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淮系的代表人物是李鸿章。而大哥李翰章是湖广总督，兄弟两个汉人同任实权总督，是清朝建国以来是极为罕见的。他们的崛起标志着清政府对南方的已经失去控制，外重内轻的局面彻底形成。
在内战中结成友谊的南方督抚大员们大都是同乡、同宗、同期、战友加姻亲，门生旧部遍布整个官场，后辈相互通婚，关系盘根错节，牵一发而动全身，形成了强有力的利益共同体，针插不进水泼不进，而正是李鸿章一手从老师曾国藩那里继承了这个关系网，打造了上下一致的利益共同体。
李鸿章误国的第二个地方在于所用的人大部分都是庸才，一到了关键时刻就变成了废材，除了幕僚外，他用人和提拔官员的首要标准不是看才学和品德，而是看关系和金钱。时人借此讽刺李鸿章“宰相合肥天下瘦”。
李鸿章当时组建北洋海军，从一开始就是为了巩固自己在朝廷中的地位，其次才是为了国家海防。
北洋海军一直被视为李鸿章的私人海军，绝对禁止外人掌控，没有选择才德兼备有留学背景的邓世昌，也没有选择其他科班出身的海军将领，而是选择忠心的家臣丁汝昌，丁汝昌既没有海战经验，也没有海军经历，完全就是个旧式军官，他的任务是忠实执行老板的命令，整个甲午海战中他犯的致命性错误太多，但最根本的错误在于听从李鸿章的遥控指挥，自己没有一点主见，执行避战保船的策略，最终把自己和北洋海军葬送了。
还有北洋海军的各大机关，也是李鸿章的亲信把持，这批人是贪婪愚蠢，成事不足败事有余。
北洋舰队的军械后勤主管天津军装局总办张士衍是李鸿章的外甥，幕后实权人物是李经方，这两人的表现在甲午战争中为日本人的胜利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李鸿章第三个误国的地方是自以为是，以为自己在官场上的权谋同样可以在外交领域大显身手。
但实践证明他自己却被列强狠狠地摆了无数道。第一是与左宗棠争论塞防与海防孰重孰轻。
李鸿章就建议放弃新疆，遭到了左宗棠的强烈反对，左西征后，全力阻挠他收复新疆的行动，最为典型的就是将东南沿海关税截留不上缴朝廷。
为了筹集粮饷，左宗棠只得通过胡雪岩向国外银行融资，慈禧从皇家内库拨款，才勉强保证了西征军的军费，但左宗棠的钱袋子胡雪岩却被李鸿章所芥蒂，最终被盛宣怀联合国外洋行给整垮。
收复新疆的战争中左宗棠最担心的不是正面的敌人，而是军费来源和来自朝堂上的冷箭。
1885年中法战争，他在旗开得胜的时候与强弩之末的法国求和，导致了中国虽胜尤败，丧失了西南藩属国越南，华南、西南屏障洞开，法国势力长驱直入到中国腹地。
甲午战后，为了制衡日本，便引“熊”入室，与俄国结盟，希望得到俄国的庇护，被尼古拉二世利用，加速了俄国在东北的扩张，日俄之间围绕东北、朝鲜问题的矛盾与日俱增，最终爆发了日俄战争，反而加剧了日本对华扩张和野心。
1896年，尼古拉二世登基，李鸿章作为代表参加加冕仪式，俄国财政大臣维特以“维护中国领土完整”，决心“武力帮助中国”，和盘托出了酝酿已久的铁路计划，由俄国构筑满、蒙北部而达海参崴之铁路。李鸿章发回密电“中俄交情最密，东省接陆，实为将来调兵捷速。中国有事，亦便帮助，非仅利俄”，李极力促成此事，最终说服了最高层，这便是《中俄秘约》铁路由俄国道胜银行修建、经营，成立中东铁路公司，但实际上却被俄国单方面控制，铁路所到之处都沦为俄国的势力范围，并借此控制了大连、旅顺，辽东半岛落入俄国熊掌，随后俄国将其改为“关东省”，东北成为俄国人的国中之国。
谁都知道铁路是个好东西，但得看它控制在谁手里，此事激起了朝野上下的剧烈反对，因为此事是他全程力排众议一手决策和亲自操办。狡猾的俄国外条约签订后背信弃义，不久又与德国相互唱双簧，德国从清朝手中拿走了胶州湾，俄国拿走了旅顺和大连。
李鸿章在今天的中国早已被某些人刻意的神化，更是有些书籍将他捧上了神坛，某百科甚至将他说成是“十九世纪三大伟人”，不知俾斯麦和格兰特九泉之下做何感想。李鸿章是一个官场干才，典型的现实主义者，诚如他自己所言，自己不过是个“糊裱匠”，在“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中修补清政府这艘四处漏风的屋。
华皇认为李鸿章从来就没有推倒房子的念头，他从小接受的教育，他一生所作所为，都是为了维护这所房子的存在，他既没有能力推到这所房子，也没有能力再重建房子，明明知道这所房子会倒塌，却又不得不痛苦的接受现实。
从他所接受的传统精英教育来看，让清朝在自己手中灭亡无异于是一种屈辱——成为“亡国之臣”。
