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鳎榻ā爸泄嗣窠夥啪舷鹿ぷ魍拧保渲小捌咔а跫浅踔幸陨希炅�18岁，男女均收；另三千人拟招收技术工人与职员和各种专业技术人才，由两市委负责动员，待遇从优”。2月26日，登报考试招生，至6月初结束，先后组建3个分团，其中一、三分团驻地北平，二分团驻地天津。谭政任总团长，陶铸任副总团长，“实际工作由陶铸主持”。
南工团除了公开招生外，还将东北野战军政治教导团、东北军政大学冀察热辽分校等作为骨干班底，并从正定抽调了1000余名华北大学、华北革命大学的学生补充进来。
南工团学员与华北大学、华北军政大学、华北人民革命大学等学生的最大不同，是后者身着灰色粗布干部服，前者身着四野的绿色人字呢军服，配有“中国人民解放军南下工作团”字样的胸标，因此在青年学生中颇具吸引力。报名者中除了在校大学生、中学生甚至大学教授外，还有因战乱留滞平津地区的知识青年以及部分职员和技术人才，甚至有华北大学、华北军政大学、华北人民革命大学等的学生自发“转学”加入。
国学大师、哲学家冯友兰先生时任清华大学校务会议主席，他在《解放期中之清华》中曾有这样的记述：本学期于（1949年）三月三日起上课，学生中因参加南下工作团及区政府工作而休学者，达二三百人，现在在校上课的学生共一千八百余人。不过，最早被南工团录取的是北京大学的学生，编为第一分团第一大队第一中队。
南工团成立后，受到了党和国家领导人的高度重视。毛泽东主席先后两次赠言：“忠诚团结，革命到底；今日加紧学习，将来努力工作”“军队向前进，生产长一寸；加强纪律性，革命无不胜”。周恩来、朱德、张闻天、王明、李立三等先后为学员们上过大课。
7月18日，北平市各界人士在先农坛体育场举行欢送南下工作团大会，倪进的爱人刘淑筠作为军属代表坐在了主席台上。如今80余岁的刘淑筠记忆力还非常清晰，从那慈祥的外表完全想象不出她曾有过一段决不平凡的经历。
刘淑筠，高小毕业，这对于当时的女子来讲，已经是高学历。1950年4月，刘淑筠报名参加抗美援朝，由于丈夫倪进随47军驻守湘西，经组织安排，是年12月逆赴朝大军车流，只带了单程路费携两名幼女前往湘西，并参加革命工作，任职47军保卫部秘书科。
刘淑筠的四叔是第二野战军的干部，姑爷爷是地下党（对外的身份是天津的一个大资本家）。她的父辈多是铁路司机（当年张作霖被炸皇姑屯时的火车司机便是她家的邻居）。这一红色背景，曾经令她在为被俘的国民党军官、土匪“仗义执言”后免遭处分。当时湘西匪患猖獗，她却拒绝配枪，其个性可见一斑。
1949年4月，四野70万大军分3路南下；4月21日，二野发起渡江战役；7月29日～8月3日，南工团近万名学员递次出发，先后在河南开封、鸡公山等地驻训，少数学员被陆续抽调走，其中便有新中国第一代飞行员。大部至湖北武汉，随后分别派往四野各作战部队以及到华中局参加地方工作。分配到四野的南工团学员每军有二三百人，倪进继此成为47军保卫部的一名干事。9月28日，南下工作团结束历史使命。
与南工团一样，先后南下的还有华北大学、华北军政大学、华北人民革命大学的学生。倪进的妻妹刘淑敏及其未来的爱人杨维勤，便是与1500名华北大学同学一起被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105大队”南下的。据刘淑敏、杨维勤回忆，105大队沿途还陆续编入了中原人民革命大学、湖南人民革命大学及当地干校的学生。刘、杨至湘西地区参加了组建地方政权的工作。
对于南工团学员及无数像他们一样的热血青年的历史评价，恐怕借用叶剑英在“欢送南下工作团大会”上的讲话最为公正，“南下工作团是你们参加人民解放事业的伟大开端。你们比前辈动身较迟，但你们面前的路更长。将来你们可以骄傲地告诉儿女，你们曾英勇地南下，参加过解放全中国的伟业。”
湘西
在南工团学员中，有许许多多才华横溢的青年，比如新中国第一位电视播音员沈力，比如着名剧作家汪曾祺……
汪曾祺的恩师，便是我国文坛巨匠沈从文。沈从文的原籍，便是湘西重镇凤凰县。遗憾的是，当年汪曾祺随团南下至武汉，被留下参与接管文教单位的工作，因而与恩师的故乡失之交臂。否则，除了《芦荡火种》（后改编成样板戏《沙家浜》），我们也许还会看到他的关于湘西剿匪的力作。不过，沈从文先生给我们留下了脍炙人口的中篇小说《边城》，散文《湘西》、《湘行散记》。
在沈从文的笔下，读者总会随时领略到湘西那纯朴粗犷野性的乡情民风，以及那秀丽清新幽美的山水风光——中秋月下对歌，端午龙舟竞渡，新春舞龙耍狮子放烟火；迎亲的花轿，办丧事的饶棺，泅水捉鸭子的水手……那水、竹、塘、码头、碾坊、吊脚楼、茶垌的街道，碧溪苴的白塔以及青山间的雾霜风雪……一经作者的浓描或淡写，则成为一幅幅意境邈远的水墨风景画。这一切，通过同样出自凤凰县的着名画家黄永玉的笔表现出来，又会有一个更加直观的领悟。
