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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若长逝，灵柩自以由运河搬回江南归湘为便。沿途谢绝一切，概不收礼，但水陆略求兵勇护送而已。
余历年奏折，抄毕后存之家中，留予子孙观览，不可发刻送人，以其间可存者绝少。所作古文，尤不可发刻送人，不特篇帙太少，且少壮不克努力，志亢而才不足以副之，刻出适以彰其陋耳。如有知旧劝刻余集者，婉言谢之可也。切嘱切嘱。
余生平略涉儒先之书，见圣贤教人修身，千言万语，而要以不忮不求为重。忮者嫉贤害能，妒功争宠，所谓怠者不能修，忌者畏人修之类也。求者贪利贪名，怀土怀惠，所谓未得患得，既得患失之类也。忮不常见，每发露于名业相侔、势位相埒之人；求不常见，每发露于货财相接、仕进相妨之际。将欲造福，先去忮心；将欲立品，先去求心。忮不去，满怀皆是荆棘；求不去，满腔日即卑污。余于此二者常加克治，恨未能扫除净尽。尔等欲心地干净，宜于此二者痛下工夫，并愿子孙世世戒之。
历览有国有家之兴，皆由克勤克俭所致；其衰也，则反是。余生平亦颇以勤字自励，而实不能勤；亦好以俭字教人，而自问实不能俭。尔辈以后居家，要痛改衙门奢侈之习，力崇勤俭之德。
孝友为家庭之祥瑞。吾早岁久宦京师，于孝养之道多疏，后来辗转兵间，多获诸弟之助，而吾毫无裨益于诸弟。余兄弟姊妹各家，均有田宅之安，大抵皆九弟扶助之力。我身殁之后，尔等当视叔如父，视叔母如母，视堂兄弟如手足。诸弟渐老，余此生不审能否相见，尔辈若能从孝友二字切实讲求，亦足为我弥缝缺憾耳。
七轿队被拦在天津城外
曾国藩带着赵烈文、吴汝纶、薛福成和几个兵弁，冒着六月酷暑，扶病上轿。彭楚汉建议：“大人身为直隶制军，天津又处动乱之中，此行宜以兵马壮声威。卑职愿带一千人随大人进津门。”
“不行。”曾国藩断然拒绝，“上谕说持平办理，以顺舆情而维大局。维护大局，则不能开仗。我带兵前行，不正好给洋人动刀兵以借口吗？”
彭楚汉默然退下。
“彭军门，”曾国藩又把他叫住，“洋人猖狂无礼，后果难以预料，直隶军队有捍卫京畿之责任。你要训饬部属，决不能掉以轻心，随时准备，以防不测。”
彭楚汉领命，作为一个有十几年戎马生涯的总兵，他懂得目前形势的严峻。
绿呢大轿启行了，后面赵、吴、薛等骑马相随，沿着通往天津卫的古道缓缓前进。一望无边的京津平原在烈日暴晒下，一切生命都变得疲软懒散。两旁庄稼地里，稀稀落落地种着些高粱、玉米、西瓜、红薯，叶片低垂，藤儿干枯，全无一点生气。地里死一般地寂静。偶尔可见一两个人从高粱丛中钻出来，大口大口地喘气，然后又钻进去。这些人浑身上下一丝不挂，生长在南方的赵烈文、吴汝纶看着直摇头。古道上很少见到来往行人，偶尔所见的，也只是一些居住在附近的百姓，个个面如菜色，身如干柴。进入静海地面时，路上行人渐渐多起来，他们拖儿带女，背着大布包，神色忧伤。曾国藩叫兵弁过去打听。原来是永定河在葛渔城一带又决口了，冲毁农田庄舍无数，受灾的百姓只得背井离乡去逃难。老百姓刻骨咒骂河道河吏，骂他们将河工的款子贪污了，偷工减料，敷衍草率，欺蒙上司，贻祸百姓，是一班该千刀万剐的贪官污吏。
曾国藩坐在轿里，一颗心沉重得如同千斤铁锤。眼里所看到的已令他怆然，听到的又令他愤然，而即将面临的更令他颓然。
西洋天主教早在明末就在中国传播，到康熙年间大盛，一时有信徒好几十万。后来，因天主教不准中国信徒祭祀祖先，引起朝廷不满，而神父穆经运又参与胤禩等夺嫡之争，故雍正、乾隆之后，天主教遭到严禁。鸦片战争之后，朝廷又允许外国人传教，随之而来的便是不少纠纷。
曾国藩对天主教素来反感。天主教独尊上帝，不敬祖宗，不分男女，与他心目中的礼义伦常大相径庭，他视之为扰乱中华数千年文明的异教。在他看来，长毛就是把这一套学了过来，结果造成十多年的大乱。至于洋人贩来的鸦片，他更是深恶痛绝。但对洋人的坚船利炮，以及诸如千里镜、自鸣钟、机器等，他又由衷地佩服。三十年前惨败于洋人的教训，他记忆犹新。十多年来亲历戎间，对外国与中国在军事上的悬殊他看得很清楚。一个基本认识已在他心中深深地扎下了根：与洋人相争，不在于一时一事的输赢，而在于长远的胜负。中国目前不如洋人，一旦开仗，只有失败。要靠“打脱牙和血吞”的精神，忍辱发愤，徐图自强。他以这个认识为基础，利用晚上住宿的空隙，拟了一篇《谕天津士民示》，告诫天津士民要将好义刚强之气引入正道，对教堂传闻要查访确实，不可以忿报忿，以乱招乱。十载讲和，得来不易，一朝激变，荼毒百姓。并宣告奉命而来，一以宣布圣主怀柔外国、息事安民之意，一以劝谕津郡士民，必先明理而后言好义，先有远虑而后行其刚气。曾国藩准备一进津门，就将这张告示交衙门刻板，刷印几百份，遍贴大街小巷。
