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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爱怎么叫嚷，就让他们怎么叫嚷；说我反科学也好，说我说话心口不一也好，我对于这种胡言乱语、毫无根据的指摘，只有一个答复，一个简单明了的答复，我请他们务必把它牢记在心。
他们说我的言行是互相矛盾的。毫无疑问，他们是想从言行不一这个角度来证明对我的前一个指摘是有根据的。专门爱说似是而非的话的人是很多的。他们说我既搞音乐又写诗，所以我贬低艺术的价值，是为不智；他们说在我假装看不起的文学事业中，有许多比写喜剧更值得称赞的事情可做。对于这种说法，也应当加以驳斥。
首先，即使承认他们的说法从各方面看都是对的，我认为，那也只能说明我做得不好，而不能证明我说的话不是出自真心。如果可以拿人的行为作为他的感情的证据的话，我们可以说，所有的人早已把对正义的爱从他们心中排除出去了，世上连一个基督徒也没有了。如果他们能举出几个始终是言行如一的人，我就认为他们对我的指摘是对的。人类的命运就是如此：我们的理智向我们指出了目标，而我们的感情却使我们偏离。如果我真有不按我的言论行事的情形的话，他们也不能单单因为这一点就指摘我说话违心，说我的理论是错误的。
如果我想驳斥这一点的话，我只需把不同时期加以比较，就可以证明我做的事情是有一个经过的过程的。我不可能每做一件事情都要等到考虑好了以后才做；由于我们这个时代的偏见的长期影响，我把读书做学问看作是唯一值得一个聪明的人从事的工作。我尊重科学，敬佩有学问的人（5）。我想象不到他们在论证真理的同时，却老走邪路；他们讲起话来头头是道，但做起事来却做得很差。只是后来在仔细观察了许多事情之后，我才明白应当如何评价他们的书。因此，尽管我在他们的书中看到的都是些摇唇鼓舌、言之无物的东西，但我要经过许多时间的思考和观察之后，才能摧毁我心中对他们在科学上的华而不实的说法的敬仰。在我拘泥于成见和屡走弯路的那段时间，我对作家的地位是非常向往的，因此，我有时候也想取得这种地位，是不足为怪的。我那段时间的诗和大部分作品，包括这部喜剧在内，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写出来的。他们今天责备我青年时候所写的那些玩意儿，那就未免太苛刻了，至少，他们不该说我所写的那些东西不符合我的理论，因为那时候我还没有什么理论嘛。很久以来，我就对这些东西不抱任何发表的希望了，只是在十分谨慎地保存了很长时间以后，我才大着胆子把它们拿给公众看。这就是说，我既不汲汲于想得到人家的称赞，也不愿意挨人家的骂，骂我写得不好。我已经不认为我是这些作品的作者了。它们好比是几个仍然受到我疼爱的非婚生的孩子，一想到我是它们的父亲，我就赧颜。现在，我决定与它们告别了；我把它们打发出去，让它们出去各碰各的运气，我再也不为它们将来的情况如何而操心了。
我针对那些胡言乱语的说法而讲的话，已经够多了，如果他们还要毫无道理地指摘我既从事文学又轻视文学的话，我认为，就没有必要再为我辩护了，因为事情终将大白，辩护与否，已无关紧要了。我要说明的，就是这一点。
为此，我将按照我的习惯，采用一种既简单而又容易实行的办法来阐明真实的事实。我将重新明确问题的实质，重新陈述我的观点，然后等待人们根据我的陈述向我指出我的行为在哪一点上不符合我的言论。我的对立派也许会不正面回答；他们无论对什么问题，不管是赞成还是反对，都有一套好办法。他们的习惯做法是：先按照他们稀奇古怪的想法提出另外一个问题，迫使我按照他们的思路去解答。为了更容易攻击我，他们让我去论证，并且要按他们的方法而不能按我的方法论证。他们善于转移读者的视线，使之离开主要的目标而转向右边或左边，这样，他们就可随意攻击一个虚幻的影子，并且说把我打败了。可是我，我偏要该怎么说，就怎么说。我现在就开始。
“科学毫无用处，它有害而无益，因为它的性质决定了它是一件坏事；它之与罪恶难以分开，亦如无知之与道德不可分离。所有一切有文化的读书人都腐败了，而所有一切无知无识的人反倒个个都有德行，我们可以直截了当地说：罪恶的事情都出在文人学士中间；除一无所知的人以外，如今就找不到一个有德行的好人，因此，我们只有一个方法可使我们重新成为好人，这个方法是：赶快把科学束之高阁，把有学问的人都通通撵走，把所有的图书都烧掉，把所有的科学院和大学、中学都一起关闭，让我们重新过初民时候的野蛮生活。”
