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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情形在宋朝有所变化。一方面，东西贸易市场的发展刺激起人们以“朝贡”换取“回赐”的胃口。各国通贡使团的来华频率迅速增加，使团规模越来越大，留居中国的时间也越来越长。积贫积弱的北宋政府实在不堪负担，所以非但不敢像汉、唐那样四出“招谕”列国来朝，改而奉行“来则不拒，去则不追”的国策，而且到后来甚至还下令把外国使团截留在广州等海港城市，不让他们进京，命人选取部分贡品，酌给回赐后，就地打发他们回国。另一方面，对进行海路贸易的商舶征收的出入口税，在唐后期和五代十国时的东南沿海国家已逐渐成为一宗可观的收入，入宋后更是国家岁入的重要组成部分。所以宋政府在尽可能抑制“朝贡—回赐”这桩赔钱买卖的同时，积极招徕番舶到中国做生意。
在元代，对从事海外贸易的国内外商人抽取关税，“哏是国家大得济的勾当有”（意即“是关系到国家大宗经济收入的紧要事情”），所以对外贸易是受到政府保护的。传统的朝贡观念则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元朝皇室把“日出日没之地”尽看做长生天对黄金家族的赐与。不论是被征服的或者是和平归顺的国家，都要入朝、入质，要出军、出饷、出役夫来配合他们的军事行动，还要根据黄金家族的索求提供各种文物珍异。因此元政府责令外国朝贡，实际上还带有对它们进行经济掠夺的企图和性质。忽必烈一朝，是元政府采用大规模用兵的手段，逼迫它的亚洲邻国称臣纳贡的时期。这些海外战争，大多数以惨败告终。元朝为对外侵略耗尽国力，依然无法迫使周边各国完全屈服。成宗即位后，只好调整对外政策，承认既成事实，满足于各国（除日本外）在名义上对元称臣。从大蒙古国时期算起，元与这些国家的官方关系，经过七八十年的曲折，又开始恢复到与前朝相类似的状态。战争与对立的停止，更促使基本摆脱朝贡—回赐形式的官方国际贸易乃至民间对外商业往来进一步繁荣起来，把从南宋以来一直在持续的对外经济交流推向极盛。
蒙古军队首次进入高丽，是在1218年与高丽军队联合进击契丹“叛部”之时。高丽与蒙古约为“兄弟”，并不能制止蒙古对它的任情勒索。1221年蒙古向高丽的索贡物品就包括獭皮1万领，细绸3000匹，木棉1万斤等等。掠夺引起反抗，蒙古军队遂不断进征其地。高丽国北方的成年男子大部分被杀被掳。中统元年（1260）忽必烈即位，高丽国王死，元政府把在中国充当质子的王供（后改名王植）送回高丽即位。元廷宣布从高丽撤兵罢戍，对高丽过去的反抗“一切勿问”，但要求高丽王室履行从江华岛（今属韩国京畿道）将都城迁回旧王京（今朝鲜开城）的诺言。接着，元廷就诏谕王植“籍编民，出师旅，输粮饷，助军储”，征取不断，引起高丽朝野的不满。1269年，高丽权臣废王植，另立新主。元遣兵压境。高丽西京（今朝鲜平壤）及西北地区六十余城降元，二十多年后才由元朝归还给高丽。原国王复位，抗元军队退入江华岛，复遁耽罗。元以耽罗“为南宋、日本冲要”，乃借口诛讨高丽叛臣余部，迫耽罗国降附。后因高丽要求，将耽罗归隶高丽。元与高丽间此后未再发生战争。
从1280年代起，元政府在高丽长期设置“征东行中书省”（又称“日本行省”），把高丽作为准备进攻日本的军事基地。征日本之役经两次失败搁置以后，征东行省的建制仍一直保留，惟朝廷不再专派行省长官，仅就用高丽国王为行省丞相。它与元王朝国内各行省的性质多有不同。由高丽国王兼任的行省丞相在其境内拥有自行设置官府、考试取士、征收赋税、施行号令的权力。如当时人所说，高丽“有宗庙蒸尝以奉其先也，有百官布列以率其职也，其行赏号令专行其国，征赋则尽是三韩之壤，唯所用之，不入天府”。高丽政府在元代基本上是独立地行使着国家主权。
