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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他们都关注环保，但也有所分别，王久良持续关注北京的垃圾场，而卢广的《关注中国污染》，是他5年里拍摄数万张污染问题照片中的40张。“这40张图片我没有直接说一个地方。如果40张都说同一个地方的话，可能会带来很大的危险。”卢广说，他的镜头涉及全国12个省份，“你看，别的省也一样。大家就无所谓一点。〃
王久良的照片，以大全景的方式记录了与生活区毗邻的巨型垃圾填埋场。画面中，奶牛在严重污染了的温榆河饮水；在北京的“菜篮子”大兴区，垃圾转运站周围，就是一片片大棚蔬菜种植区；周末度假的人，在污水横流的河流边烧烤，在臭气冲天的河边拍摄婚纱照，摆出各种造型，一位新娘抓住的绵羊，刚从垃圾堆中爬出来。“展现垃圾场的脏乱，不是我要做的事情。”王久良说，呈现一个垃圾场的基本形态，考察垃圾场和周边环境的关系，才是他考量的重点。
“我拍大兴区的垃圾转运站，周边全是菜地，垃圾污染了地下水；而大棚蔬菜需要浇水灌溉，水又是全部取自地下；奶牛在被污染的河中饮水，在垃圾场上寻找食物；当我们吃涮羊肉的时候，也许这些羊肉就来自在垃圾场上扫荡的绵羊，这些羊不停地生病，羊倌们也不断给它们注射抗生素。这都说明，垃圾场和我们关系紧密，甚至危及到我们的生活。”王久良说。
一张《北京市丰台区永合庄垃圾填埋场》的照片，也贯彻了王久良的拍摄方法。一个巨型的垃圾填埋场，覆盖上了一层防渗膜，垃圾被一层层填埋、碾压，景象壮观。这幅有点像展示垃圾填埋技术的照片，王久良在“图片说明”中道出了其中的问题：填埋场半径700米之内有背景著名的经济中心———总部基地，600米内有国内著名的旅游景点——— 世界公园，还有10个住宅小区和10多个村庄，涉及人口7万多。
王久良表示：“有一个数据，垃圾填埋场和居民区的安全距离是500米。实际上，距离垃圾填埋场3公里，味道就非常刺鼻，垃圾填埋场是不适合选择在人口众多、土地资源紧缺的地方，而北京恰恰是这样。北京现在大填埋场是16座，近郊的、五六环中间的就有8座之多。几十万人走出家门，就能闻到垃圾场吹来的恶臭。”在一家杂志的专题配图中，市民们戴有防毒面具在家中看电视、聊天，尽管这张图片不无戏谑色彩，但是，污染问题的严重和大家盼望问题得到解决的迫切性，由此可见一斑。
“垃圾污染环境，垃圾又是能源，围绕着垃圾的是利益和政治。国家之间、地区之间为垃圾博弈不断。一些人靠垃圾为生，也有人因为垃圾而致富，更有人因垃圾倒下。垃圾最后成为政治。”在王久良的展览前言中，鲍昆说，“王久良用一年多的时间把一个城市的垃圾现状记录给我们看，让我们在无边无际的垃圾之后，看到的是那些现代景观的崛起，它们是那么美丽妖娆，甚至让我们忘记了自己正在被垃圾所吞噬。”
在鲍昆诗化的语言背后，实际上是一个被垃圾围困的城市。在利用地图过程中，王久良无意中留意到，当他将去过的巨型的垃圾填埋场用一个个小点标注出来后，惊讶地发现，用线条围合起来的圆圈中间，是一颗硕大的五角星。
王久良这次展出的大尺幅照片，都是由两张或多张小照片拼接而成，拼接处，接缝线故意错开，不做人工处理，刻意留下一些“瑕疵”。策展人鲍昆说，“我曾催过他，让他PS处理下；但最后发现这样更好，可以凸显照片的真实性，这更像一个证据”。
2
“我将放弃《垃圾围城》的版权，欢迎任何形式的传播”
实际上，王久良一直将自己的工作视为证据的搜集，而不是在创作一件艺术品。“拍摄垃圾场，重要的不是艺术，我希望是提供证据性的图片，在一个经济高速发展的社会，我们到底留给后人的是什么，我希望我的照片是一个例证。如果你做这个事情，没有收到积极的作用，只是到市场上卖个价钱，或者被一帮摄影评论家评头论足，那等于没做。”王久良说，他的拍摄完成后，作品不会制作成限量艺术品进行买卖；当全部作品定稿之后，他会考虑放弃版权，欢迎任何形式的传播，他希望让更多的人看到包围我们的垃圾场。
为了尽量客观地记录，王久良的拍摄全部是以极其冷静的方式，用大全景进行观看和记录。这个开始于2008年10月的拍摄计划，是在极其偶然中产生的。当时，正在创作观念摄影作品《鬼神信仰》的王久良，拍摄工作都是在野外环境下进行的，这让他见到了和他印象中已经不同的、已经被撕裂的乡村。