以上就是我的对立派振振有词地批驳我的话；然而，这样的话，我一句也没有说过，也没有想过。人们再也想象不出还有什么东西比他们强加给我的奇谈怪论与我的理论更南辕北辙、风马牛不相及了，至于我真正说过的话，他们却无一语道及。
问题的中心是要弄清楚：科学和艺术的复兴是否在净化我们的风俗方面起了作用。
正如我以前的做法那样，只要把我们的风俗一点也没有得到净化（6）阐述清楚了，这个问题就差不多解决了。
然而，这个问题却暗中含有另外一个更加广泛和更加重要的问题，即：人们应当看到科学的传播对各个民族的风俗处处发生的影响。我要详细探讨的，是这个问题，因为前一个问题只不过是这个问题的结论。
我先从事实开始谈起，我将论证随着各国人民对科学和文学的兴趣的增加，他们的风俗将日趋败坏。
这样说还不够。有些人不能否认这些事情是同时发生的，他们便否认一件事情可以带动另一件事情，因此，我要对它们之间的必然的联系多谈几句。我要让人们看到，我们在这个问题上之所以产生错误的看法，是由于我们把一知半解的假知识和洞察事物本质的真知识混为一谈了。从抽象的意义上说，科学是值得我们十分重视的，但对于有些人的荒唐无稽的学说，我们则应嗤之以鼻、付之一笑。
对文学的爱好，预示着一个国家的人民中间已经开始的腐败现象将加速发展，因为，在一个国家中，这种爱好的产生，是由于做学问的人有两种坏习气，即：贪图安逸和爱出风头。愈做学问，这两种坏习气便愈严重。在一个治理得很好的国家里，每一个公民都有他必须履行的义务，他们非常重视他们应当尽的重要职责，所以没有功夫搞那些无聊的琐碎事情。在一个治理得很好的国家里，所有的公民都是那么的平等，谁也不能被看作是最有学问和最能干的人，顶多只能被看作是比他人略胜一筹而已，何况这一差别也是很危险的，因为它将使有些人变成骗子和伪君子。
对文学的爱好，来源于爱出风头，因此，它必然会产生许多恶果，其为害的程度，比文学给人们带来的好处大得多。这种爱好是无益的，它最终将使那些爱舞文弄墨的人为了成功，便行事不择手段。早先的那些哲学家教导人们要履行义务和尊重美德，所以他们享有盛名。然而，他们的教导不久便成为老生常谈，因此，必须另辟蹊径，反其道而行之，才能出人头地。莱希普（7）、戴奥吉尼斯（8）、皮罗（9）、普罗塔哥尔（10）、卢克莱修（11）、霍布斯（12）、曼德维尔（13）之流的荒谬学说，就是由此而产生的。还有许许多多人也想在我们当中拔尖。他们害人的理论还真取得了很大的效果，以致，尽管有一些真正的哲学家仍然在奔走呼号，想唤醒我们心中对人类天经地义的法则和美德的爱，但我们仍然吃惊地发现，我们这个侈谈理论的各家学说已经使人们对做人和做公民的义务轻视到了何等程度。
对文学、哲学和美术的爱好，将取代我们心中对我们的根本义务和真正的光荣的追求。只要重才而轻德的思想一流行，每个人都想成为一个讨人喜欢的人，谁也不愿意做好人。看人只看重那些不属于一个人固有的品质，这种怪事就是由此而产生的。人们须知：我们的才能是后天取得的，而品德才是属于我们天生就有的。
对于我们的教育，人们首先关心的，而且几乎可以说是唯一关心的，就是要我们接受那些可笑的偏见，人们要把它们撒播在我们的心田里。为了让可怜的年轻人学文学，人们想尽办法折磨他们。他们学了一条条语法规则，可就是没有人给他们讲做人的道理。从古到今的故事他们都学了，可是他们该做些什么，谁也不向他们提及。人们训练他们喋喋不休、唠唠叨叨地练口才，可是却从不指导他们如何办事和如何动脑筋思考，总而言之一句话，硬要把他们训练成为通晓许多对我们毫无用处的东西的饱学之士。人们采用古代训练竞技士的办法来训练我们的孩子。古代的竞技士只把他们强壮的四肢用来搞毫无实际用处的训练，而从来不用它们去从事有益的劳动。
对文学、哲学和美术的爱好，将使我们的身体和精神日趋委靡。书斋生活将使人变得很娇气，体质很虚弱。身体一旦失去体力，脑筋也就很难保持脑力了。读书做学问，将使身躯这部机器遭到磨损，枯竭我们的精神，耗尽我们的体力，摧毁我们的勇气。单单这些，就足以证明它不适合于我们去从事。人们就是因为读书做学问而变得懦弱和胆小如鼠的，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