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战前1939年(第二次世界大战史大全第二卷)主编:[英]阿诺德·托因比-第103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38年11月雷诺的三年计划受到总罢工的威胁时，达拉第告诫他的同胞们要有牺牲精神来行动，不要依靠他们的过去而生活。但当罢工失败时，他就象以前一样，称赞全国人民的爱国主义精神。捷克斯洛伐克被占领以后，他在1939年3月又再次要求授予特别权力。3月18日他对国民议会说，他将毫不迟延地采取激烈的军事措施，并且还要采取极其重要的经济措施。“我打算使所有的法国人都做更多工作。”第二天他在参议院指出，因为法国人已经在1938年9月向全世界证明他们的和平愿望，他们就更加有资格“在今天宣称我们是守着最后一道战壕，我们打算不惜任何代价来坚守它”。但是十天以后，在3月29日对全国发表的一次广播演说中，他的讲话几乎象是说，不需要再作进一步的努力来保证他们的安全了。他提到了“关于法国软弱无力或放弃主权的荒谬无稽之谈”；恰好相反，他说，“法国的团结从来没有象今天这样的深刻或完满”。它的经济地位正在日益改善，国防有了坚强的保证。达拉第的不幸是，他遭到两股火力的夹攻。首先是极左派和工联主义者，他们虽然害怕和憎恨外国的独裁者们，但显然甚至更加害怕和憎恨一个本国独裁者的前景。其次是极右派，他们同情外国的独裁者们，虽然也害怕这些独裁者，但远不及害怕他们自己国内的左翼分子。699在法国社会党内部有一种思想倾向，他们认为，首失，德国是无法抵抗的；其次，重整军备只能有利于国内的反动派。因此1938年12月24日在巴黎举行的社会党会议上，和平主义派的领袖保罗·富尔宣称，“如果他们要以强大的军备和联盟来拯救和平，他们就不可避免地要走向独裁”；又说“同德国进行军备竞赛，将毁了他们，而且还是不会获得安全，因为德国的人口出生率是法国的三倍，它的化学工业则是法国的十倍”。这倒不是勃鲁姆的意见。虽然他也忌恨对他自己的社会立法的每一个威胁，但他还是有着爱国主义的意识和责任感的，他早先担任公职的经验也更加强了这种思想品质。所以勃鲁姆就提出了一项决议案，大意是该党必须全力以赴，毫无保留地参与保卫国家，国家的防务则必须达到最高的效率。这项决议案由大会以四千三百二十二票赞成通过，但有二千八百三十七名代表投票反对，一千零十四名代表弃权。在1939年3月7日社会党全国委员会的一次会议上，又有四千二百十八票赞成在某些条件具备后召开一次国际会议来讨论裁军问题，还有三千一百四十票则赞成无需任何条件即可召开这种会议。第二节英国议会中的反对派英国议会的工党，在这时完全可以称得上是英国有组织的工人的真正面有效的代言人。就这点而论，它确实是胜过法国社会党的。而且，可以毋庸置疑地说，英国工人阶级所具有的对国家的责任感，总的来说要比法国工人阶级所具有的强些。一旦英国工人运动充分认识了局势的真实性质，它就毫无保留地投入重整军备运动，而且比法国工人干劲要大得多。但是直到战争爆发前几个月为止，它还是倾向于认为来自政府的对它自己的独立性的威胁，要比来自希特勒的任何威胁更大些。就是这样，阿瑟·格林伍德因为对“慕尼黑之冬”期间实施军备计划而在工业中引起的大规模活动感到吃惊，1938年12月6日就在下院表示：“已有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经验在指引我们，我们不想再容忍任何‘德比方案’，也不想容忍以见不得人的方法来实行征兵的任何尝试。”以非熟练工人代替部分熟练工人和在工业中征700兵，仍然是工党害怕的两个主要魔鬼。工党表示相信单靠自愿的努力，就可以充分保证国家的防务而丝毫无损于民主自由，它也批评现有工作中的缺点，但只要采取一些控制管理方面的措施就能加以改正。1938年10月28日，工党发表了一个宣言，标题是“全国为和平作出最大的努力：工党对人民的号召”。宣言建议改进防务工作和组织，呼吁成立一个国防部，以及在自愿的基础上组织人力。11月3日，工党又在下院提出一项动议，谴责政府在9月危机期间在保卫平民方面的“公认的毫无准备”（这一动议以三百五十五票对一百三十票被否决）。当国民服役方案提出时，政府再次向工党保证这是志愿性质的，工党才表示赞同。1939年5月31日，在南港召开的工党会议上它再次对政府的防务工作提出批评。会议通过了一项由执行委员会起草的声明，主张设立一个国防部以协调防务工作，设立一个供应部以协调供应工作，并对军队工作的改革提出详细的建议。