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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星火，出人意料地于９月１２日午后提前回到了北京。连续６天策划谋害毛泽东的林立果闻讯大惊失色，明白乘毛泽东南巡期间将其谋害的计划已经彻底破灭，立即将这个重要情况报告了北戴河的林彪、叶群。林彪、叶群见势不妙，决定立即采用第二方案，转移到广州。林立果对“小舰队”作了１３日上午南逃广州另立中央的一系列安排后，乘２５６号专机于１２日晚离开北京去北戴河。岂料，林彪、叶群的女儿林立衡向驻北戴河的８３４１部队报告了林彪企图南逃广州，可能要叛国的情况。周恩来接到８３４１部队的报告后当晚查问叶群是否调去了专机，并一查到底，指令专机不许动，并表示要去北戴河看望林彪。这下，本来已成惊弓之鸟的叶群更是惊上加惊，她以为中央发现了他们谋害毛泽东、南逃广州另立中央的阴谋，认为形势已经发展到箭在弦上的危急时刻，再也不能在北戴河坐以待毙了。
有关林彪出逃的种种说法（2）
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深夜她和林彪仓促决定，以变应变，不等明天了，连夜立即行动，改南逃为北叛。
（三）挟持绑架说
此说认为，林彪出逃，阴谋来自叶群、林立果，完全是叶群、林立果挟持绑架的结果。
此说的主要代表人物是林彪、叶群的女儿林立衡（林豆豆）和林立果选中的未婚妻张宁。
张宁的说法比较含蓄，她在《张宁：自己写自己》一书中，说“九一三”事件前夕的林彪处境危险，林彪的安全受到叶群、林立果的威胁，在叶群和林立果围着林彪密谋的时候，林彪直到夜里１１点多钟始终沉默，最后还哭着说“我至死（一说“至少”）是民族主义者”，可见林彪的出逃是犹豫不决的，是不情愿的。（张宁：《张宁：自己写自己》，作家出版社１９９８年版，第２３５页、第２４４页）
林彪出逃前“流泪”和说自己“至死（至少）是民族主义者”的情节，在另一本出版于１９８８年１１月写张宁的书中还有所描写。书中说，当时林立衡交代内勤小陈进林彪房间去偷听，看林彪、叶群、林立果说些什么。小陈出来后对林立衡说：“我进去了，以送茶的名义悄悄进去的。开始他们没有发现我，我见首长坐在沙发上，他在流泪。主任和立果蹲在首长脚边上，说话声音很轻，我听不清楚，只听到一句……首长说：‘我至死都是个民族主义者……我还想再听，立果发现了我，他一下子冲过来，将我推出门，又将门给关死了……”（胡平：《乱世佳人》，江苏文艺出版社１９８８年版，第１８２页）这就是说，出逃前的林彪并不是凶相毕露、斩钉截铁，而是痛苦万分，难下决心。凭他这样的思想准备和精神状态，如果不是叶群、林立果下手挟持绑架，是很难想象的出他去叛国投敌的。
同张宁的说法稍有差异的是，林立衡的说法直截了当，她认为林彪的出逃罪责在叶群、林立果，林彪是受制于叶群、林立果，他是受害者。１９７７年冬天，林立衡同父异母的姐姐林小琳曾特地赶到郑州看望她，询问“九一三”事件的有关情况，她说：“林彪是被毛泽东逼走的”，“是林立果和叶群绑架把他弄上飞机的”，“中央公布的那些材料不真实。”“我在‘九一三’后写的材料是谢静宜逼供信并有意篡改而成的”。
１９９０年以后，随着时间的推移，国内政治环境的逐步宽松，林立衡更是不断通过境内外各种书刊毫不隐晦地宣传她的这一观点。（高厚良口述，高德明整理：《“９·１３”之后的林立衡——暨说给豆豆的知心话》，原载２０００年第９期《中华儿女》杂志）
有知情人说，当时从林彪出逃乘坐的红旗牌轿车里，曾发现了遗落的用于捆绑的绳子和堵口用的毛巾，这是很耐人寻味的。
（四）欺骗蒙蔽说
此说认为，尽管林彪和毛泽东产生了很深的矛盾，两人已经结束了“亲密战友”的关系，但林彪的出逃，毕竟不是他的本意，而是受了叶群、林立果的欺骗蒙蔽。
此说认为，叶群、林立果的阴谋是背着林彪干的，至少像谋害毛泽东、发动武装政变、到广州另立中央这些石破天惊的大事，林彪并不完全知情。相反，毛泽东毫不客气地点了林彪名的南巡谈话，叶群、林立果在得到武汉、广州亲信的密报后，立刻报告了林彪，并大肆渲染林彪面临的危险局面，加剧了林彪同毛泽东的矛盾和对立。在林彪身体不好，外面的事情不愿多加过问，凡事由叶群代为出头露面、当家做主的情况下，加之林彪喜欢儿子林立果，着意培养、锻炼，而林立果又偏偏是野心勃勃、杀气腾腾、少年得志、喜欢妄想、热衷于密谋、做事不择手段、不计后果的政治狂人。这样，林彪也就很容易受到叶群、林立果的蒙蔽和左右，并且注定要为叶群、林立果的个人野心和轻举妄动付出惨重的代价。
