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铣指仙弦簧眩改昀醇纳硇∪可剿涞牧菏橐惶阒敲裆执Ａ吮表眨米盘旌谇跋蚝洗ǜ稀菏橥芽诙觯骸吧狡障眩赡裣嘤牖埂４酥斜阌姓嬉猓膊恢绾伪妫烁萌绾嗡怠�
“可是，此时此地，在重庆，只有梁先生您站出来，最合适。为百姓说话，仗义执言，公正执言。”
“我一个书生说话，说给谁听？”
“听与不听，在他们了。”王文彬热诚地望着梁漱溟，“只要先生写出文章，我《大公报》负责发表。”
“我愿为新出现的和平谈判局面说话，”梁漱溟沉吟道，“不过，我的言论很可能国民党方面听了不满意，共产党方面听了也不满意，国共双方都不满意。”
王文彬不再劝梁漱溟，他知道梁漱溟想说什么了，他也知道，梁漱溟一旦开口，肯定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全然不顾对方好恶，全然不顾自身安危……
梁漱溟最后道：“就这样，我只以个人身份出现，只呼吁和平，绝不奔走和平。只言论，不行动。”
隔年元旦，梁漱溟听得山下传来爆竹声，北碚人也开始学会过公历新年了。这个从一破土建设便在街道旁种下法国梧桐的西部小城镇，早就可以见出它的缔造者放眼世界的目光。想来和自己一同到北碚，在立信会计专科学校任教务长的四弟梁焕奎这阵子该是正在和同事们同学们一起放爆竹，或者在北碚城中心的人民会堂演出话剧《雷雨》？听四弟说过，他们立信的几个同事老师，张甸、黄婉如，排了一台戏，公演后颇得好评，四弟还给梁漱溟看过演出后的合影。
接下来，1月21日蒋介石宣布下野。
中国是一个戏剧的国度。数千年来，演戏看戏，几乎是中国人最重要的文化与娱乐，而且无论元剧昆剧京剧川剧，最爱演最受看的，总是历史剧。究其根本，在于中国历史本身就是一部历史剧。冥冥之中似有一双手在担任编剧，无巧不成剧，戏剧的“巧合”这一技巧，被这双手运用到极致，其编造与夸张的程度，往往令人世间的编剧们黯然失色，叹为观止。蒋介石下野后十天，北平和平解放。蒋介石悄然离开六朝古都、本朝首都之时，毛泽东大张旗鼓进入北平。中国历史上担任首都最频繁、次数最多的一南一北两座城市，到了这一年，同时敞开两道门，像似戏台子上一左一右敞开的“出将”、“入相”二门，一出一入，分别迎送了当今正在交替中的两朝元首。不过眼前这戏台子比往常的大些，有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当时，有的人把中国的版图看在眼里，已经不再像是过去百年那风雨飘摇的一片海棠叶子，却更像一只昂天正要开叫的公鸡……
蒋介石下野。李宗仁任代总统。
重庆市市长杨森上了金刚坡，受李宗仁之托，给梁漱溟送来刚买好的机票，请梁赴南京“商谈国事”。梁漱溟不去。李宗仁到重庆来了，程思远上了金刚坡，受李宗仁之托，带来一大笔钱，并邀梁漱溟去重庆见面。李宗仁与梁漱溟是广西同乡，交往已久，北碚就在重庆郊区，近在咫尺，可梁漱溟就是不去。人虽不去，却把钱留下了，梁漱溟说：“至于这笔钱，我收下了。目前我在这里办学，包括勉仁文学院及中学，都是私立的，经费正十分困难，这些钱就算是德邻公对学校的资助吧。”梁漱溟恪守自己的诺言，“只言论，不行动”。从而恪守着不国不共不偏不倚的第三者态度。
1949年，就从蒋介石下野这一天起，到二月间，梁漱溟在《大公报》上接连发表文章《内战的责任在谁》、《论和谈中的一个难题》、《敬告中国国民党》、《敬告中国共产党》……
“内战的主要责任在国民党！”梁漱溟毫不隐讳自己的观点。
国民党政府求和，共产党提出若干条件，其中之一便是惩办挑起内战的战争罪犯。
“别的什么都还可以商谈，唯独这一条不能谈！”当时的国民政府行政院院长孙科道。
“这一条必须谈！战争打了几年，死了这多人，祸害了国家民族，究竟谁主张打？战犯是谁？为什么不受到惩办？内战是国民党方面挑起的，现在不能逃脱责任。为什么普通官兵和老百姓在内战中可以死，而在这场战争中主谋决策的人不能死？孙科凭什么说惩办战犯这一条不能谈？在我看来，恰恰相反，作为国民党要人之一，应该把战争的罪责首先放在自己头上，这才像一个孙中山先生的后人！我要是孙科，处于此时此地，就有决心以自杀谢罪天下人！我以为目下国民党自李宗仁代总统而下，统统应该辞职下野，承担发动内战的罪责，向国家、民族、百姓认罪，这才有可能重开和谈，结束战争，实现和平……”梁漱溟言论道。《大公报》竟也一诺千金，原文照登。
