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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中心，建有几十所修道院和教堂。但在这个多山的国家里，由于没有一种有效地控制地方封建主的手段，又没有建立一套管理全国的行政系统，地方封建主势力逐渐增大，已经出现了各地封建割据的混乱局面。尤其是在6～10月的雨季，山区交通困难，用兵不便，封建主能够凭险困守，抗拒统一，有时甚至还联合起来进行叛乱，反对中央政府。而且宫廷内部自1706年后不断发生帝位之争，阴谋和暗杀相继进行，更削弱了中央的权力。冈达尔虽有首都，但皇帝的权力和财力往往比不上地方大封建主。就连皇帝本身也不复为“万王之王”。
在布鲁斯的行李中，最重要也是最笨重的是发现尼罗河之源时，用以测量纬度的四分仪，从海岸越过埃塞俄比亚高原，必须雇请4人一组的两组搬运伕轮换着运输。在埃塞俄比亚高原，布鲁斯一行还遇到了大群对人毫不惧怕的非洲羚羊群，这些羚羊大摇大摆地走在他们前面，有时还堵住了他们的去路。为此，布鲁斯还得专门派出几个人，沿途轰赶和引开这些大胆的羚羊，以便顺利通行。
布鲁斯第一次看到青尼罗河，是他随皇帝陛下的军队参加平叛作战的时候。青尼罗河是从埃塞俄比亚的西南高原流出，源头约在塔纳湖的南面，距尼罗河三角洲的入海口约4800公里的地区。这条河开始时仅是涓涓细流，无声地流淌100多公里，注入塔纳湖，然后再从塔纳湖东南方向低凹地带溢出，即成水量丰富的青尼罗河。青尼罗河水冲过大弯曲峡谷，向东南奔流一阵后再转向西北方面，进而流入苏丹境内。布鲁斯第一次看见青尼罗河的地点，是在塔纳湖下游约30公里的地方，也就是提西萨多瀑布一带。当积蓄着力量的河水突然遇到地形的断层，陡然下泄时，数吨的水流从高处砸向底部的岩石，发出雷鸣般的轰响。布鲁斯站在瀑布边，对眼前的壮丽景色表现出了引起当地士兵们讥嘲的兴奋。他本来还打算在提西萨多瀑布上下再好好做一番考察，可惜，皇帝的军队即将开拔，不可能也不允许将他孤身一人留在这片危险的地区。布鲁斯不得不跟随军队行动，返回首都冈达尔。
布鲁斯不甘心他的事业刚刚开了个头就被夭折。他回到埃塞俄比亚宫中后，开始积极地活动，一有机会就通过皇太后和皇妃们，以及赏识他的拉斯·尼卡耶路向皇帝表达他决心要寻找尼罗河源头的愿望。他的努力终于获得成功。
1770年10月，布鲁斯获得埃塞俄比亚皇帝的许可，带着少数的部属和珍贵的四分仪从冈达尔出发，顺河爬向陡峭险峻的山地。在那里，整个世界差不多都是非洲狒狒的天下。这种长有尖牙利齿，身躯强壮的动物，就连称为百兽之王的狮子也怕，谁都不敢轻易地去招惹它们。由于布鲁斯一行人的出现，受惊的狒狒会突然间野性大发，向人们猛扑过来。但是，詹姆斯·布鲁斯对此一点也不惧怕。他一路上感兴趣的只是山脚下、峡谷中蜿蜒曲折地流淌着的青尼罗河。从海拔2900多米的山顶看下去，青尼罗河就像一根细绳，捆住了无数的大山。
经过10多天辛苦的跋涉，布鲁斯一行走进了位于大山脚下的盖休小镇。
在这座仅有几百户居民的小镇边上，有一条很浅很洁净的溪水流过。即使在这样的深山小镇，居然有一座久遭战火洗礼的基督教教堂。在教堂外的大树下休息的时候，布鲁斯的向导突然向他提出了新的要求，要求将一条深红色的丝织装饰品给他，作为他带布鲁斯到达青尼罗河源头的代价。詹姆斯·布鲁斯此刻整个身心在为一个即将到来的时刻所激动，根本不去留心其他的事情。他顺手将自己擦鼻涕的手绢丢了过去，然后脱掉靴子，表情庄严地朝向导所指的一处泥泞中的小岛走去。在那里，他看见一处咕嘟咕嘟向着地表冒水的泉眼。
在当地人眼里，这处泉水是很神圣的地方，轻易不能去接近和冒犯。可是布鲁斯却赤着脚站在里面，兴奋得哇哇乱叫。
当布鲁斯陶醉在他的成功之中时，他没有发现，当然也没有人告诉他其实又犯了两个错误。因为事实上，这地方并不是尼罗河的河源，布鲁斯也不是第一个来到这里的欧洲人。
总长4000多公里的尼罗河有两条主要支流，一条叫青尼罗河，一条叫白尼罗河，两条河流交汇于苏丹的喀土穆附近，从而流向肥沃的埃及大平原。
依照判别主干流河道的长度标准，青尼罗河尽管一年之中提供了整个尼罗河大部分的流量，但它还是一条大支流而已。而白尼罗河长度要长出许多，是从遥远的南部山区高原维多利亚湖流出来的，是人们公认的尼罗河的河源。