当李鸿章睁眼看世界，以实际行动兴办洋务，举办工业，学习西方先进的科技，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做到了自己应尽的职责，很多事情虽然他也身不由己。
所以，华皇用李鸿章，一方面是以为要笼络，并且加速满清遗留下来的一些能够改造的知识分子，尽快融入华国新知识体系，另一方面，李鸿章在外交方面，在审时度势方面，确实有独到的眼光。
如果一定要用一个人，矮子里面拔高，华皇认为李鸿章是当时清帝国的重臣们当中少有的知道一些洋务、以及怎么和洋人打交道的重臣，得到洋人的重视很正常，当然，李鸿章也有很大的局限性，比如联俄制英的策略更是中国外交19世纪末大失败的一部分，他收受俄国人的贿赂也是事实。
李鸿章未必见得多得当时洋人的敬重，很多当面的口头赞誉不能当真，伊藤博文当面对李鸿章很敬重，说了些“你在日本干一定会比我干得好”之类的话，但是伊藤博文会说“北海道不是我国的精华领土，还不如丢给俄国人算了”之类的话吗？李鸿章就说过，他明言过要放弃新疆给俄国人，以免白白消耗中国资源（海防塞防之争），若不是左宗棠力排众议，以高龄率军万里迢迢去远征新疆，把这片疆土从阿古柏手中拿回来，李鸿章卖国贼的骂名难道不是坐实了吗？
李鸿章好钱，也好名，养得一大堆清客帮闲，在他在世的时候就市场帮他吹嘘，各种制造舆论，什么19世纪伟人啊，东方俾斯麦啊之类的话都弄出来了，可是实际上呢？“东方俾斯麦”这个称号就露怯了，俾斯麦就不大看得上李鸿章，他当面跟李鸿章说过，“有人说你是‘东方俾斯麦’，我自己却难望得到‘欧洲李鸿章’的称号。”
李鸿章虽然缺点多多，但是在晚清那一片黑暗的官场当中，也算是一个过得去的人物了——这只能说明晚清的中国有多么颓废、可怜，而不能说李鸿章多么伟大多么优秀，时人送他一个“裱糊匠”的绰号，已经是恰如其分了。
在那个中国最黑暗的时代，李鸿章自然身上也免不了沾上一些属于时代的酸臭气，他只能做到比绝大多数人稍微好点——这是他的悲剧，当然也是整个中国整个民族的悲剧。现在流行翻案风，每一个被定了性的人物大家都喜欢玩玩翻案，毕竟这样有趣，而且可以摆出一副炫耀脸说“你居然还信教科书？”，可是历史终究是历史，它没有那么传奇，其中反倒是充满了悲怆和心酸。
华皇觉得最重要的是，最重要的，因为李鸿章抓住了当时保守官僚不愿意做的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的机会，后来几乎管理整个外交和军事，工业等现代化的部分，做到北洋大臣，外交是其首要任务，外国人自然熟悉他。
李鸿章除了头脑聪明，办事干练外，他了解外国人，看不起外国人，把外国人当作阴险小人，用聪明，算计，狡猾的手段去对付外国人，保护清朝利益，往往收到奇效。外国人对他既佩服又忌惮。保守迂腐的大臣，是做不了这样的事。
李鸿章上海创立淮军起家，早受西方文明熏染，思想开放，学习的快，自然受外国人欢迎。
李鸿章勇于面对，敢于担责，不管事情多难办也咬牙坚持办好，让他在十九世纪末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始终站在历史的潮头浪尖。
李鸿章在八国联军侵华中，与外国谈判，牵头组织东南互保。如果外国放弃清朝另立总统，李鸿章是唯一人选。
其实李鸿章在清朝体制内始终不够得志，远不如清末袁世凯，官做的其实不到顶级，受到的打击和掣肘非常之多，办事左右受阻，促使他专注外交和洋务，提高自己的地位。
还有一段最让华皇感慨的是，李鸿章说天下唯有自己的名字最难写。
李鸿章写下了，为爱新觉罗和翁同龢毓贤们背下了黑锅，这种胆识气魄张之洞做不到，袁世凯不会做，康有为们没胆做，那个乱世，好一个大智大爱，忠义礼孝，中国人骨子里敬佩的东西中堂都做了，古稀之年，老残泣血，华皇之所以每每念起李中堂，都心生无限感慨和敬佩。
晚清风云乱世，三人合力扛鼎，给辫子国续命，一是慈禧，携经世振国之人，二是曾国藩，开现代教育先河，三是李鸿章，几乎以一人之力群抗列强，不惜搭上文人最看重的名声换得山河仍在，虽未国泰民安，却也竭尽全力。目光卓绝，深谋远虑，中堂早就看透了一切。
所以，现在李鸿章在华皇的体制中，华皇才觉得用的这么顺手，轩建章在日本取得的军事成绩，有一半的功劳要分给李鸿章，李鸿章的外交策略和时机的把握，不是华皇手中这些刚刚念完小学的官员们能做到的。
华皇对于迪斯雷利的欣赏，还因为迪斯雷利的政治眼光，被历史证实了是准确的，迪斯雷利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