几乎与此同时，梁漱溟的同龄人宋庆龄同样发表声明《关于促成组织联合政府并呼吁美国人民制止他们的政府在军事上援助国民党的声明》，同样知无不言，言无不尽：“今天，我们的国土已经没有外来敌人的威胁。但威胁却起自国内，起自内战……目前的危机不是哪一边——国民党还是共产党——胜利的问题，而是中国人民的问题。悬于天平之上的不是党权的问题，而是人权的问题……国共谈判是不能得到最后答案的，最后的答案必须由中国人民来决定……正确地理解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并且在今天正确地运用它……民族主义在今天的意义是：中国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在这个国家里，有许多不同的政治见解。我们必须有一个人人都能向它提供意见的政府……”宋庆龄一如既往，把自己的重点放在民生上：“民生主义在今天的意义是：不能再让人民忍受饥饿，而贪官污吏却在积累巨额的财富，忠实的公务人员则沮丧失望。”
住在上海林森中路1804号的宋庆龄，收到了许多希望她重访美国的邀请，宋庆龄的答复是：“当孩子有死亡危险的时候，母亲是不应该离开家的。”
胜利后几年来，毛泽东在延安发言，坐飞机到重庆发言，这一年，他用他的百万雄师发言，用他那脍炙人口的诗词发言：钟山风雨起苍黄，百万雄师过大江
虎踞龙盘今胜昔，天翻地覆慨而慷
宜将剩勇追穷寇，不可沽名学霸王
天若有情天宜老，人间正道是沧桑
1893年出生的几个同龄人，辛亥年，第一次惊人一致地站在同一条战线上，振臂一呼，献身革命。抗战年，第二次惊人一致地站在同一条战线，振臂一呼，献身救国。胜利后这三年来，他们中的三人，热而诚、慨而慷地振臂一呼，虽不再是站在同一条战线，但同样惊人一致地为了中国、为了民生。可是这一次，他们当中有一人，卢作孚，一言不发。胜利后，他说过要建设中国现代化，他说过要把中国把世界建设成花园一样。可是，对中国向何处去，具体到何党领导，谁来执政，卢作孚从未说出一句，也未见亲友一句回忆，更未见忠于史实的史家对此有一字记载。对此，卢作孚还是一贯的个性，先做，后说。或者索性不说。但胜利后的他，对这一问，肯定想过。1946年，范旭东留下一句遗言，“中国的事难做”。与范旭东同样的实业界巨子、同样一生讲究做实事的卢作孚，肯定想过。今后，要在什么样前途与现状的中国，自己想做的事才好做，才能做？卢作孚不会只想，只是不说。虽然不说，但一定殚精竭虑，深思熟虑，不然，就无从解释三年后又一场深谋远虑调度得力的大撤退。
归来
花生当然都进了孙女的嘴。孙女说：“爷爷不吃？”爷爷说：“爷爷要吃就吃一个壳中有五颗的！”孙女傻乎乎地满袋子翻找，咿咿呀呀嚷嚷着：“爷爷要吃五颗的花生！”爷爷暗自得意，窃笑。爷爷当然无从知道，多年后，孙女真找到了“一个壳中有五颗”的花生，把这花生供在爷爷墓前。
“长江断航，这不等于要了民生公司的命？”公司会议室中，程股东指着一份报纸，接着拿起面前一份报表说：“今年不比往年，全年货运量只有去年的百分之二十八。”
与会者有人响应道：“多少大老板忙着换金条，卷铺盖要跑！重庆市面都乱了，谁还有心做生意？”
顾东盛道：“我不问政治，与国民党绝无一丝一缕裙带瓜葛，共产党长什么样，我一个没见过。我就知道一点，中国就这一条长江，四川就这一条川江，无论谁来，只要想把国家搞好，让人民有饭吃有衣穿，他都离不开这条江、离不开轮船，任何政权来了，也需要航运，我民生公司这方面有实力，所以，新来的这个党，肯定不会不要我们……”
长桌这边，议论纷纷，却同时戛然而止。众目睽睽，都望着长桌另一端。
卢作孚坐在长桌的一端，一直埋头在面前的一份《总经理室工作报告》上写着什么，正准备会议发言，唯有坐在长桌另一端的顾东盛发言时，他停下笔，默默听着。
李股东匆匆走进，将一张新出的报纸扔在桌上，气喘吁吁说不出话来。程股东瞄一眼报纸，叫出了声：“蒋介石下野！退回奉化老家……”
长桌边，议论再起：“蒋总统都找好了退路，卢总经理，如何应对当前局面？我们也该为民生公司找退路了吧？”
卢作孚见问，抬起头来，遵照会议规矩，对会议主持顾东盛说：“董事长，我可以开始了？”
顾东盛点头道：“下面，请总经理卢先生做总经理室工作报告。”
卢作孚正要开始报告，街面上突然人声鼎沸，与会者纷纷跑到窗前，显然蒋介石下野的消息在市面上引起混乱，于是，众人涌出会议室，涌向街头。担任会议记录的李果果对旁坐的文静说：“看看去。”说着，也跟着众人跑了出门。文静默默看一眼卢作孚，仍坐着不动，只是把李果果扔在桌上的会议记录本揽到自己桌前。
“东翁，快去看看！”有人临出门前，招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