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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错误 大战前1939年(第二次世界大战史大全第二卷)主编:[英]阿诺德·托因比-第9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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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10日建议成立一个三人法庭，由一名英国人、一名日本人和一名中立国人组成，以决定被控告的四名中国人有罪还是无罪。哈利法克斯645觉得这样的法庭缺少法律根据，但在12日的答复中他建议，可以成立一个谘询委员会，其中有一名中立国人士参加，以决定是否有表面上证据确凿的案件存在，从而可以将这些人移送当地中国法院。那一名中立国成员应该是美国驻天津总领事，于是他也就由他的政府批准来担任此期。日本外务省就在被通知这事之后答复说，已授与杉山将军全权处理此事，因此这建议只能送到他那里去征询意见。同一天，贾米森在天津把这个建议通知了他的日本同行，但他被告知说，这事不能考虑。在这里日本军事当局可能错过了一个证明自己做得对的机会，因为美国总领事本人显然认为日本人是有理的，他很可能已决定要附和他们的意见。6月14日，开始了他们早就恐吓过的要对租界实行封锁。他们开始搜查所有进出租界的人，他们进行搜查的方式则是蓄意要最大限度地侮辱英国侨民。妇女和男人一样遭到搜查。而且常被剥掉衣服。英国船只受到干扰，食品和燃料的供应时常中断，商业活动遭到了最大限度的妨碍。法租界也被包括在内，因为否则就无法有效地封锁英租界；但日本人敌视的对象是英国人，他们通过他们的傀儡政权代理人，在中国的日本占领区发动了一场广泛的反英运动。驻华北的日本军事当局也变本加厉，宣称决不取消封锁，除非英租界当局在建设东亚新秩序方面给予合作，并放弃亲重庆的政策。这些政策据日本人说，有：“保护反日分子和共产党分子，支持中国币制以反对联合储备银行券，囤积商品，默许非法分子使用无线电收发报机”，以及租界中的中国学校采用反日的教科书。英国政府现在的处境非常困难，也很危险。6月20日，哈利法克斯向议会讲述了天津发生的事件。他只是简单地说，被控告的四个人曾被移交给日本人，其中有两个人已经招认，但当他们被送回租界巡捅房拘留时，又曾646翻过供，日本人也没有能提出任何可以单独成立的证据。这一陈述给予议会和公众的印象是，除了那可疑的口供外，没有什么证据，而日本人则正在企图强迫把这四个无辜的人移交给他们。接着是对在天津的英国国民的侮辱，这就引起了愤怒情绪的爆发，报刊和议会都要求对日本采取报复行动。英国政府确实考虑了采取报复措施的可能性。但是这样做除了在日本可能会引起反作用外，经济制裁如由英国一国单独实行也是作用不大的。然而，在巴黎的探询表明，法国政府完全不愿意采取任何这种措施，除非它得到美国有效的合作的保证。6月15日，英国政府吁请美国对日本施加压力，以迫使它接受在天津设立一个咨询委员会的建议和取消对租界的封锁。但是，考虑到美国孤立主义舆论的力量，美国在军事上尚未准备好，以及欧洲的危机日益加深，美国政府不敢采取行动。在6月16日的一次国务卿、助理国务卿、参谋长和海军作战部长都参加的会议上大家一致同意，由于欧洲的局势，英国和法国不可能在远东反对日本，美国则是还没有准备好去那样做，而且大约还需要两年的时间才能准备好。国务院赞成给东京送去一份措辞严厉的长照会，指责日本对华政策的全部内容。这样的一个照会拟出来了，并给英国政府看过。但是美国驻东京的临时代办和正在休假的美国驻日本大使都表示反对，使得这项计划终于被放弃了。取而代之的是，临时代办被告诉说，要避免被英国人拖迸天津的争端中去，但同时也应向日本人表示，美国政府担心中国被占领区的反英运动可能也会导致对美国人的袭击。对罗伯特·克宙古爵士来说，天津危机是一个特别沉重的打击。他深知在日本统治集团内部，赞成同德国和意大利结成军事同盟从而使矛头指向民主国家和苏联的一派，和反对缔结这样一项可以广泛适用的公约的另外一派，正在进行斗争。他也在利用他的影响来反对缔结这样一项同盟。他现在担心不幸的天津事件将使德国人和他们的日本朋友得到好处。6月18日他警告外交部说，有同日本打起来的危险，除非改变一下他所谓的对中64国过于仁慈的英国态度。他要求授权他向日本政府提出建议，就一切有关天津的悬而未决的问题在东京举行谈判。为了创造一个讨论的基础，他建议日本人应取消封锁，英国在伍界中的权力应予以维持，应采取一切可能的步骤来终止那里的反日活动。对此，哈利法克斯在6月19日表示同意。