“当时，我回了一趟潍坊老家，走了很多地方，发现田间地头、水塘边、小沟渠里，全是包装农药的塑料袋，以前的水塘里，有鱼、蝌蚪、青蛙，现在什么都没有了。当时，让我感兴趣的不只是一个污染的问题，而是消费社会的快餐化，对这个社会的深远影响。”王久良家乡发生了变化，实际上，对任何一个乡民而言，都是不得不注意的问题。王久良在潍坊的家，因为海水倒灌，离海边的距离以前是10公里，现在已有30公里了。
去年，王久良参加平遥摄影节，遇到了经济上最困难的时机，要解决吃饭问题。他突然感觉到当代艺术和自己的生活没有丝毫关系：“我当时在平遥的宾馆，和鲍昆老师聊天，我忽然感觉到，我做出作品，然后在画廊展出，卖钱，供有些人去狎玩，我很迷茫和绝望。我需要有所改变。”当时，王久良的《鬼神信仰》在798也卖得不太好，他从平遥回到北京，就骑着摩托车出去了。
一路上，王久良接触到惊人的垃圾堆，分布在城市的不同方位，将整个北京城团团围住。他谈到，“几十公顷的超大垃圾场，就在很多居民区附近，恶臭的气味侵袭着周边的居民，我是以愤世嫉俗的态度去拍的。”但一进垃圾场，他就进入状态了。“我会停下来，抽支烟，会想很多事情，镜头会冷静很多。”
正是在这个时候，他开始做大量的案头工作，搜索资料，询问国外的朋友，对垃圾问题进行学习。《中国摄影》主编闻丹青就收到王久良送的一本艾伦？杜宁的《多少算够》，谈到西方社会所面临的炫耀性消费，为了满足个人的食物、教育、充实的工作所形成的恶性循环。
王久良分析垃圾场的分布，然后制作一个指示图，一个个地进行实地考察，“我拍的垃圾场其实离北京并不远，基本上都在五环到六环之间。我把所有超过一万平米的垃圾场都标注出来，包括垃圾的填埋时间、库存量、地理位置、面积等。我制作了一张北京垃圾地图，联系了一个出版社，到时会用作封面。”
王久良也注意到，根据欧盟的标准，垃圾中有机物的含量不能超过5％。“但在我们的垃圾填埋场，95％是有机物，为什么会这样？因为它不敢填无机物，量太大，远远大于生活垃圾量。”
在查找资料和寻访过程中，王久良不断发现秘密，比如垃圾上的灰色利益。“我们住在一个小区里，每个月需要交纳固定的卫生管理费，钱到达物业公司手中，他们有义务处理这些生活垃圾，但是，我看到的是他们收了钱，又把垃圾转卖出去，获取双重利益。大型社区、CBD的垃圾回收含金量是很高的，他们拉出去以后，进行简单的人工分解，把有用的东西全部回收过来，剩下的怎么办？就是偷偷地倒掉。正规的垃圾场都是收钱的，每一车60到80元不等，他们显然不愿意支付这笔费用。”
“北京修筑六环路，挖了无数的大坑，无数的土坑就形成了无数的垃圾场，还有采砂场、烧砖厂取土，形成大坑后，再去卖钱，收垃圾，里面有黑色利益，他们是很小心的，特别不欢迎手持照相机的人”。这样的黑色利益圈，也让王久良的拍摄变得更不容易，甚至辛苦拍摄得来的照片，也被强行曝光。
3
拍摄时总会有冲突，因为他们被视作危险的人
几乎每到一个地方，王久良和他的纪录片摄影师都是像打游击一样，到了一个垃圾场，先审时度势，勘察地形，揣摩好拍摄时间，垃圾场老板不在，就可以开拍了。有时，为了更好地拍摄垃圾场，他甚至还需要爬到树上，或者攀爬到垃圾山上。
在这一点上，王久良和卢广遇到了同样的问题，因为在污染严重的敏感地区拍照，必然会遭遇到危险。去年3月，当卢广去连云港化工园区的灌河口，看到很多工人偷偷挖延伸到深海的排水口，以便排放废水。当卢广条件反射式地掏出相机，一个管委会的负责人很凶狠地问，你是谁，为什么拍照，工人也作势要抢相机。卢广死死抱紧相机，大喊，“我是浙江人，来旅游的！”众人僵持了好一会，对方还是把卢广拉到了管委会，专门找了一个人盯着他。
即使他们不想造成过多的冲突，但是，他们的拍摄总是不可能没有冲突，因为他们被视作危险的人。“比如在海淀区六里屯的垃圾填埋场，我们隔得很远的情况下，去拍摄垃圾场全貌，保安一下子就冲上来了，把我们挟持到垃圾场，很快，一个副厂长过来。他的第一句话就说，你不能这么拍，如果某一天政府找到你，别怪我没告诉你。我不知道政府和我们善良的公民怎么成了仇人？我们碰到的，有提着菜刀上来的，有牵着狗巡逻的，我们的底片被强行曝光，磁带被洗。在一般情况下，我们都是甘拜下风，主动撤离。有风险的地方，我们就不去，采取迂回的方式。”
“我认为作为一个公民，我有权利知道垃圾场到底是什么样子。为什么公民的观看成为‘非法’的行为？”越是遇到阻力，王久良越认为自己应该冷静，做到相对客观地去呈现基本的状况，“我要尽可能多地向观众透露垃圾场的信息，让他们进行自己的分析和判断”。
“王久良把严酷的现实披露出来，这个社会到了不能不改变的时候。”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