尤其是林彪外逃，是在已经服安眠药入睡、头脑不清醒的情况下，被叶群、林立果欺骗、蒙蔽，强拉硬拽弄走的。张宁在《张宁：自己写自己》一书中写道：当叶群得知周恩来查问２５６号专机情况后，便慌了神，“带上林立果直奔林彪卧室，小陈和小张（林彪的两个内勤）见状跟进，见叶群扑向床头一把拉起进入睡眠状态的林彪，大声喊道：‘快起来吧！有人抓你来啦！快穿衣服走吧！’”（张宁：《张宁：自己写自己》，作家出版社１９９８年版，第２４９页）这样，还在迷迷糊糊之中的林彪，同样迷迷糊糊地被妻子、儿子拉上了不归之路。
（五）病态发作说
此说认为，林彪的出逃，其实是他精神疾病的一种发作。
此说的根据之一，是林彪的医生曾经对人这样说：“林彪有精神病，有那病的人，在某些领域里，和正常人一样，而在另外一些领域里，他就是个白痴。总括起来，林彪是个行为能力不健全的人。（官伟勋：《我所知道的叶群》，中国文学出版社１９９３年版，第２０７页）
林立衡虽然没有说林彪有精神病，但也承认林彪的精神情况异于常人。她曾在材料中写道：“林彪在公开场合讲的许多话，是中央有人给他服了一种药，改变了他的思维和精神状态。”（高厚良口述，高德明整理：《“９·１３”之后的林立衡——暨说给豆豆的知心话》，原载２０００年第９期《中华儿女》杂志）
英国著名作家韩素音也认为林彪的精神不正常。她说：“林彪的传记作者还没有深入探索他的个性和心理状态。可以肯定，林有精神分裂的征兆，有时郁郁不乐，有时又兴高采烈，近乎疯狂。据说他吸过毒，经常打吗啡和吸鸦片，不过他什么时候染上吸毒的习惯并不清楚。怕冷、怕风特别是怕穿堂风，怕热又怕虫子。他患忧郁症，外出时总带着一提箱药品。聂荣臻说：‘他很少说话，他老是担心他的身体。’”（安建设编：《周恩来的最后岁月》，中央文献出版社１９９５年版，第１３１页）
也有的说，林彪的精神病，源于抗日战争初期，他在山西被阎军误伤，中弹后伤到了神经中枢，留下了后遗症。林彪平常不喜交往，喜欢一个人在黑暗中久久呆坐，还喜欢划火柴嗅火药味，除了说明他原本就性格孤僻之外，还说明他患了老年痴呆症和抑郁症。
总之，此说认为，林彪的精神不健全，思维能力严重退化，已经远不是战争年代那个指挥千军万马的常胜将军。他的出逃决策是如此丑陋拙劣，正是他糟糕透顶的身体给他开的一个荒唐透顶的要命玩笑。
探析“九一三”事件的必要性
林彪出逃，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的一个重大事件，其影响和震动，远远大于当年张国焘逃离延安、投向国民党怀抱做特务的事件。
历史已经承认，毛泽东是一位高瞻远瞩、具有无可比拟的雄才大略的政治家；历史也不会忘记，林彪是一位战争年代战功累累、具有非凡的指挥才能的军事家。那么，为什么毛泽东错选了林彪，差一点成了林立果暗杀阴谋的受害者呢？为什么林彪这个上了党章的“接班人”，一反对毛泽东“恭维”、“忠于”、“紧跟”的常态，竟要凶狠地谋害毛泽东，发动武装政变呢？林彪政治上是怎样演变和堕落的呢？林彪集团是怎样形成和做大的呢？林彪和毛泽东的矛盾是怎样产生、发展和激化的呢？毛泽东是怎样对林彪由信任而失望，由怀疑而警觉的呢？林彪是怎样下决心和毛泽东决裂的呢？毛泽东又是怎样逃过劫难，林彪又是怎样一朝覆亡的呢……
这真是一部深邃神秘、惊心动魄而又充满玄机的“天书”，真是一个任何时候听起来都毛骨悚然、发人深思的“天方夜谭”。其中所蕴涵的让党、国家和人民付出沉重代价的经验教训，确实值得从社会历史的角度，从政治生活的角度、文化传统的角度，从党和国家体制、机制的角度认真加以分析总结，以便以史为鉴，汲取教训，加强党和国家的民主与法制建设，防止“文化大革命”的悲剧重演，防止林彪一类人物的出现和林彪出逃一类事件的发生。
按照“任何存在的都是合理的”这种观点，林彪出逃事件的发生，绝不是偶然的，它带有深刻的历史必然性。但是，对这个必然性的认识，与对同林彪出逃事件连为一体的“文化大革命”的认识，却并非可以说已经深刻了，全面了，彻底了，经验教训汲取得到家了。何况，围绕整个事件，还有一些不甚明了之处，而国内外又不时出现一些不同的说法乃至别有用心的歪曲和纯粹而恶意的胡编乱造，把水搅浑了，影响了人们的正常思维和准确判断。
应当承认，我们面临的是一段并不完全清晰的历史，我们面对的是一个并不完全了解内情的社会，还有不少并不完全理智、完全清醒、完全深刻的受众，无论从哪个意义上——是从弄清历史事件本身，还是从廓清历史疑团、迷雾，是从正本清源、还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