最先发现盖休之泉的欧洲人，是100多年前即1618年就到这一带来传教的西班牙教士费多罗·彼斯。彼斯出现后过了10年，另一位基督教传教士杰洛尼莫·罗伯特获得当时的埃塞俄比亚皇帝的许可，并在地方当局派出的军队的保护下，来到盖休，进行了考察。但是，由于埃塞俄比亚国内的战乱，以及统一后，法西利达斯皇帝与土耳其奥斯曼帝国达成了突然清除欧洲人的协议，因此，当时的考察报告和其他一些文字材料均毁于混乱中，无法让外部世界知晓。从这一点来看，英国人詹姆斯·布鲁斯是第一位正式确认青尼罗河的发源处和水泉具体位置的探险家。同时，他还是第一位从冈达尔走到青尼罗河与白尼罗河交汇处的喀土穆城的欧洲人。
女富豪探险家
在整个非洲探险活动中，唯一踏进这块神秘、危险和富于刺激性、挑战性的大陆的妇女是荷兰最富有的女继承人亚历山德琳·帕特罗尼拉·蒂南。
1861年，她第一次率队来到埃及，然后沿尼罗河而上进行考察，并绘制有关白尼罗流域的地图，最远到达了苏丹的贡多科罗一带，然后西行去考察尼罗河上游盆地。
两年后，蒂南再度来到尼罗河上游，并带来了她的母亲、保姆及5位科学家。他们一行人先是乘坐尼罗河的独篷船逆水而行，到达喀土穆后，又换乘手划的平底船，朝“瞪羚之河”的狭小水路前进。最后他们经陆路到达了皆鲁河与加扎勒河之间的水网地区，再从那里向西南方向继续前进，接近刚果河流域与尼罗河流域的分水岭。在考察中，蒂南的母亲和一位科学家先后感染非洲热病，不治身亡。另一位科学家不幸被发情的水牛撞死，就连蒂南身强力壮的保姆，也在回到喀土穆不久，暴病身亡。在这样的多重打击下，蒂南仍旧对探险抱有极大的热情和信心，她将他们此行所得的动植物标本仔细地分类，然后连同有关的地质、气候资料一起带回阿姆斯特丹。
女富豪兼探险家的故事，自然是各地报纸上抢手的热门新闻。蒂南回到欧洲后，便陷入了新闻记者与好事之徒的包围纠缠之中，一举一动都被晾在公众面前，使她感觉到真不如在荒无人烟的尼罗河上游来得自在愉快。报纸上对她的评价颇佳，形容她是一位“年轻、漂亮、个性坚强、经验丰富的女性”，有人还恭维她是“能说多种语言的胆大的骑士”。
1869年，亚历山德琳·帕特罗尼拉·蒂南再度组织探险队，准备到尼罗河上游的卢尔多天湖区去考察。但是他们到了尼罗河上游后突然又改变了主意，反而朝西南方向进入了扎伊尔东北高原的阿赞德人的控制区。
同行的除了在喀土穆招募的当地人和阿拉伯人外，女探险家还带了两位荷兰水手。这两个人深知长途旅行的艰苦和在内陆寻找水源的困难程序，便预先带上了两只铁皮水桶。不料，这两只水桶偏偏惹出了麻烦，沿途的土著部落都听说探险队里的两只铁皮水桶，并认定桶里装满金币；蒂南根本没有听到一点风声，也绝对想不到两只普通的铁皮桶竟给他们带来生命危险。在考察暂告一个段落，重返埃及人控制的喀土穆的途中，图阿雷特部落的沙漠向导竟趁他们毫无戒备之机，杀死了荷兰水手，洗劫了探险队的简单行李，包括那两只水桶，并把蒂南丢弃在沙漠阳光之下。身受重伤的女探险家已经失去了反抗的能力，终因流血过多死去，年仅34岁。
非洲人自己的非洲
许多世纪以来，埃及人、希腊人、阿拉伯人和中国人以及近代欧洲人对非洲大陆的持续顽强的探险活动，一步步地揭开了这块神秘大陆的面纱，使这块阳光照耀的土地上的美丽山川、壮观河流、勤劳勇敢的人民和独特丰富的动植物资源袒露在世界面前，引起了全世界的人们对非洲和非洲人民的尊重与敬佩，进而促成了非洲文明乃至整个人类文明的相互交流和发展。
但是必须看到，非洲以往的孤立状态的破除与神秘色彩的消失，也伴随着大量的血腥、苦难和屠杀，伴随着原有的文明发展的停滞破坏，甚至倒退。
特别是随着欧洲探险家的足迹而来的海外奴隶贩卖活动，更把这种强行加在非洲人民头上的痛苦推向了极端。欧洲来的奴隶贩子在他们的国王、政府、军队、教会的支持纵容下，比任何人都显得凶恶、贪婪、残忍和肮脏，他们给非洲造成的伤害与损失，比无论什么自然、疾病和战争的伤害损失都要大得多，持续的时间也长得多。可以说，正是15000万非洲奴隶的血汗和生命，奠定了今天西方资本主义发达经济、相对完善的社会福利制度和丰富的物质享受的基矗与此同时，到1800年时全非洲也仅有1亿人口的各个国家或部族，却完全没有了他们的祖先曾经创造并拥有的宁静和繁荣，失去了劳力、城市和安全，陷入可怕的饥荒、分裂与任人宰割的悲惨境地之中。
尽管最后白人出于各种原因，宣布废止了奴隶贸易，并对非洲内陆进行了创纪录的探险活动，但这些探险活动所解决的地理学问题，语言学、人类学和民俗学、生物学方面的进展，却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