日本华北派遣军强烈反对在天津以外的地方举行会谈，在天津他们就可以控制会议的进行。但在6月20日，日本首相平沼亲自出面干预，赞成在东京举行会议，但会议内容应限于天津一地的地方性争端；24日，日本外相宣称，他的政府同意在东京举行谈判。他私下告诉克雷吉说，他不能作出取消对租界的封锁的保证，但是等谈判开始后，也许就可以劝说日军撤去他们所加的种种限制和停止对英国国民的侮辱。他也说，只能讨论天津当地的争端问题。克雷吉告诉外交部说，日本政府在劝说华北派遣军同意举行谈判方面遇到了很大的困难，日本外相已经尽了他最大的努力。25日，哈利法克斯回电表示赞成，并祝贺克雷吉成功地处理了“这桩困难而又微妙的事情”。他希望克雷古还是能劝说日本政府停止虐待天津的英国国民，但把预备性谈判交给他自己去斟酌办理。227日，双方同意第二天在伦敦的英国议会和东京的报纸上发表一项公开声明，宣布即将在东京举行会谈以寻求解决涉及天津的各种问题。与此同时，贾米森从天津报告说，那里的局势已有所改善。会谈直到7月15日才开始。在此期间，日本报纸大量报道，将把要求英国全面改变其有关中日冲突的政策作为一个先决条件来提出。克雷吉得到平沼的间接保证说，这些报道是不确实的；但日本所需要的是对它在中日冲突中的困难予以更多的谅解。在7月15日的第一次会议上有田提出了一份议程，其中第一项是“总的问题”。648他说，日本陆军在保障其自身的安全和维持它所控制的地区内的公共秩序这两方面的特别需求应得到坦率的承认，这一点是很重要的。他说，日本舆论深信，正是英国“在道义上和物质上对蒋介石的援助”，才使他得以继续进行抵抗。因此，有田说，向日本政府提出了极端的要求；不过，日本政府竭力想寻求一个它希望英国政府能够接受的关系准则。于是他提出了下面这个准则：英国政府充分认识正在进行大规模敌对行动的中国的实际局势；并注意到，只要这种事态继续存在，在华日军为了保障其自身的安全和维持它所控制的地区内的公共秩序，就有其特殊的需求，也就必须采取必要的步骤，以便压制或去除那种将妨碍它或有利于它的敌人的任何活动或行为。英国政府因此将避免，并使在中国的英国当局也避免，有任何将妨碍日军达到其上述目的的行动和措施。克雷吉反对这种含义过于广泛的措词；但是正如他告诉外交大臣的那样，他知道如果要使会议不会一开始就破裂，那么象这一类的东西就不能不接受。于是他提出了一个反草案（最后必须经他的政府批准），但这次轮到有田来表示它是不能被接受的。克拉克·克尔反对同意任何准则，但在7月17日，哈利法克斯同意了克雷吉的意见，并拿出外交部所拟的一个方案，虽然他也给了克雷吉相当大的自由来自行处理这件事。克雷吉和有田继续进行讨论，每一方都提出了修正草案。7月21日，就文字措词达成了协议，并且商定这个关系准则于24日在伦敦和东京同时公布。最后达成协议的全文如下：陛下政府……充分认识正在进行大规模敌对行动的中国的实际局势；并注意到，只要这种事态继续存在，在华日军为了保障其自身的安全和维持它所控制的地区内的公共秩序，就有其特殊的需求，它也就必须压制或去除那种将妨碍它或有利于它的敌人的任何活动或行为。陛下政府无意支持不利于日军达到上述目的的任何行动或措施。它并愿趁此机会重申它在这方百的政策，向在中国的英国当局和侨民说清楚，他们必须避免有这种行动和措施。英国外交大臣7月24日在上院宣布这项协议时说，这种对一般局势的承认，“与陛下政府的对华政策毫无关系，而只是一个事实的问题”。张伯伦31日在下院对这一点又作了进一步的强调。首相说，东京准则是一项事实的声明：“它并不表示对日本方面的任何交战国权利的承认；它并没有出卖英国在中国的任何利益，而且它也并不意味着或打算交出属于第三国的任何权利。”克雷吉指出，这一准则并没有使英国方面增添新的行动或新的承诺，因为当地的英国当局从来也不曾想妨碍日本军事当局在占领区内行使其权力，但是在另一方面，它也的确把“对于占领区内的扰乱行为造成的英国人利益的损失所应负的全部责任都加到了日本人自己的肩上”。然而，日本政府在向本国人民进行解释时，却企图把这项准则的意义说得更广泛得多。据报道平沼曾对报界说过，这不仅将给重庆政府以一大打击，而且在解决中国事件中它将成为一个有利因素（意思是说它将诱使中国人出来讲和）。他表明，他希望英国不要继续给予中国政府财政或其他形式的援助。日本政府不能不抚慰那些极端分子，不然他们就有可能已经起来闹事，不听指挥了。外面还有许多关于英国“投降”的议论；在华的英国商人也十分担心，生怕“新秩序”连同它的一切经济方面的东西，可能正在得到英国的默认，但事实证明这种担心是没有根据的。克雷吉宣称，这项协议从来不曾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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