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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错误 大战前1939年(第二次世界大战史大全第二卷)主编:[英]阿诺德·托因比-第10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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险试图将自由主义的道德原则应用于执行英国外交政策的实践时，他不但得到保守党的而且也得到工党和自由党的支持。张伯伦及其同僚的悲剧——这也是他们祖国的悲剧——在于，他们身负重任，所以轮到他们要在一个弱肉强食的世界上发挥作用，而这一世界同他们被培养大的那个文明世界是不相容的。在不炫耀暴力的那些领域内，英国自由党人（从这个字的广义上来说）精神上是心安理得的。他们对于国内社会改革，包括发展地方自治政府在内（张伯伦在其早期成年生涯中曾献身于这方面的事业许多年）是有专长的。他们在国际政治舞台上是感到局促不安的，即使在那个突然于1914年终止的短暂年代也是如此，而当时的外交，甚至战争，都是有节制地进行的，而且也尊重一般公认的准则。在1914年爆发的第一次世界大战所预报的、自1933年希特勒在德国的上台开始的这一新时代中，英国自由党人彷徨不知所措。对于当时突然地和意外地迫近他们周围的那个残忍世界，他们感到恐怖，他们非常厌恶承认这种可能性：如果他们和他们的同胞要在这个残忍的世界上生存下去，他们就可能不得不遵循这个弱肉强食的凶暴方式。他们发现要使自己相信下述想法是比较容易的：在他们所处的二十世纪西方环境中，一个外表上是弱肉强食的世界必然是一个幻景，如果我们对这个世界上外表凶暴的动物待之以善良公民应得的礼貌和照顾，那么这些动物就一定可以转变为具有通常的自由党人特征的善良公民。如果换一种滑稽说法的形式来解释张伯伦所处的悲41惨困境，或许更能说明他对希特勒的反应。我们可以把他想象成一位维多利亚女工时代英格兰中部的商人，一天早晨，他沿着一条已经走过几百次的熟路步行去办公室，突然他发堂自己和一只老虎狭路相逢。他确实知道自从间冰期时代以来，在默西阿就没有繁殖过吃人的食肉动物，所以这位善良的人就使自己相信，尽管它凶相毕露，这只面对着他的四足动物一定是经过伪装的本地驴子，它是不舍不受胡萝卜的引诱的，因此他勇敢地向这只巨兽伸出一根胡萝卜。不一会，这头畜生扑杀了一个过路小孩，弄得血肉模糊，这就表明野兽的外观是与其真实本性一致的；这一恐怖的场面迫使此人改变策略。在犹豫了一会儿之后，他以空着的左手执一警棍作为武器，但他继续伸出右手中的那根胡萝卜；因为尽管他已亲自目睹这头老虎该死的“杀戮行为”，甚至到这时他也不愿放弃这头畜生原来是一匹驴子的一切希望。因此，他继续奉献出那根胡萝卜，并且向这头猛兽保证（仿佛它能够懂得人类的语言）：他左手现在执着的警棍是严格用于自卫的，而且事实上它也是非常无力的武器，不能用于攻击性的目的。从1939年3月17日起直到战争爆发为止。张伯伦和他的同僚有意识地奉行这种同时运用警棍和胡萝卜的“双重政策”，虽说这位首相在1939年9月3日抛弃了胡萝卜，但甚至那时他也没有将那根警棍从左手移到右手，或者以一种更为有力的武器来替换它。直到丘吉尔取代了张伯伦的职位，英国才算做到了这一点；而当时这只老虎在击溃了波兰和法国之后，已经在英吉利海峡的法国一侧摆好架势，准备进行其最后一次的猛扑了。张伯伦这样坚持到最后时刻的双重政策，不仅是危险的，也是不现实的。这位曾是自由党人的英国政治家，对于他未曾见过面的俄国暴君的性格是有所估量的，而对于他已见过的德国暴君的性格则依然是毫无认识的。在1939年3月的六个月之前。张伯伦曾经和希特勒面对面地晤谈过，其时这位第三帝国的缔造者和主宰者正处于一次最邪恶的精神状态之中。然而这一经历看来并未使得张伯伦清楚认识，他的敌手的恶魔似的才华或当时已经面对着纳粹党的那个明显的抉择：不是走向政治上和经济上的破产。就是去赢得一场战争。张伯伦自己由祖上传下的世界观似乎已使得他无法理解：无论他这方面有多大的善意、耐心和理性，也都不能使希特勒42象约翰·布赖特那样地行事来报答他。张伯伦不了解他正在与之斗争的那个政权的性质，这就使他大大地低估了纳粹德国欲达到其罪恶目的的意志力量，也大大地低估了为反对纳粹的目的而不得不动员起来的实力规模，动员是为了阻止它继续追求这些目的，或者当它仍旧坚持时则击败它。这两重估计错误，同张伯伦的醉心和平事业和他的憎恶战争一起发生了作用，妨碍了他在重整军备和外交这两方面做得稍微好一些，而这是张伯伦当时已将其祖国推了进去的那个殊死竞争的两大活动舞台。