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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吐蕃的金字使者们来往路途平安”。初，各驿站的人畜支应，分别由各相关万户负责。后来，有的驿站则由蒙古驻军负责，而由相应的藏地万户提供牲畜、物资⑧。
为了确保西藏的稳定，维持地方秩序，镇压反叛活动，元朝在西藏驻有军队，在乌思藏宣慰司下设有蒙古军都元帅二员，他们可能隶属于设在陕西风翔的蒙古军都万户府。当西藏有重大军事行动时，由枢密院拨给宣慰司指挥，任务完成后再归原建制。至元十六年（1279），总政院使桑哥率领七万蒙古军讨伐贡噶桑布，大军返回之际，桑哥将其中的一部分留在西藏，担任警卫和哨所驻军，警戒西路蒙古和驻守藏北，保障各寺庙的安全，还拨出部分军队负责驿站事务。
元世祖忽必烈“命宗王将兵镇边徼襟喉之地”，以第七子西平王奥鲁赤出镇吐蕃。西平王府设在“朵哥思麻地之算木多城（今青海互助县松多）”⑨，奥鲁赤的封地也在这里，他平时驻扎在朵思麻之地，遇有吐蕃发生变故，随时可领兵入藏，以尽其镇戍之责。他和他的儿孙作为镇守一方的宗王，一直负有保卫西藏安全的重任⑩。
元朝从政治、经济、军事上对西藏地区都实行了有效的管理。西藏从此正式纳入祖国版图。
注释①《元史·百官三》、《元史·桑哥传》。
②《汉藏史集》称，忽必烈派答失蛮前往萨迦，对他说：“现今吐蓄之地无主，仰仗成吉思汗皇帝之福德，广大土地俱已收归（我朝）统治。萨迦喇嘛也接受召请，担任我朝的上师。上师八思巴叔侄，其学识在我等之上，如今也在我朝管辖之下。答失蛮……，速往萨迦一次，使我听到人们传颂强悍之吐蕃已入于我薛禅皇帝忽必烈治下，大臣答失蛮已到达萨迦的消息。”并指示：“自萨迦以下，可视道路险易、村落贫富。选择适宜建立大小驿站之地，仿照汉地设立驿站之例，立起驿站来。”
③《汉藏史集》。
④关于西藏地区的军政机构设置，参见韩儒林《元朝中央政府是怎样管理西藏地方的》，载《穹庐集》；陈得芝《元代乌思藏宣慰司的设置年代》，载《元史及北方民族史研究集刊》；沈卫荣《元朝中央政府对西藏的统治》，载《历史研究》1988年第3期；陈庆英《元朝在西藏地区设置的军政机构》栽《西藏研究》1992年第3期。
⑤《元史·兵志》。
⑥《汉藏史集》。
⑦朵思麻指安多地区，元代的朵思麻路当包括青海黄河以南、黄河河源以东的藏族地区及今甘南藏族自治州的西部、四川阿坝的北部。朵甘思即通常所说的康区，这里当指今青海玉树、西藏昌都专区北部、那曲专区东部和四川甘孜州北部地区。参见《汉藏史集》和陈庆英《元朝在藏族地区设置的军政机构》。
又《经世大典》载“乌思藏……其大站二十八所”，比《汉藏史集》所记多一站。
⑧《汉藏史集》载：“藏北的驿站，如索、夏克、孜巴、夏颇、贡、官萨、甲哇等大站，由吐蕃乌思地方各个万户的站户连续驻站支应，十分艰苦费力，乌思地方的人不适应藏北气候条件，故一再逃亡。驿站所在之地奇寒难忍。蒙藏来往使臣、商客，沿途得不到乌拉供应，己照料。按照众人的请求，大臣桑哥命令卫普尔、巴、拉克等军北的部队。拨出一部分人负责驿站事务，并规定乌思地方各个万达果为单位。将马匹、驮畜、乳畜、肉羊、供给驿站的青稞、褐布、帐篷、马鞍、坐垫、绳具、炉子、卧具、医药费以及人员统统交给蒙古人。从此，乌思地方的人，不必在藏北驻站，而是每年派人把应交付给驿站的物资运送到藏北交给蒙古军。”于是驿站常有乌拉供应，而藏民的负担也有所减轻。
⑨《元史·世祖纪》；仁钦扎西：《西平王府今地考》，载《青海社会科学》1986年第6期。
⑩《汉藏史集》载：薛禅皇帝（元世祖忽必烈——引者注）的次妃所生之子奥鲁赤。受命管辖西土之事，驻于汉藏交界之处。亦曾前来乌思藏，多次镇压反叛。奥鲁赤之子铁木儿不花也服事萨迦大寺，做了许多利益教法之事。铁木儿不花之子老的，承袭其父的爵位，未到西藏。铁木儿不花的次妃所生之子搠思班。受封为（镇西武）靖王，前来乌思藏，在江孜的山脚下击溃西蒙古的军队，并将止贡派的“官巴”处以死刑。成宗之立大蒙古国时期，汗位的继承由贵族大会忽里勒台决定，这是蒙古游牧社会条件下的世选制。这一制度“在长期的历史岁月中，它自身不断的发生演变。到成吉思汗帝国时期，只有大汗的直系后代——黄金家族的成员，才享有继承汗位的资格。另一方面，公选因素的遗留，表现为成吉思汗虽然能自由地指定某一个儿子为继承人，但这位继承人仍不能直接继承汗位，他必须经由全帝国诸王贵族共同参加的忽里勒台大会的推举，才能认为是蒙古大汗，获得对大蒙古国的统治权。前汗指定和大会推举的双重程序，表明草原帝国世袭制度发展的不成熟性”①。
