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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很快放弃“尊王攘夷”的治国哲学，转向“全面开化”，奉行“和魂洋才”理念，全国上下奋起学习西方先进科技。
“以海外开明之治为范，唯一途，乃弃己之短，取彼之长，破陋习，变古格”（大久保利通说的这句话）。
而清廷则顽固死守天朝大国虚荣，极力排斥西方先进思维和制度。
“中国文武制度事事远出西人之上，独火器不及”。
长期陷入“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争论的泥潭而不能自拔，连“师夷之长技以制夷”，亦未真正付诸行动。
所以，华皇的观点中，曾国藩的思想有可取之处，但是曾国藩当初是满清手上干活的，没有基础，而且，要靠地主阶级来主导这么庞大的改革，也属于天方夜谭，一丝一毫成功的可能性也没有，即便是原本的历史中，后面发生了戊戌变法。
在华皇看来，戊戌变法根本就不可能成功，即便是‘成功了’，袁世凯带人做掉了慈禧太后，结局同样无法改变，因为地主阶级无法执掌华国这么庞大的国家转型，后面的历史也证明了这一点！
军阀割据其实是地主阶级的产物，而不是资本主义经济的产物。
戊戌变法要是成了的话，极可能仅仅是北洋的提早到来。
晚清最难以解决的政治问题不是是否学习西方进行变法，对于这一点，实际上从上到下都是有共识的，问题仅仅是渐进还是立改。
康有为实际上只是试图变法者中的一员，他和皇帝找到了一些共识，但他绝非是代表变法的人物，更绝非唯一想用西方政制来变法的人物。
洋务运动也并非毫无成效，清末的地方基本拥有了现代政府的一系列基本职能，尤其是警察，卫生和简单的议政体系，顺利转型为新型国家，至少从行政形态上没有问题。
内核是政治基础，这和房子从四合院变成楼房与否的关系不大。
在国家层面看待问题，主要是看内在，看核心基础。
华皇推行的国家资本主义，侧重国家社会主义，这一点，和俾斯麦推行的现行政策差别不大。
俾斯麦的政策，也可以称之为国家社会一主义。
都属于资本主义的高级形式，俾斯麦确实有才干。
唯一不同的是，俾斯麦再强，也只是二把手，华皇是华国铁打的一把手，只要华皇不死，华国的领导层就是最稳健的。
从太平天国战争结束以后，新型社会的建设就是各个阶层共同努力的目标。
从民间一直深入到县的新型社会组织，新型的慈善，新型出版事业，新型的经济实体，新的金融和经济手段，到警察局、医院、学校、邮局甚至厕所，乃至于各个政府机关逐渐的现代化，新型社会其实一直在发展，虽然它的成效不高，但确确实实已经改变了这个国家的底层结构。
华皇现在的华国则不同，不但是所有的机构都弄起来了，建筑都起来了，铁路都贯通了，最关键的是，政府是全新的政府，虽然还需要时间完善，但是华国已经稳定，所有的人，都已经适应了这种体制！
老百姓基本的生活方式很快就发生了变化，等到清廷自然倒闭以后，看病去医院，抓贼找警察已经成为共识，华国老百姓接受事物的能力，从来都不差，这些在19世纪60年代，哪怕是最开明的精英也没有这种习惯。
从这一点而言，原本历史中的满清的社会转型其实是非常成功的。
但清廷最大的问题在于太平天国之后地方普遍的军事化，从唐代开始，如何防藩镇就是政权的基本命题，公允的说，大清国的成绩是历代王朝中最好的，也是历代王朝中最糟糕的，确实是成也八旗、败也八旗，八旗的特殊性导致他们无法地方化，尽管这种倾向在大清一直存在，但地方化往往就意味着八旗失去战斗力。
因为八旗实质上就是职业军人，而团练武装恰恰相反，一旦建立，实际上无论是在家乡还是在其他地方，都再也不可能离开地方政治，越不像职业军队，往往就越强大。
大清在太平天国战争中已经失去了八旗，其命运已经无法扭转了。
到最后，无论地方督抚的动机是什么，实际上已经造成了全国政局不再是用什么声音说话的问题了，枪杆子真的直接就可以出权力，政治也就不再需要与政见有直接的联系。
很多人所谓“曾李不自立”问题也正是因为这一点，因为此时下到一个乡村，上到一省，军事化已经导致政治的高度碎片化，枪杆子出政权其实在清代最后几十年已经成为了一种社会共识，无论谁去改革，怎么改革，最后都只能被各种军事实力派所绑架。
对于一个急于改革的国家而言，这成为致命的缺陷。
华皇认为，哪怕就算是慈禧本人真心想改革图强，本质上都没法扭转这一点！
因为代表的是阶级，是群体，不是一个实权者个人能够左右整个阶级的。
