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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产阶级聚居的一些三、四十层的高楼发生了火灾：因为有些冒失鬼点火来照明或取暖。
不到一刻钟，中国就倒退了二十年，回到共产主义制度最糟糕的年代。那时的夜晚也是街灯昏暗，只有党的高级干部才有电话（还是固定电话！）
司机们被关在车里，牢骚谩骂都无济于事，被堵几小时后只能弃车步行。居民楼里电梯都停止运行。被吓坏了的居民从楼梯狂奔而下，急于逃命，跑到街上才发现街道已是水泄不通。
北京和上海断电四小时之后，伦敦、巴黎和纽约的股市一路狂跌，因为中国一咳嗽，整个世界都会感冒。而这次中国得的不只是咳嗽，而是肺炎，因为断电将持续三十六小时，整个国家将陷入一片混乱。疏散成千上万辆堵在高速公路和立交桥上的汽车需要十多天的时间，当局由于缺少清障设备而显得束手无策。企业和个人都因突然断电而蒙受损失，电脑里资料丢失，已经无法上网。银行里的工作人员绝望至极，数百万个银行账户和金融交易干脆被取消，因为电脑的安全防护系统根本没有考虑到会出现如此规模的混乱。
第14节：大瘫痪有可能出现（3）
中国的银行系统大瘫痪。
当系统本身开始自我摧毁，比如股市暴跌引发崩盘的时候，专家们认为这种现象属于系统性问题。
面对如此混乱的局面，当局的沉默会让民众产生怀疑并感到惶恐不安、手足无措，还会越来越感到绝望……
在上海和北京的现代化设施濒于崩溃的时候，距紫禁城不远的最高领导层所在地紧急启动了应急发电设备，领导人们惊慌失措、无可奈何地看着中国两个最重要的城市坠入深渊。就连发表电视讲话呼吁人们保持冷静也不可能办到了：电视信号已经无法传输，他们只能对着没有图像的电视屏幕发呆。
老百姓突然意识到〃末日可能就这样来临〃，〃国家根本保护不了他们〃……更糟糕的是，正是这个国家使他们面临深渊，他们这才意识到国家其实是多么的脆弱！
从前，当皇帝不再受到上天恩宠的时候，百姓就可能起来推翻他。老百姓会认为这次大瘫痪发出的可怕信号就是明显的证据。
二十四小时之后，国家主席担心不能遏制这场灾难对中国的影响，采取了他认为正确的措施，宣布汽车分单双号分别上路行驶，每辆汽车两天出行一天。他的讲话是强有力的，必须优先保证能源供应。石油要留给发电站用，要尽量减少汽车用油。
第二天，汽车司机在天安门广场举行大规模游行，受到警察的严厉镇压。自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来，政权第一次出现了动摇。游行人群退去的时候，数百具尸体横在地上。当局知道，要避免骚乱继续扩大蔓延，必须严厉镇压、决不能手软。
第15节：大瘫痪有可能出现（4）
一星期之后，一切恢复平静。中产阶级又乘上他们的电梯，开起他们的汽车，但是每个人心里都明白：一切都已不同以往。中国的经济增长第一次遭受了重创。
这次打击不是致命的，但的确是痛苦的，因为它让人们看到他们所处的系统极其脆弱、不堪一击，他们的命运实际上都悬在一根电线上！
中国人还没有意识到，可他们吞下的的确是一剂致命的毒药，会彻底打击他们的乐观情绪，将可怕的怀疑毒汁般注入他们的内心。
如果未来不如现在，那该怎么办？
三十年来我们一直在不停地问自己这个问题，现在他们也开始问自己这个问题……
中国领导人还没有意识到，但是这次〃发展过程中的意外〃将给中国留下极为深刻的烙印：西方所说的〃公众舆论〃将在中国诞生。
中国也有了公众舆论！
这对于中国来说是一个新生事物，过去人民大众没有经过过渡，直接从奴隶身份转变为消费者和顾客。
公众舆论是什么呢？不就是中产阶级有能力表达自己的看法，民众面对当局也能有发言权吗？
如果爆发这样一场革命，人们能够估计出它对中国乃至世界的影响吗？这就是本书第二部分要探讨的问题。
第16节：中国人与政权的关系正在改变性质（1）
中国人与政权的关系正在改变性质
中国在经济领域的变化虽然没有影响到一党制原则，却对中国人与政权关系的性质产生巨大的影响。可以说一场真正意义上的革命正在悄悄地进行，没有人知道这场革命最终会走向哪里。
因为中国成为超级资本主义国家之后，在中国人看来，共产党专政的特点已经发生了变化。
