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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经过了这次变故和风波，让那些人暂且熄了强取豪夺之心，但是出于某种传统既得利益群体，对于有所威胁新生事物排斥和抵制的考虑，
沈岳他们继续留在广府，所收到的阻挠和破坏，却是防不胜防的。比如在根本利害关系的驱使下，故伎重演式的再次制造一次爆炸事故，或是孤注一掷的采取人身威胁和消灭的的手段。
就算有我家的荫蔽，而不敢直接下手，但新产品所要面对的毕竟是，开国之前就已经存在，经过历代经营下来，一个相当庞大的官造和军工利益集团。
从某种程度上说，我家与他们的恩怨纠缠，从一开始打算另起炉灶，治练新式火器部队开始，就是有所注定的。
因为从国朝建立之前，南海都督府军中长时间的积习，与军工利益集团的世代垄断，再加上对外征拓战争中的代差优势，在火器上既然没有迫切改良的需求。
自然就不乏有良心的官吏们，各种维持现状抱残守缺下去，久而久之就形成了某种可怕而强大的传统惯性。
当然，很多时候代差只是眼界的问题，历代或许不乏有识之士发现问题，只是有心振作或是改良的，都被传统势力和军队保守派，给强行排挤出局了。
因为他们面对的大多数敌人，根本没有这个迫切改进的需求。曾经担任过前代的军造总监，并进入御庭会负责过检点中外军武备事，最后却只能被闲投散置到两学去的颜公，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因此，在天南州偶遇颜公，而事后得以看中而好结善缘的理由，可不仅仅是那一时的援护之恩，更多是某种
这就好比我大明开国明明是火器齐全的精锐，前清也是曾经大量配备火器的，但是久无大患和外部压力的环境下，积习日久之后，也免不了各种渣化的下场。
主要是缺乏强力的外部威胁的刺激，所以才有了******式的洋务运动。
而大梁朝好歹还有在海外开拓和经营殖民地的需求，因此，还保持了一定的战斗力，但是为了镇压那些土著蛮人，去升级火器科技树，那就未免有些强人所难了。
按照我曾经拜访过路却远那位鹿公的说法，如果不是为了北伐，兼带树立一个榜样，某人和他的部队，也没有那么容易出头。
但是作为新式火器部队，受到传统火器集团的敌视和排斥，也不是认识一些靠山和背景，就可以解决的。
因此，一开始就已经站在了某种天然的对立面上，而沈岳和他孜孜以求的锅骡机，也不过是其中积少成多的一个插曲和催化剂而已。
之前或许是无足轻重的忽视，但是随着新动力机械，开始实用化的前景和可能性，相应的反弹与阻力，也是可想而知的。
就算是事后能够得到清算和追偿，对被打断了相关进程的我家来说，也是得不偿失而于事无补的。
因此，干脆带着实验原形资料和相关成品，连同人员一起打包，全数乘船渡海搬到我的控制区来，至少在这里那些排斥和抗拒锅骡机的传统势力，是暂且鞭长莫及而无能为力的。
这样，就算这些工匠和学徒里，可能被混进某些不安定因素，也可以在我的直接治下，通过军事管制的强制手段下，消弭于无形。
自从泗州之战，并后淮水沿岸的扫荡作战后，就再没有打过更大规模的战事了。
随着大多数重新部队，退回到兖州与徐州之间的昭阳湖、微山湖，泗州的骆马湖、成子湖一线。
期间虽然仍有不间断的战斗发生，但更多是与闯入外围缓冲地带的胡马之间，意外遭遇战和局部冲突。
因此，处于二线要点的主战营基本没有出动过，倒是把布置在外围几个防戍营的熟练度和组织度，给锻炼起来了。
这种局面，
一方面是，作为对手的那些藩军胡马，终究是吸取了经验教训，不再企图我们纠缠于城邑和渡口的争夺，也放弃了在缺少掩护的平原上，对冲硬撼或是分段合击的战术，而是稍见规模就望风远遁避战，然后化整为零的骚扰牵制和渗透破坏；
在这种情况下，那些刚刚实现骡马化的前线部队，就优先派上了用场。
只是在刚开始的时候，因为对坐骑的驾驭和骑行中的相互配合不够娴熟，造成前后脱节乃至援应不及，而很是在那些长于马背，而轻骑如风的胡马手中吃了好些亏。
甚至在杨再兴负责的麾下，有一个新兵补充较多的团，因此在接应过程中，被胡骑中道冲散，虽然伤亡不足三成，却被夺走了所属的团旗。
这种噩耗让新任的第三兵马使杨再兴，当场勃然大怒几乎是带队亲自压阵，在骆马湖北岸主动攻击，袭破了至少三股胡马儿的集结地，却没能找到丢失的团旗。
