弱势群体的“自组织”能力。
如果我们留心山西奴工获救的报道，我们读到的是“媒体曝光”、“惊动中央”、“领导指示”、“警察出动”、“网民愤慨”……唯一缺失的，反而是那些奴工自己的声音。但是仔细想来，当各级官员、地方警官、媒体记者、甚至普通网民都争先恐后地“代表”弱势群体时，难道能有谁比弱势群体更能代表它自己？
我来讲一个哈佛大学清洁工的故事吧。
去年九月我刚到哈佛时，路过学校的一栋楼，看到一堆人站在门口大呼小叫。凑近一看，原来是一个游行示威，抗议哈佛大学解雇一个清洁工。
回家以后，我上网查了一下，原来是这么回事：06 年 6 月底，哈佛大学一个叫桑特利·保尔的清洁工在工作时间晕倒在走廊的沙发上。7 月初，哈佛设施管理处以“上班睡觉”的名义解雇了他。事实上，保尔之前一段时间已经有晕厥的病史，在保尔向哈佛出具自己的病历之后，哈佛坚持解雇保尔。
保尔这时候怎么办呢？他是一个标准的“弱势群体”：清洁工本来就是社会的最底层，何况他是一个连英语都不会说的海地移民，而且他所面临的对手是世界头号名校哈佛大学。
保尔找到了他的“组织”：服务业雇员国际工会（SEIU）地方分部。
SEIU 立即对哈佛大学发出了抗议。在哈佛没有做出恰当回应之后，SEIU 一边将此案提交劳工仲裁，一边积极组织游行示威。我那天碰到的，恰好是最大的一次游行。值得指出的是，那场游行的参与者不仅仅是工会成员，还有不少哈佛的教授和学生。一个叫“学生劳工行动”
的学生组织尤其配合 SEIU，在校内动员学生并且给校报组织发稿。这个组织几年前也曾经为提高校内清洁工的工资而抗议示威过。
出于好奇，后来我跟踪了相关报道。
在工会、学生的压力下，哈佛大学所在的坎布里奇市市政府也做出了反应。9 月 25 日，坎布里奇市议会全票通过决议，支持保尔先生的权利主张，呼吁哈佛大学重新雇佣保尔，并且补偿他的工资和医药费损失。有立法委员干脆直接批评哈佛大学“根本没有实践它在课堂上教育学生的道理。”
哈佛大学迫于压力不得不跟 SEIU 以及保尔本人展开谈判，谈判结果是：保尔 10 月之后恢复上班，过去 4个月的工资以及医疗费用由哈佛补偿。可以说，在一个无权无势的海地清洁工 PK 有钱有势的哈佛大学的案例中，清洁工保尔取得了胜利。
现在我们来回顾一下保尔之所以取得胜利的几个“要素”：第一，独立工会的及时帮助――这里说的工会，不是高高在上的、与政府界限模糊的、工人门都找不着的工会，而是“外来民工”一个电话它就会开始行动的工会；第二，哈佛大学内部学生劳工组织的对外部工会的接应；以上两个条件都基于社会群体结社的自由。第三，集会的自由――SEIU 组织的几次游行示威对于吸引公众关注、给哈佛施压起到了重大作用；第四，对劳工呼吁有灵敏反应的地方政府。
最核心的要素，就是一个独立工会和它的结社、集会、言论自由。可以说，不是政府，不是警察局，不是媒体，不是网民，而是 SEIU 这个独立工会，让保尔这“四两”拨动了哈佛这“千斤”。
与山西黑窑里那数以百计的奴工相比，一个美国“民工”的被解雇几乎可以说是“鸡毛蒜皮”。
既然“鸡毛蒜皮”都可以动员出如此强大的社会组织资源，一个有着强大自组织能力的社会又怎么会对“现代奴隶”这样的滔天罪行坐视不管呢？
其实并不需要等到“惊动党中央”，并不需要几百个绝望的父母苦苦哀求冷漠的公安人员，也并不需要因此否定市场经济改革的道路……只需要“如果工人有自己的独立工会……”里的那个“如果”。
对于手无寸铁的弱势群体来说，最强大的资源就是莫过于自己的组织。弱者需要政府来保护他们，但是他们更需要的，是政府允许他们保护自己。
