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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了上面的分析和论证之后，《建议》指出了问题的要害和本质：〃根本问题出在哪里？就出在20多年以来，我们执行的是一条错误的理论和错误的思想为指导思想的错误路线。不彻底打破这种思想束缚，不纠正私有化的改革方针，不改变让资本家入党的错误原则，只是在二次分配上搞几项福利措施，抓几个贪官，不可能解决根本问题。〃
于是，诸多签名者提出要求：〃建议由十七大做出决议：在党章中恢复坚持党的工人阶级先锋队的性质，纠正关于'两个先锋队'的错误提法和允许不愿放弃剥削的资本家入党的错误规定。〃
他们还要求：〃在党的会议上，对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或对领导人提出批评或不同意见的中央委员、中纪委委员、十七大代表以及党政军民学领导干部、工作人员和全体党员，中央要从组织上保证做到：言者无罪，闻者足戒，不揪辫子，不打棍子，不秋后算账，不双规，不坐牢，不软禁监视使人失去自由，不暗害，不杀头，不牵连亲属朋友。使大家敢讲真话，放下包袱，轻装上阵。〃
第54节：〃黑砖窑〃事件的离奇解读（2）
他们劝说中央政治局常委：〃只要党中央各位领导同志能痛下决心，猛然醒悟，真正回到马列毛的革命路线的立场上来〃，〃就一定能够拥有更美好的前途和未来〃。
很显然，黑砖窑事件，成了他们反对改革开放、要求回到毛泽东时代的一个口实。
其实，改革开放和黑砖窑事件之间，并不存在因果等号关系。像这一类使用暴力手段强制那些并未触犯刑律的公民从事无偿劳动的事件，不同时代和不同地域都曾经发生过，只不过动机不同而已，其中就包括中国甘肃的夹边沟（〃右派分子〃劳改场所之一）和前苏联的〃古拉格群岛〃。应该说，就危害对象和危害规模来看，后者的严重性不知大于黑砖窑多少倍。
在黑砖窑事件发生之后，党中央和国务院立即采取有力措施，追究犯罪分子的刑责和地方官员的责任，给予严厉制裁，以制止此类弊案再度发生。那么，在夹边沟这样的地方非正常死亡了大批人之后，当时是否采取措施加以纠正呢？没有。后来〃文革〃中遍及全国的〃关牛棚〃强迫劳改就是例证。
如果不是改革开放使国家逐渐走上正轨，人民的财富大大增加，惨剧发生的因素和几率只会更多。1959年到1961年这3年，气候条件并不是很差，不是有几千万人非正常死亡吗？〃文化大革命〃中，不是有两千万人非正常死亡吗？我们从来没见到〃左〃的人物对这些比黑砖窑事件大得多的惨剧有任何反思。相反地，他们倒是盛赞〃文革〃，鼓动和号召多来几次〃文革〃。
企图以开历史倒车的方式来解决类似黑砖窑事件的灾难，只能是治丝愈棼，越理越乱，越治越糟，最后是死路一条。
在十七大召开前夕，〃左〃的朋友利用黑砖窑事件大做文章，不能不让人怀疑，这些人是不是企图借此扭转十七大方向，迫使改革开放急刹车。不过，他们这一次努力，仍然像前几次一样，没有奏效。
第55节：寡头化vs民粹化：改革共识破裂了吗？（1）
寡头化vs民粹化：改革共识破裂了吗？
50岁出头的清华大学教授孙立平平素不苟言笑，总是忧心忡忡的样子。2007年2月4日，我和他参加了吴敬琏主持的讨论央视专题片《大国崛起》的会议，立平发言的第一句就说：〃我不看电视，但是有关大国崛起的话题可以说几句。〃
居住在京郊百旺山下的孙立平虽然不看电视，可是天下事却尽在视野。他很少接受记者采访，在有限的采访中，他对一些媒体放出重话：中国改革的共识已经破裂。这是2006年的事。
孙立平说，上世纪80年代是一个共识的年代，改革大潮激起无数人的热情、期盼和行动。到了90年代，改革在民众中失去了正当性。在一部分人心目中，改革意味着失业、下岗，意味着强势群体对公共财产和私有财产的瓜分，意味着生活成本和生活负担不断增加，社会不公与日俱增，这就瓦解了改革在民众心目中的正面形象。
孙教授在2003年10月曾出版《断裂》一书。书中说，90年代的中国已经变成一个与80年代的中国非常不同的社会。正如此书的书名，他认为眼下的中国的社会已经断裂。比如发展和环保的关系，在大城市中天经地义，走到穷地方就成了问题。在一个断裂的社会中，不同群体的差异有时达到无法互相理解的程度。《断裂》出版后销得不错，我到北京朝阳区小庄新华书店买这本书，居然脱销。店员说，都被朝阳区政府买走了。