这时才接到新的报告，配属在麾下的捉生将牛皋，已经先行一部带着数十名健儿，轻骑逐尘而去了。
然后，他们用了一夜时间追击了上百里之后，几乎是人人浴血带伤的，将被血水浸透又风干的团旗，给重新抢了回来，还外带了一人双份的坐骑。
如此骁勇果敢，身为前沿主官的杨再兴，认为他已经不适合再留在捉生大队里屈才，而是应该调任到一线的主战营中，做一名奋勇当先的领兵官。对此，我自当是乐于从命。
另一方面，则是我们的兵力和资源，都不足以支持更远距离的作战。
特别是在春季农业生产的繁忙时节，还要兼顾六州治下的治防和剿匪任务，随着开春，那些盘踞在偏远地带的残余匪寇，也重新有所活跃起来。
因此，只能沿着淮水追击到，烧了一遍渡口和浮桥之后，就带着沿途缴获的物资和收揽的人口，徐徐然退回到被几个大湖分隔的数段防线内。
利用整个春季的时间，除了已经完成大部分既定规划的，农田水利道路的生产建设之外。在六州镇抚的治下，还初步建立起一套基本的商业流通和军队经济的体系循环来。
相对于这些需要投入大量人力物力经营和维持，且长时间才能见效的基础项目而言。
在一片空白上，重建商业流通比较容易一些，只要以州县为单位，组织和提供相应供销分社所需的场地和人手，然后通过益都对沿海港口运抵物资的调配和分流，就足以提供各种民生所需的大部分日用商品。
这种模式和制度，在本家的几大商号连锁里，已经是运用的炉火纯青，十分成熟了，因此只要根据地方布局，稍稍加以改动，就可以原样照搬过来，连具体负责的人手都可以从后方抽调现成。
而到了乡镇、村邑一级，就用定期流动巡回式的货车，乃至一至数名货郎担子的形式，就可以初步满足当地的需要。
当然，因为地方的凋敝和萧条，没有什么具有强大消费力的大户，因此相对小而全的派出货郎什么的，就可以满足大多数的需要。
因此仅仅用了一个多月的布置和传达，整个架构和轮廓，就初步建立起来了。
当然了，州县两级供销体系的真正消费大头，还是置制使统领下的数万驻留将士。
他们既有历次战斗所获的不菲私人财物，也有长期积累下来的军饷和团队分成，以及来自后方的犒赏，一次性就给增发了整整半年的粮饷。
而且因为整个冬天的奔波转战，就算到了青州安定下来之后，也基本没有多少花费的机会和渠道。
因此，在打通与后方的联系之后，他们手中就拥有相当可观的消费潜力和市场。
而提供军前的大部分商品，都是通过婆罗洲会馆背景下的随军商团，从后方采买、制备和生产的，这其实也是一种专属权益的变相垄断。
这样初步的商业税收也有了，虽然只是杯水车薪的几千缗而已，连个正常支出的零头都不算，但至少是一个可喜的开端。
因此军队内的经济体系，也是围绕这些士兵手中的余财，所建立起来的。比如以本家汇源号的名义，在军中提供独一无二的财物寄存和变价折算，乃至相对低廉的异地兑换服务。
得益于我本人的战功卓著，并且拥有军队、地盘和户口作为保障的利好消息。所以远在广府的汇源号，也很是吸收了一大批处于保值心里的游资，而相应的承兑质换业务，也在官方的变相扶持和默许下，再次得以扩张。
相应的各地分支和兑换点，除了原本的夷州、婆罗洲、沙捞洲等外海岛洲之外，还增加了岭外的扬州、江宁、洪州、福州、翁山等十数处沿海大邑。
都在在本家现成的船团航线和贸易范围内，这样可以有效的利用海路的效率和便利，来进行资金的调控和支配。
然后，我再通过一条追加的军令规定：凡是出阵前所有将士，严禁携带各种不必要的负重和累赘，尤其是个人的财货。
于是为了各自的利益着想，他们自然就会想办法，将财物寄存到相对可靠的地方去，比如汇源号的流动钱柜，然后换成一些代表定额金钱的兑换凭票。
再将这些兑换的凭票，与之前的供销体系联动起来，让士兵手中的代卷，与供销体系提供的商品直接挂钩，在一些紧俏商品上，使用代卷比普通支付手段更优惠的价格和优先权，这样通过合适的调配，初步的经济信用体系就建立起来了。
当然，这个信用体系很大一部分，都是建立在本军长治久安的基础上，只有继续支持和维护这个军士团体，才可能更好的保障他们的利益。
这也意味着通过这一系列的手段和渠道，这些普通士兵与我所进行的功业，有了更加严密的隐性联系和变相人身捆绑。
只是从名面上看，这也只是我刻意主导下，某种肥水不流外人田式的，让人心照不宣的私下敛财手段而已。在南朝将帅之中，根本算不得什么。
要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