根据张伯伦对局势的看法，英国采取最低限度的行动是最为合适的。这样既足以威慑希特勒而又不致批其逆鳞；如果同时再审慎地给他以公正的对待，他肯定会有反应，变成通常的行为正派的人。张伯伦等人认为他们的日常决定对于希特勒的政策，不管是好是坏都有决定性影响的那种信念，是英国“核心内阁”中最为固执的一种错觉。他们不能够了解，或者不愿意承认这个真理：希特勒的行动方针久已确定而无法挽回了，他一心要进行侵略；向独裁者们送上一盘英国菜——英国最低限度的重整军备和英国对希特勒邻国的保证，加上一点英国绥靖政策以资平衡——是不会使希特勒踌躇一下的。事实上除了有效地动员一支势不可当的优势力量来对抗他的侵略目的外，是没有法子阻止希特勒前进的；因为对于希特勒来说，停止侵略就意味着他的使命的失败，也意味着他因此而不得不偿付的罚款，或者是自杀，或者是遭暗杀。因此，张伯伦及其同僚向希特勒保证，他们并未企图包围德国，这就等于白费唇舌。自然，这一保证是真诚的，然而对“包围”一词两方各有不同的解释。英国政府的意思是，同德国的其他邻国“靠拢在一起”，并没有什么恶意。它们并没有怀着攻击德国的意图而“结成一伙”来反对它。可是，这对希特勒来说绝非新闻。在1939年，希特勒深知德国并没有遭受进攻的威胁。但是这一了解也不43能使得希特勒满意，因为他并不关心去为德国获得一项，它已经有了的保证。他所关切的是保留行动的自由，以便继续从事侵略其他国家的勾当：在希特勒的词汇中，包围意味着德国打算侵略的受害者们采取一致的行动，以便防止希特勒用对付捷克斯洛伐克的方式来对付它们。自然，这恰恰是英国政府正在试图去做的事情。就象张伯伦于1939年5月19日在威斯敏斯特下院所说的： 仍然需要加强……我们对波兰的保证……对罗马尼亚和希腊的保证……其办法是作一些更加持久的安排，并从能够和愿意向它们提供援助的任何其他方面设法取得更多的援助。我要把话说清楚：这一政策并不是一项由于双方彼此怀有敌意而把欧洲大国分成对立集团的政策。……我们谋求建立的不是一个我们自己和其他国家之间的联盟。而是一个反对侵略的和平战线。这种为防止德国进攻的危险而相互保障安全的防御政策。从这位可敬的公民的观点来说，是一项显然合法而又合理的政策，但从希特勒的观点来看，则是一种无法容忍的挑衅。这是以另一种方式说明：希特勒所生活的世界不同于英国“核心内阁”成员和他们的同胞在其中感到安全舒适的1939年的世界。其时，西方基督教世界的欧洲桥头堡事实上分裂为两个世界，在物质上它们相距不过几分钟的飞行路程，但在精神上彼此之间则有许多里格和许多世纪的距离。对于一位从希特勒上合到他发动战争那段时间每年定期访问德国的英国人来说，这两个世界之间的转换使他在精神上感到的苦恼，犹如飞机升降时因高度突然变化而在肉体上感到的痛苦。这的确是西方基督教世界内部前所未有的一次经历：因为，虽说这个西方基督教世界在其多变化的历史进程中时升时沉，但它以前总是或多或少处于同一的精神水平，不管这个水平是什么样的。这个西方基督教世界过去从来被一条象1933年在德国和它的西方邻国之间出现的那样既深且广的鸿沟所分裂。在1955年，普通读者所知道的第三帝国内幕，比起当日张伯伦及其同僚听晓得的要多得多；然而就在1955年，德国人以外的人们仍然很难理解，一个继承了西方基督教传统的伟大的西方人民，怎么会被希特勒及其同犯所迷惑，从而成为他们罪恶企图的工具。这个问题对于张伯伦及其同僚来说，不仅是很难解释，而且也是44不可思议的；在他们的没有能力或不愿面对事实这方面，他们倒是他们的大多数同胞的代表。在那关系重大的1934年到1939年期间，英国政治家中除丘吉尔以外几乎没有什么人具有能看清可怕真相的洞察力和毫无保留或毫无犹豫地准备对之采取行动的意志力。如果英国“核心内阁”判断错误的一个原因，是他们低估了希特勒道德上的不端正，那么另一个原因就是他们过高估计了英国的力量。这也是十九世纪英国自由党人的习性；因为自由党人虽然良心上厌恶英国传统性的利用其力量来进行侵略活动，但也并未削弱他们所抱有的传统性的英国人信心——即相信这支力量能够有效地被用来作为一种在国标关系中维持法律和正当的统治的制裁手段。在1939年3月17日到8月24日之间，当张伯伦等人听到俄德条约的消息时，那个“核心内阁”似乎相信，英国这只狮子只要用它的前脚爪站立起来和扬起它的鬃毛就可以制止希特勒，并使希特勒心目中的下一个牺牲者得到安全保障。何况还可以联合整个英联邦一起行动，以代替英国独自的努力；过分相信尚未使用和尚未加强的英国力量有制止希特勒的效力，这或许就是在英国和德国互相竞争以使其他欧洲国家依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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