关于重整军备的经费来源，无论是通过借债还是征税，反对党对政府的大事筹款并没有怎样攻击，而是更多地指责政府没有能采取充分的措施，以防止款项的过多一部分以利润形式落入承包商的腰包。从重整军备一开始，政府就已经对这个问题一再提出保证。早在1935年使设立了一个皇家委员会，专门就私商承造武器的问题提出可能彼认为是必要的改进意见。工党抱怨政府没有采取实际行动来执行该委员会的建议，而且有些军火厂商的利润比1935年时高出了百分之二百。1939年2月20日，多尔顿竭力主张“我们的军火帐单的很大一部分完全可以靠向发军火财的人征收重税来支付”。甚至连一名民族党议员奥斯丁·霍普金森这时也宣称：我们花去的钱，直到现在并不都是完全值得的。……我们以很低的固定利率预付给飞机制造商们大量的钱。用这种办法我们大量地增加了他们的投资的价值。……如果要纳税人在重整军备时期提供工业的资本，那他就有701权利得到与所付出的相等的价值。……现在已经是应该采取严厉的步骤的时候了，应该替纳税人和国家把被掠夺去的巨额利润中的一部分再收回来。在很多情况下，这种利润是被一些对飞机工业的有效生产毫无贡献的人骗去的。最后，在1939年6月20日，实行了一种新的军火利润税。对每年军人合同收入不少于二十万英镑的厂家，在1939年3月31日以后终了的任何一个会计年度中所获得的超额利润，课征百分之六十的税款。但工党觉得如没有完善的政府控制，就很难完全达到目的。它之所以如此坚持主张成立一个供应部，其主要原因也就在此。正如征兵这个争论问题所表明的，工党不愿意为彻底的组织方面的变更付出不可避免的代价，尽管这种变更是它为了国家安全的利益而提出的要求。当征兵法案第一次提出时，艾德礼既根据理论上的、也根据实际上的理由表示反对：我们反对实行征兵，因为我们相信，就以加强这个国家来说，当它应该是坚强和团结的时候，征兵却将使它变弱和分散。……在征兵的背后，每一个工会会员都知道，存在着从工业中征兵的危险。……我国拥有世界上最大的舰队。它有一支正在迅速增长的空军队。它必须为它们提供军火而且无疑还要以军火来援助它的盟国。它不能够，在此之外，再提供一支庞大的大陆军队。……纯粹在人员的数量上算计，那是一个严重的错误。自由党也反对征兵法案，理由是“实行有领导的民主比用强迫的方法更能得到广泛、强烈的响应。志愿入伍的制度，也最符合英国人民的历史和传统。”然而，这项法702案一读时投的反对票（工党一百三十八票，自由党七票），与其说是激烈反对这事本身，倒还不如说是主要表明：要捍卫长期所遵循的原则，对张伯伦的政策的不信任，和因未与他们商量而引起的愤怒。然而工党在5月4日开始的二读辩论中仍坚持其反对意见，而且这是在希特勒张伯伦在辩论论写的一封信中说：“工党在他们的反对中发生了分裂；我可以看出，当我发出呼吁时，后座议员席动摇了”（法伊林：《内维尔·张伯伦传》，第406页）。第一次公开要求归还但泽、并宣布废除1934年的德波协定和1935年的英德海军协定以后发生的。艾登呼吁全院一致通过这一措施，以此来向朋友们、同时也向敌人们表明英国反抗侵略的决心，但是他的呼吁没有成功。安奈林·贝文甚至走得更远，竟暗示说张伯伦只不过是屈服于希特勒的恐吓。“我们已经失败，希特勒已经获得胜利。他使我们丧失了一种非常重要的英国制度——志愿入伍。……他们（政府）除了作另一次卑鄙的尝试来反对国际赃物的重新分配以保护他们自己之外，还能拿什么理由来说服青年们去打仗？”在辩论的最后一天，艾德礼说：“隐藏在这一法案背后的感情，并不是想要满足国家的迫切需要，而是想要征兵。……在捍卫自由的名义下，我们的自由可能受到摧残。”斯塔福·克里普斯爵士则要求，在征召人力之前应先征用财产，实行军队民主化，保证工会权利（包括罢工的权利），以及土地国有化。其他工党议员，甚至威胁要通过他们在选民中的影响来抵制征兵。5月8日这一法案二读时，工党所投的反对票从一百三十八票增加到一百四十五票。但是在这次投票中，自由党发生了分裂：有五人投票拥护政府，其余弃权。在审议委员会中，工党迫使进行了二十四次分组表决，最后一次是在三读时进行的，因而三读表决一直拖延到了5月18日。在这期间，没有一个人比批评政府最尖锐的温斯顿·丘吉尔更加强烈地感到这一措施的必要性；也没有一个人能比他更好地为这一措施辩护。关于反对党在这个问题上扮演的角色，他后来写道：“它使自由党和工党党人丧失了指责当前政府的任何权利。他们只能太清楚地表明他们自己的对付事情的办法。”他接着以他特有的宽宏大量的姿态补充道：“现在他们要显示一种更加真实的办法了。”第三节法国试图提高劳动主产率时遇到的阻力1938年10月4日，达拉第在国民议会就慕尼黑协定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