不过，作为元朝的“属国”。高丽经常受元朝的榨取和压迫。元政府为笼络南宋降军，派人到高丽为他们“求娶妻室”。元使偕同高丽官员到处拘搜民间的独身女子、“逆贼之妻、僧人之女”。将他们发遣入元时，“哭声震天。观者莫不悽唏”。在出征日本时期，元朝又迫使高丽出兵卒、船夫、战船和军粮，种种征派成为高丽军民沉重的负担。
进入14世纪后，元与高丽的文化、经济交流逐步发展。元代有许多高丽人侨居中土，甚至在中国做官。很多高丽学者、僧人都与中国文人保持着十分密切的关系。1310年代前期，高丽国王王璋让位给儿子，自己以驸马、沈王身份在大都筑万卷堂，读书闲居。高丽儒生李齐贤奉召陪侍王璋。也长期侨居中国，与当时名臣大儒论学唱和，是这个时期高丽史上最有名的文学家。元朝恢复科举考试后，高丽士人往往不远千里赴试大都，其中有些人其实早已通过本国自行举办的科试而做了官。他们宁可脱去官袍，重新以“诸生”身份来中国竞技于场屋，是因为“得于其国者不若得诸朝廷者之为荣”。
高丽“密迩日本”。忽必烈将王植扶上王位不久，就一面督其“阅军造船”备征日本，一面派国信使从高丽渡海，去招谕日本“来朝”。从1267年后的七年间，元国信使或递送国书、牒文的专人五至日本。日本天皇曾命朝臣拟就答元朝书，但因镰仓幕府力主不予回牒的强硬态度而没有送达元廷。至元十一年（1274），元朝以忻都为都元帅、高丽人洪茶丘为副元帅，率蒙古、汉军和高丽助征军共2，5万人，从合浦（今朝鲜马山）渡海，进袭日本的对马、一岐两岛，在筑前博多湾（在今日本福冈县）等地登陆。元军在这里遭到日本的强烈抵抗，不能深入，又遇飓风，战舰多触礁摧毁，被迫班师。这一年是日本龟山天皇文永十一年，日本历史上称为“文永之役”。
次年，忽必烈又遣使日本。幕府欲使元廷“永绝窥觎”。遂杀元使，仍不予回牒。日本在沿边海守戍以备蒙古的同时，又制定“征伐异国”的计划，在国内限日登记大小船舶、水手舵手、出征将士的年龄及武器等，宣布“若及遁避者，可被行重科”。此后数年内，日本军不断骚扰高丽和元朝沿海，可能就与这个“征伐异国”的计划有关。
元使在日本被杀的消息。直到至元十七年（1280）初才传回中国。至夏，忽必烈召见宋降将范文虎，“议征日本”，不久即建征东行省，筹备再次征日。至元十八年（1281）五月，元东路军由忻都等人率领，从合浦再渡朝鲜海峡。江南军主要由降元的宋朝水师组成，包括“张世杰溃军”，乃至“避罪附宋蒙古、回回等军”在内，由范文虎统率，从庆元（今浙江宁波）航海。元用宋降军去替它拓地，顺便也达到了不杀降而降人自灭的目的。两军相约在日本一岐岛会师，总兵力达14万，共有船舰4400多艘。江南军失期迟至。汇合后大部分元军进屯鹰岛。未经大战，即遇飓风。元军缚舰为城，仍经不起风涛颠簸，“震撼击撞，舟坏且尽。军士号呼，溺死海中如麻”。东征将领弃十余万士卒于岛，择坚好船只逃回。日军乘势进攻，尽杀蒙古、高丽、北方汉人军卒，而虏南宋降军为奴。日本史称此战为“弘安之役”。
打渔图终元之世，中国与日本之间一直没有建立政府间的关系。但即使是在交战期间，两国的民间贸易也没有完全中断。停战后，日本商船来中国货贸的更多。庆元是对日贸易的主要港口。自大德九年（1305）到至正十年（1350）的46年间，有33年留下了日本商船来华的确切记载。中国商品出口，最大量的是瓷器、铜钱、铜器也是日本来华购买的主要产品。从日本进口的货物，有黄金、精制刀剑、扇子等等。除商人以外，大批日本僧人到中国交流佛法。同时中国禅僧也因日本僧人乃至镰仓北条氏的邀请，搭乘商船渡海东去。日本有些学者甚至将13世纪前后的100年称为日本的“渡来僧世纪”。据考证，这个时期东渡的中国僧人，有姓名事迹可考者不下30人。其中除少数出自四川外，大部分是杭州、明州（今浙江宁波）、台州（今在浙江）、温州、漳州等江南临海都市的高僧。他们多在日本镰仓、博多、京都等地主持禅寺。这时的建长、圆觉等著名寺院，竟因为历代主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