忽必烈即位后，为了适应当时的社会条件和维持政权的稳定，在诸汉臣的影响下，在改定官制的同时，也着手进行皇位继承制度的改革。最早向忽必烈提出这一建议的是任同知平阳路转运司事的汉人张雄飞。至元二年，忽必烈召见他，问以方今所急，他以建储对他说：“太子天下本，愿早定以系人心。间阎小人有升斗之储尚知付托，天下至大，社稷至重，不早建储，非至计也。向使先帝知此，陛下能有今日乎？”他的话深深打动了忽必烈，正卧于榻上的忽必烈“矍然起，称善者久之”②。这时，忽必烈已开始考虑如何以中原王朝立太子为继承人的制度改变忽里勒台制的选汗旧制了。但这是一个极为敏感的问题，忽必烈不敢轻率从事。至元五年，卫辉路总管陈祐再上《三本书》，提出“太子国本，建立之计宜早”，并为改制制造舆论称：“陛下岂欲变易旧章，作为新制，以快天下耳目之观听哉？诚以时移事变，理事当然，不得不尔，期于宗社之安而已矣。”同时再三强调立储问题的紧迫性，指出“语曰：虽有智慧，不如乘势，虽有鎡基，不如待时，今年谷屡登，四海晏然，此其时矣。亿兆戴德，侯王向化，此其势矣。诚万世一时也。天与不受，则违天意；民望不副，则失人心。失民心则可忧，违天意则可惧。此安危之机，不可不察也。伏惟陛下上承天意，下顺民心，体三代宏远之规，法春秋嫡长之义，内亲九族，外协万邦，建皇储于春宫，隆帝业于圣代，俾人监国事，出抚戎政，绝觊觎之心，一中外之望，则民心不摇，邦本自固矣”③。
大蒙古国汗位继承的前车之鉴，儒臣的反复论列，政治体制的逐渐转变，以及由此带来的宗亲诸王在元代政治生活中地位的下降、作用的削弱，为忽必烈对皇位继承制度的改革提供了条件。继建元、建国号和一系列汉法的实施之后，忽必烈按中原王朝建储的成规，立皇子真金为太子，正式确立了嫡传世袭制。自大蒙古国建立以来，首次按中原王朝的立储程序确立了皇位继承人。至元“十年春，中书右丞伯颜持节奉玉册立燕王真金为皇太子”④。册文称：“咨尔皇太子真金，仰惟太祖圣武皇帝遗训，嫡子中有克嗣服继统者，预选定之。是用立太宗英文皇帝以绍隆丕构。自时厥后，不为显立冢嫡，遂起争端。朕（上遵）祖宗宏远之规，下协昆弟佥同之义，乃从燕邸，即立尔为皇太子，积有日矣。比者儒臣敷奏，国家定立储嗣，宜有册命，此典礼也。今遣摄太尉、左丞相伯颜持节授尔玉册金宝。於戏！圣武燕谋，尔其承奉，昆弟宗亲，尔其和协。使仁孝显于躬行，抑可谓不负所托矣。尚其戒哉，勿替朕命。”⑤不久，又发布了《立后建储诏》，称“盖自古帝王之有天下也。莫不立后以正家，建储以定国”，“比者朝臣恳奏，册室之礼宜即举行。已于今年三月十三日授皇后以玉册宝章；授皇太子以玉册金宝，从典礼也”⑥。
立后建储的目的、典礼仪式等都从汉制，授册、宝等为太子地位的巩固提供了保障。为使太子继承和学习历代帝王的统治经验，使国家长治久安，又为其置宫师府，聘请耆德硕儒为师。
太子真金，母为忽必烈大皇后昭睿顺圣皇后察必，弘吉剌氏，在世祖即位和至元年间政事处理上对忽必烈多所襄助。真金少从姚枢、窦默学《孝经》。中统三年封燕王，守中书令。先后以汉儒王恂、许衡等为师。立为太子后，世祖为立宫师府，置官属三十八人。他们讲述正道经书，并介绍辽、金帝王行事要略。为之“区别善恶而论著得失，深切世用”⑦。在汉儒的教导和影响下，真金自幼就接受了儒家学说，并主动吸取历代封建统治者的治国经验，立志效法他们修身治国的作为。他优礼儒臣，深得汉儒的倾心。而对阿合马、卢世荣等言利敛财的行为颇为不满。
李埴之乱后，忽必烈对汉宫汉将心存芥蒂，用之已不如在藩邸和即位之初。蒙古大汗对宗亲的赏赐耗费巨大，平定诸王之乱，又使军事费用增加，忽必烈急需理财富国，阿合马、卢世荣等以言利进。儒臣渐被疏远。于是在忽必烈与真金父子身边分别聚集了一批政治上互相对立的派别。他们的争斗必然影响皇帝与太子的关系。两派各以皇帝、太子为后盾，展开了激烈争夺。在真金的支持下，儒臣们不断弹劾阿合马、卢世荣等，二人先后被杀。儒臣们似乎取得了一些胜利，但不久发生的禅位风波却给了阿合马余党一次报复和卷土重来的机会。至元二十二年（1285），行台御史尚文上封事，提出忽必烈年事已高，应禅位于太子，太子知道后很紧张，中台秘其章不发。此事被阿合马余党答即古阿散侦知。
以大索天下埋没钱粮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