这个问题其实在明治维新之后也同样存在，但它在中日两国的表现却很不一样，在日本，军人至少被驱逐出了地方事务，而在中国，军人是地方政治非常重要的元素，更不要说清末，无论你是什么派，说到底都是一个个军头的附庸而已。
任何军阀社会都会很快陷入政治和社会的严重脱节，并由此造成任何所谓的改革都会迅速无效化，假如枪杆子出政权的逻辑无法打破，那改革就是一句空话。
其实从19世纪后半叶开始，清廷唯一的问题就是军阀问题，这不只是几个军头的事情，而是下至小老百姓，上至国家精英共同深陷其中的泥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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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96 指示曾纪泽军购计划】
在明治维新开始前，日本无论天皇，还是维新派，还是幕府就改革问题已经有共识了。
实际上就处于原本的历史中，清末戊戌变法成功后的状态。
末代将军德川庆喜虽然是幕府最高领导人，但他本人却是个维新派，1867年就搞了大政奉还。
只是因为幕府的守旧势力太深，意见不统一，而且萨摩及长州两藩心急，等不及了，才发动了倒幕战争。
戊辰战争结束已经是1869年，最后的余波西南战争是1877年。
因为华皇的关系，这趟战争到现在还没有打完，如果是按照原先的历史轨迹发展，西乡隆盛早死了，但现在西乡隆盛仍然活蹦乱跳的，在不久前，也就是在华皇出访欧洲之前，刚刚被轩建章抓住之后，然而华皇下令，轩建章和李鸿章又将西乡隆盛放了回去。
萨摩及长州两藩就有与中央相抗衡的实力，而中国维新派几乎没有基础可言，各地的封疆大臣不可能帮着维新派去跟守旧派斗，最后恐怕会比北洋时期还乱。
无论上层的精英们怎么折腾，最底层的农村宗族制度以及面朝黄土背朝天的方式不变革，社会还是那样。
当然，还有一种情形不得不考虑，变革过程里枪杆子裹胁其他盲从者。
华皇向曾纪泽说了他对于国家走向的一些看法，这让曾纪泽对整个国家的局势和华皇的对外政策，又有了新的认识。
曾纪泽也向华皇汇报了他在欧洲的一些学习成果。
曾纪泽一是对中西方文化的基本认识。
他从小学教育入手，认为：“中华所谓小学，有古今之分。汉学家以文字、声音、训诂为初学津梁，古小学也。宋学家以洒扫、应对进退为童蒙基址，今小学也。”
而“西人所谓小学，则以显微镜察验纤细幺幺之物，以助格致家考究万物材质凝动之分，生死之异，动植之类，胎卵湿化之所以别。
由细而知巨，由表以验里，由无用以求有用，由同种以察异种。
以此为小学，与光学、电学之属，争奇而并重。设公会邀人观览，亦集思广益之意也。”
以此论之，中国的学问注重人的道德文章，关注主体的修行，而西学注重对客观事物的考察。
曾纪泽并没有把西学的路数和中国的“格物致知”对照研究。
虽然他提及“志欲使中国商民，仿效欧洲富国强兵之术、格物致知之学”。
但是，如果他进一步推论，甚或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中国传统的学问，并没有真正遵循“诚意、正心、格物、致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训条，而是忽略了格物致知，直接走向修身之路。
这可能是中国传统学问有意无意对新儒学（理学）最初教条的偏离，而这种偏离正是导致中国学问出问题的根源吧！
对西方文化的认识，直接渗透到曾纪泽办理外交的实践中去。
曾纪泽发现西方国际关系遵循一种规则即国际法，而国际法的根本点在于保护国家主权，保护国家主权还不论国家大小强弱。
曾纪泽对华皇道：“西洋各国以公法自相维制，保全小国附庸，俾皆有自主之权。”
这是和东方传统国家间关系在文化上的最大不同。国际法意识和主权意识给了曾纪泽无穷的力量，他利用西方国际法作为武器，以子之矛，攻子之盾。
华皇听了曾纪泽的话，很是高兴，认可道：“说的很好，跟我想到一起去了，前几天，我还和卡特莉娜卡芙公主说起过教育问题，跟你的说法差不多。”
曾纪泽笑道：“我哪里有什么好的办法，这些都是通过平时对华粹晚报上陛下的发言，总结出来的，只是在欧洲待了几年，又有了一些新的体会，我平时就是这么教育思平的。”
华皇微微一笑，对曾纪泽的工作给予了肯定。
在原本的历史中，曾纪泽在和俄国的艰难交涉中，成功收复了伊犁。他在辩论《烟台条约》洋药加税之事项时，义正言辞地说：“西洋各国，无论大小、强弱，其于税饷之政，皆由主人自定，颁示海关，一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