在这位社会学教授眼中，断裂的表现形式之一，是80年代广泛的改革联盟日益沦为狭小的精英圈子，改革的动力已经丧失，中国社会出现了〃结构定型、精英联盟、寡头统治、赢者通吃〃的趋势。〃在逐步定型化的结构中，精英的联盟应当说是一个明显的事实。而在最近几年时间，精英联盟似乎呈现某种寡头化的迹象。表现在利益博弈当中，就是赢者通吃的现象。〃而大众则普遍认为，自己成了改革的对象，成了改革成本的承担者。1995到2005年的10年中，全国大约有6000万国有、集体企业职工丧失了工作。4000万农民失去了土地。股民在股市中的损失超过1。5万亿。城乡差别达6倍之巨。
孙立平认为，90年代以来进行的一系列改革比休克疗法更为激进，比如国企改革和工人失业。问题不在于激进与渐进，而在于不规范。许多改革都是以非规范化的方式进行的。摸着石头过河导致了很多问题。其实，河上有船，两岸也有桥，我们却一意孤行地摸着石头过河，像国企改革这样重大的改革既没有充分的社会讨论，也没有系统立法。在2005年开展的国企改革讨论中，有些省说，我们早就卖完了，怎么才讨论这个问题？
孙立平说，关键的问题是改革策略的转换需要以政治体制改革为条件，现在主要是卡在政治体制改革上。由于政治体制改革缺位，在国企改革过程中，民众的参与和公正的立法都很难实现。当然，除了立法滞后，更重要的是有法不依。中国社会并没有真正把法律作为推进改革和形成新体制的手段，人们习惯的还是政策、文件、决议、〃精神〃等非法律手段。
在孙立平所做的社会学调查中，他发现了这样的案例广西高级人民法院2003年9月下发了一份名为〃桂高法（2003）180号〃的文件。题目是《广西壮族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关于当前暂不受理几类案件的通知》。《通知》规定，对于13类〃涉及面广、敏感性强、社会关注〃的案件暂不受理。其中涉及国企改制的有：
〃四、因企业改制或者企业效益不好等原因出现的企业整体拖欠职工工资而引发的纠纷案件，以及因劳动制度改革而出现的职工下岗纠纷案件。〃
〃五、政府及其所属主管部门进行企业国有资产调整、划转过程中引发的纠纷案件；政府参与或者依据政府的指令而发生的政策性债转股纠纷案件；因企业改制过程中违反民主议定原则或者因企业改制而引起的职工安置纠纷案件。〃
在这种情况下，改革走样、失控，就难以避免了。这个问题不解决，维护改革的共识就非常困难。破除旧体制好办，建立新体制要复杂得多，这个问题我们没有解决好。
怎么办呢？孙立平认为，首先暂停涉及重大利益的改革，停止掠夺利益的战争，〃与民休息〃。其次，对已经进行的改革进行完善，比如通过社会保障对受损严重的群体进行利益补偿。第三，对于紧迫的改革，必须准备好一个博弈机制。80年代改革的阻力主要是观念问题，90年代中期之后主要是利益纠葛。现在扭曲改革的技巧相当成熟，〃改革改革，一切都假汝之名以行之。〃如果不把这一点考虑进去并加以预防，改革变形是必然的。第四，社会道德底线已经彻底破坏，无论旧体制新体制都无法正常运转，只有重建生活的基础秩序和道德底线，才能重新启动改革。
美国著名的咨询公司雷曼兄弟公司2002年的一份报告指出，中国最大的风险是拖延必要的改革。孙立平说，中国许多改革确实错过了合适时机，但他认为，重启改革机制不是要拖延改革，更不是否定改革，而是要退一步进两步，为进一步改革创造条件。
中央编译局副局长俞可平不同意孙立平的判断。俞可平在2006年3曰27日的《21世纪经济报道》上发表谈话说：〃有人指出，目前我们对改革已经缺乏基本的共识，20多年前那种对改革的高度共识已经不复存在。我不同意这种判断。对改革的争论和分歧，表明我们确实需要进一步凝聚改革共识，但它并不表示社会对改革已经失去基本共识。这里有一个如何理解共识的问题。共识并不是每一个人都有共同的看法，那是不可能的事。共识是指多数人普遍类似的态度，它并不排斥少数人的不同态度。我们说民主政治是一种'共识政治'，就是指它遵循'尊重多数，保护少数'的基本原则，即民主政治建立在多数同意之上，但它并不排斥并且包容少数人的不同意见。如果按照这样的逻辑来理解目前社会各界对改革的各种态度，我认为从总体上看，我们对改革有着基本的共识。〃
第56节：寡头化vs民粹化：改革共识破裂了吗？（2）
俞可平认为，下面几个判断是多数人对改革的基本共识：1、改革取得了巨大成就，大家都是改革的受益者。即使在改革进程中出现了相对利益受损的群体，但与改革前的境况相比，他们的利益总量从绝对值上讲也是明显增加了。这些问题需要通过深化改革来解决。2、改革不可逆转，这是改革的深刻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