即便是匪，在沈从文的笔下，也是那样的蛮悍之中不失豪气，却并无匪气——游侠者，是沈从文给出的一个称谓。在《凤凰》一文中，他这样写道：
游侠者行径在当地也另成一种风格，与国内近代化的青红帮稍稍不同。重在为友报仇，扶弱锄强，挥金如土，有诺必践。尊重读书人，敬事同乡长老。换言之，就是还能保存一点古风。有些人虽能在川黔湘鄂边境数省号召数千人集会，在本乡却谦虚纯良，犹如一乡巴佬。
沈从文在15岁小学毕业后，便“随本乡土着部队到沅水流域各地，随军在湘、川、鄂、黔四省边区生活”。他曾在“湘西王”陈渠珍部任书记、司书等职，有5年时间。对于湘西，对于湘西人，沈从文因此有着毋庸置疑的发言权。然而，故乡的情结及文人的情怀是否令其忽略了某些东西？总之，也有必要从另一个角度来审视另一个湘西。
在中国的鸡形版图上，那片横亘于鸡腹地带的山地便是大湘西，所含的地域有慈利、张家界（原大庸）、桑植、龙山、永顺、保靖、古丈、花垣（原永绥）、吉首（原所里）、泸溪、凤凰、新晃（原晃县）、麻阳、怀化、芷江、辰溪、溆浦等二十多个县、市，共居住着土家族、苗族、回族、瑶族、侗族、白族等43个少数民族。
湘西毗邻川、鄂、黔、桂，系由湘入川黔的必经之地，战略地位显着，但由于这一地域山高林密沟深洞多，交通闭塞，政令鞭长莫及，历代被视为荒蛮之地，并有诸如“匪风甚炽，安居不遑”“成群劫掠，啸聚为患”之类的记述。自明末始至清末民初，匪势愈演愈烈，甚至曾被孙中山先生称之为中国的“盲肠”。新中国成立前夕，湘西匪众已达10万有余。民间流传歌谣谓之：湘西无处无山，无山无洞，无洞无匪。如此一来，“湘西匪患”似乎成了一个专用名词。
对于湘西的“匪”，由于站在不同的立场角度，势必会有不同的表述。客观的说，这里有反抗官府压迫揭竿而起的志士豪杰，有割据一方恃强凌弱的地方武装，也有迫于生计剪径林莽水泽的山寇蛮贼。
贺龙，新中国开国元勋，出生在大湘西地区的桑植县，“两把菜刀闹革命”的故事可谓是家喻户晓。值得一提的是，1934年11月，为策应中央红军长征，贺龙率红二、六军团进军湘西，对阵“湘西王”陈渠珍，并在大庸（今张家界）成立了中共湘鄂川黔省委、省革命委员会和省军区，贺龙任省革命委员会主席兼军区司令员，任弼时任省委书记兼军区政委（正是任弼时，在1948年提出大量吸收知识青年以充实干部队伍的主张）。当时不仅沉重打击了地方武装，并且改编了部分游杂武装，随后参加举世闻名的二万五千里长征。
不仅如此。辛亥革命，湘西子弟曾行进在讨袁护国军的队列中（贺龙曾任桑植讨袁护国军总指挥）；抗日战争，湘西子弟曾组建队伍冲杀在战场最前沿；抗美援朝，万余名湘西子弟又随志愿军赴朝保家卫国，其中两人成为全国战斗英雄，100多人立功受奖。麻阳籍战士陈启尧荣获金日成颁发的“二级战斗英雄”勋章，并受到毛泽东、周恩来、贺龙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接见。
本书中的“匪”，当然指的是我47军奉命抄剿的那些武装人员。
当年，湘西匪势也极为复杂，盘桓于此的有被打散的国民党正规军，潜伏的特务组织，或坚决反共或摇摆不定的地方武装，还有青红帮、袍哥会等黑恶势力等。人员有国民党地方官员、国大代表、议员，地主恶霸，散兵游勇，山寇蛮贼，其中不乏黄埔军校、国内名牌大学乃至有留洋背景的武装人员，当然还有被裹挟的当地农民。再者，湘西是少数民族聚居区，历史原因又造成他们对“外来者”的敌视……
这些武装人员参与对抗的动机各有不同，将如何区别对待？他们之间既欲相互依托，又因“世仇”而暗生猜忌，将如何分化瓦解？招安反水曾是他们获得利益的常态手段，将如何防备其在背后施放冷枪？再加上民匪不分的地域特点，我军的剿匪任务之艰巨也可想而知。事实上，部队的人员伤亡很大，军长曹里怀曾痛惜地回忆道：在湘西留下了3000人，平津战役也没牺牲这么多。
47军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47军，其前身是1947年组建的东北民主联军第10纵队，首任司令员梁兴初。（梁兴初在1949年出任38军军长，当年打响解放湘西第一枪的正是38军，在抗美援朝时期曾被毛泽东主席誉为“万岁军”）
47军所属各师的前身在编入10纵建制之前，各有不同的战斗经历。
第139师的前身，是1930年在湘赣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