可悲的是，很多时候社会的这种自组织能力不但没有得到鼓励，反而被阉割。民间劳工 NGO受到打压、劳工活动带头人被捕、民间维权人士被说成是“外国势力操纵的黑手”、工厂独立选举的工会被破坏等等……当社会的自组织力被政治和资本的力量联手瓦解，今天出现这样的奴工场景难道有什么可奇怪的？让一个自由人和一个被五花大绑的人拔河，被绑的人摔得鼻青脸肿，难道有什么令人震惊？更重要的是，如果我们“社会各界”当初从来不曾为弱势群体的结社、集会、言论自由努力、甚至默许对这种努力的打压，今天我们是否真的有资格感到愤怒？也许我们更应该感到的是羞耻，而不是愤怒，因为当初的沉默已经使我们不知不觉成了这个罪行链条中的环节之一。
从问题到议题一个社会总有各种各样的问题，但并不是每一个问题都会成为政治家面前的议题。比如，中国的农业税赋问题、城市流民收容遣送问题就有幸成为了政治议题，从而得到解决，但是高考分数歧视制度、电信垄断、公款吃喝等等情况，虽然在很多人看来是问题，但是却似乎没有成为迫在眉睫的政治议题，因此近期也无望得到解决。
一个“问题”在众多“问题”中脱颖而出，上升为一个“议题”，背后往往有一个政治过程，在中国，这个过程常常依靠政治家的“慧眼”这样一些随机性的东西，但在美国，政治家如果没有这个“慧眼”，各种社会力量就逼你打开这只“慧眼”。
最近“全球变暖”问题成为美国政治中的一个重要议题，就是一个例子。
奥尔森有一本名着叫《集体行动的逻辑》，其中心思想用大白话来说就是“三个和尚没水喝”：
当一件事情受益者人数越多，由于“搭便车”心理，人们主动去做这件事情的动力就越弱。按照这个逻辑，“全球变暖”这样的问题，是最不可能变成政治议题的，因为在这个问题上，全球有 60 多亿的“和尚”，谁也不愿意去主动“挑水”。
事实上，许多国家的确采取这种“和尚”态度。比如，虽然中国现在已经成为了二氧化碳排放量世界第二的国家、并且据分析将在 2010 年左右成为世界第一排放国，但为了保持经济发展的速度，中国一再重申二氧化碳减排主要应该是发达国家的义务，中国对此不做具体限排承诺。美国的布什政府也一直持这种推诿态度，在全球已经有 169 个国家加入控制全球气候变化的《京都议定书》之后，美国仍然拒绝加入，不对排污量进行强制性设限。
但是最近，事情正在起变化。
首先是布什自己在 07 年的国情咨文中第一次提到了全球变暖问题，并明确倡议美国在未来10 年之内减少汽油使用量 20％，从而减少美国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其次，国会也开始重视这个问题，目前国会里与全球变暖相关的议案有十几个，其中要求对美国排污量强制性设限“气候监督与创新法案”最显眼。最后，参选 08 年总统竞选的几位热门候选人希拉里、奥巴马、麦克凯等等也纷纷在全球变暖问题上表态，争先恐后表达自己解决该问题的决心。虽然并不是每个议题都会带来问题的解决，但是从政治过程上来说，一个问题变成一个热门议题，这本身就是一个胜利。
那么，全球变暖在美国政治中从问题到议题，这中间有什么力量在推动？
先看“问题”是什么。科学家已经基本达成共识，全球正在变暖，并且几乎可以肯定，这种变暖趋势是由于工业时代二氧化碳排放量不断增加造成的。据统计，人类有气象记录以来 20个最热的年份，19 个都是在 1980 年之后。2006 年是美国记录上最热的一年。2007 年 1月是记录上全球最热的 1 月。科学家警告说，如果全球照此速度持续变暖，到 2100 年，全球气温将升高 3。2 到 7。1 华氏度，融化的冰山将使海平面将上升 7 到 23 英寸。可以想象，照此发展，几百年后，农业生产将受到毁灭性影响，抬高的水位将淹没沿海城市，飓风海啸也将越来越频繁。总而言之，地球如果失去冬天，人类也就走向了毁灭。
这样严重的前景，如果政治家不去面对它，那么整个社会就要动员起来，“逼迫”他们去面对它。
在这方面，美国社会近来最显眼的一个动作，就是去年的记录片《难以面对的真相》。这个记录片由前副总统戈尔参演，获两项奥斯卡提名，戈尔本人也因此获诺贝尔和平奖提名。该电影将全球变暖从一个“隐隐约约”的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