长期以来，中国人的确深受极权之苦。主要的受害者不仅是养活着越来越多人口的农民，还有保家卫国的军人。当人们得知直到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末，还有将近85％的中国人是农民，就会明白中国农民为中国上令下行的金字塔形权力结构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过去，中国农民一辈子务农。由于生存空间的宝贵，集体总想抢占更多的生存空间，所以中国人不得不守在出生的地方。从战国时期开始，农民就被固定在土地上，为土地主耕种田地。放弃了土地的农民只能四处游荡或做家丁。后来在共产党制度下，不仅种地的农民是这样，农业机构也都是如此。农民想让子女摆脱这种奴隶处境的唯一希望就是让他们加入共产党，接受教育。
如今，农民纷纷流向城市，到建筑行业打工谋生。成千上万贫穷的农民离开农村来到城市。虽然他们的生活条件在西方人看来仍然极其恶劣，但它是一种社会大融合的萌芽。这些农民省吃俭用，然后返回家乡想办法开个小买卖，做点小生意。他们当中有些人投身商业，后来成功建立起自己的工业、商业或建筑业帝国。香港巨富李嘉诚就是一例。这些人虽然只是极少数，但是他们的创业故事被媒体广泛报道，激励穷人们也想白手起家、实现致富的愿望。
第17节：中国人与政权的关系正在改变性质（2）
从前饱受奴役的中国农民就是这样成为中产阶级主要的后备力量。
享乐是共产主义最可怕的敌人，所以我们更能理解，为什么适用于过去经济落后和贫困状态的政治专政，如今却受到中国全面展开的工业和贸易自由的挑战。
中国人摆脱受奴役的状态，变成了消费者，虽然消费主义还没有像西方那样攻占政治领域，不过这一天终究会到来……
到那一天，中国将不再是中国。
四千五百多年来，中国的统治者一直遵循这样的原则：每件事情都有自己的位置，每件东西都有自己的用处，各司其职，各负其责，就像公鸡要报晓、猫要捉老鼠……为了领导这个〃人口大国〃，每位统治都必须扮演保护和控制百姓的角色。当中国人建立政治机构的时候，他们就发明了绝对的专制统治，在他们看来，只有这种方式能够把社会组织起来，同时又避免出现动荡。
春秋战国时期推行变法的商鞅在他所著关于统治艺术的《商君书》中这样阐述他推崇绝对权力的主张：
〃重 罚 轻 赏 ， 则 上 爱 民 ， 民 死 上 ； 重 赏 轻 罚 ， 则 上不 爱 民 ， 民 不 死 上 。 兴 国 ， 行 罚 ， 民 利 且 畏 ； 行 赏 ， 民 利 且 爱 。 行 刑重 其 轻 者 ， 轻 者 不 生 ， 重 者 不 来 。 国 无 力 而 行 知 巧 者 ， 必 亡 。 怯 民 使以 刑 必 勇 ， 勇 民 使 以 赏 则 死 。 怯 民 勇 ， 勇 民 死 ， 国 无 敌 者 强 ， 强 必 王。 贫 者 使 以 刑 则 富 ， 富 者 使 以 赏 则 贫 。 治 国 能 令 贫 者 富 ， 富 者 贫 ， 则国 多 力 ， 多 力 者 王 。 王 者 刑 九 赏 一 ， 强 国 刑 七 赏 三 ， 削 国 刑 五 赏 五 ……〃
第18节：中国人与政权的关系正在改变性质（3）
作为控制百姓的高手，商鞅此言的厚颜无耻和蛮横显而易见，无须多加评论。他还毫不犹豫地提出：
〃国之大臣诸大夫，博闻、辩慧、游居之事皆无得为，无得居游于百县，则农民无所闻变、见方。农民无所闻变、见方，则智农无从离其故事，而愚农不知，不好学问。愚农不知，不好学问，则务疾农；智农无从离其故事，则草必垦矣。〃（《商君书·垦令》）
商鞅被秦孝公重用，力主变法。五家为保，十保相连，推行严格的户籍制并重刑连坐：不告奸者腰斩，告奸者与斩敌者同赏，匿奸者与降敌同罚，即〃诛其身，没其家〃。伟大的历史学家司马迁告诉我们，这位提出最详尽、最无耻的极权专制理论的思想家，甚至不怕违背中国神圣的大家庭原则，推行〃分户令〃，严禁父子兄弟在同一个家庭里生活。
商鞅属于法家。法家是中国最早的政治思想流派，法家最著名的代表人物是韩非子（公元前280年233年）。尽管讲话有点结巴，这位伟大的思想家堪称中国的马基雅维利，是一位举世无双的战略家。他的著作世代流传，中国历代君王、甚至连毛泽东都曾努力实践他的理论。
法家认为必须重视法律，法高于其他一切。司马迁认为法家是中国重要的思想流派之一，与儒家、墨家、道家和易学并驾齐驱。法家理论的诞生正是为了以严厉的方式组织农业生产，避免让不断增长的人口没饭吃。对此，韩非子雄辩地阐述了自己的观点：
第19节：中国人与政权的关系正在改变性质（4）
〃古者，丈夫不耕，草木之实足食也；妇人不织，禽兽之皮足衣也。不事力而养足，人民少而财有余，故民不争。是以厚赏不行，重罚不用，而民自治。今人有五子不为多，子又有五子，大父未死而有二十五孙。是以人民众而货财寡，事力劳而供养薄，故民争，虽倍赏累罚而不免于乱……〃
韩非子将中国人早已经历过的极权国家以理论形式确定下来：国君高高在上，费尽心机盘算着如何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