远远地看到天津城绵延的城墙和高大的城门了，绿呢大轿在稍子口停下。这里离城尚有七里地。天津道员周家勋、天津知府张光藻、天津知县刘杰已在此等候多时。众人将曾国藩迎进屋里。刚一落座，便见周道台在前，张知府、刘县令在后，一齐跪在地上，高喊：“求老中堂给卑职们做主。”
说罢，对着曾国藩叩了三个响头，抬起头时，三个人都满脸是泪。曾国藩心中甚是凄楚，说：“都起来，这是什么地方！你们都是镇守天津的朝廷命官，如此哭哭啼啼的，让百姓传扬出去，岂不丢朝廷的脸？”
周家勋等人起来，不敢坐，都垂手站在曾国藩的两旁，等待他的训示。
“城里现在安定下来了吗？”
“回老中堂的话。”周家勋低头答道，“大规模的闹事起哄是没有了，但百姓心里都大不服气，许多人都在骂崇侍郎。”
“骂他什么？”曾国藩对此颇为关心。
“骂他是讨好洋人的汉奸。”刘杰插话。
曾国藩两腮的肌肉轻轻地抽搐了一下，说：“胡说八道。”
不知是中气不足，还是并不十分愤怒，这四个字显得轻飘飘的。刘杰听出了其中的味道。这次事件由围攻咒骂，发展到烧楼毙人，实由丰大业开枪的缘故。堂侄当天抬到家里后便气绝，他悲痛不已。倘若不是这个忠心的侄儿，气绝的便是他本人。他恨强盗土匪般的法国佬，因而对百姓的举动能够理解，也予以同情。他把自己的观点亮给崇厚听时，谁知也遭到丰大业枪击的崇厚非但不支持他，反而说他糊涂。刘杰觉察出曾国藩与崇厚的口气大有不同，于是壮起胆子说：“中堂大人，丰大业身为法国领事，两次枪击我朝廷命官，公然侮辱我大清帝国的尊严，且打死了卑职的家人。百姓奋然而起，捍卫朝廷尊严，伸张正义，虽然做得过头了些，但事出有因，情可宽恕。”
“刘明府，你说如何宽恕法？”曾国藩苦笑一声，“丰大业无理，可以由朝廷出面，与法国公使交涉处理，如何能就因此放火烧屋，杀死那样多与丰大业毫不相干的洋人？现在退一万步来说，即使朝廷采取宽恕的态度，不再追究，但洋人会答应吗？设身处地想一想，假若我大清国在别的国家里遭到这样的袭击，我们又会怎样想呢？我们难道就会宽恕吗？”
刘杰一时语塞。周家勋想陈述教堂迷拐幼童、挖眼剖心，百姓积怨甚深等情况，但话到嘴边又咽下去了。这些事不是一两句话就能说清楚的，需要等总督大人到署后详细禀报，张光藻本想诉诉对“交部议处”的委屈，见周、刘都不再说话，也就不做声了。曾国藩喝了两口茶后，吩咐起轿。
曾国藩的绿呢大轿领头，后面跟着周家勋等人的蓝呢大轿，平日的全副执事都免去了，轿队冷冷清清的，似乎坐的都是一些受审遭贬的官员。轿队悄没声息地前进三四里路远时，忽见前面大道上黑压压地跪下一片人。走在轿队前面的戈什哈吓得忙回头禀告曾国藩，请示进止。曾国藩眉头一皱，面色不悦地说：“叫张太守、刘明府去问问，这些人是干什么的。”
张光藻、刘杰下了轿。过一会儿，张光藻返回，对曾国藩说：“前面跪的是天津各界士民，他们要面见中堂大人。”
“叫他们都散开！有事以后到衙门里说去！”曾国藩不耐烦地挥挥手。
张光藻很快又转回来，哭丧着脸说：“非请大人下轿接见他们不可，否则他们决不散开。”
“这是什么话！”曾国藩气愤地说。他知道天津百姓不好对付，极不情愿地下了轿。跪在道上的士民见曾国藩走过来，立即乱哄哄地喊：“曾大人！”“老中堂！”“青天大老爷！”
曾国藩挺直腰板，两手叉腰，尽量做出昔日那种凛不可犯的风度来。无奈右眼已眯成一根线，左眼也只能睁开一点点，没有了过去的如电目光，也就没有了过去令人战栗的威严。天津士民们发现，站在他们面前的曾国藩，与他们所想象的湘军统帅完全对不上号，若没有那身吓人的一品官服，他与俺们普通老头子有什么差别！
“父老兄弟们！”曾国藩干咳了一声，大起喉咙喊道，“鄙人奉太后、皇上之命，前来处理津民与洋人斗殴之事。各位请放心，鄙人一定会遵循国法，秉公办理。”
话音刚落，人群中立即腾起一片乱糟糟的喊声：“曾大人，您要为咱们百姓撑腰！”“中堂大人，洋人是恶鬼，您可不能像崇厚那样偏袒他们！”“老中堂，您要明察秋毫呀！”
曾国藩心里烦躁起来。他强压着厌烦情绪，高声说：“父老士民们，请你们让开一条路，好让鄙人进城。”
前面跪着的几个百姓挪动了膝盖，让出了一条四五尺宽的路来。曾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