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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如果要帝中壬自己行使权力的话，未必就轮得到太甲，这还是伊尹拿的主意。所以太甲能够成为商太宗，着实应该好好地感谢一下这位元圣。
知错能改是好太宗
帝太甲登基后，深刻认识到肩上重担，全心全意做一个好首领。伊尹也尽心辅佐，连写《伊训》《肆命》《徂后》等几篇著名的公共管理学论文，论述商汤（在他辅佐下）的治国之道。帝太甲虚心接受，君臣上下都非常和谐。据说前三年经济增长，物价平稳，堪称盛世，人民齐声称颂太甲是个好国王，伊尹是个好宰相。这时帝太甲有点飘飘然了，觉得老子这么能干，从小博览群书，现在达到顶峰，往前三百年、往后三百年，没人比我更优秀，我看了那么多的人文社科书籍，为啥还要看你个糟老头子这些莫名其妙的论文！
夏商的历史记载实在不太清楚，我们也不能确定帝太甲的准确年龄，所以不能确诊是不是青春期逆反心理，但症状肯定是符合的——凡是伊尹作出的决策，太甲都坚持反对；凡是伊尹的指示，太甲都始终不渝地去破坏——这并非太甲真的觉得伊尹的政策不合理，而是为了通过反对伊尹来彰显自己的存在。对此伊尹非常头疼，又写了多篇政论来规劝帝太甲。诚然，历史上不乏被老夫子的微言大义感动得浪子回头的坏学生，但是当这个坏学生的爸爸、叔叔都死光了，自己还当了国君，就没那么容易被几句话劝得回心转意了。
帝太甲为了彰显自我，改变了伊尹的治国之道，成为一个标准的荒淫之君，据说还暴露出残暴的一面。伊尹屡谏不改，最后作出了一个非常艰难的决定——放逐太甲！是的，您没有看错，宰相伊尹放逐了国君太甲。
伊尹把太甲送到供奉商朝历代祖先的桐宫（故址在今河北临漳），勒令他闭室自省。太甲本以为当上国君就成了神，可以为所欲为，直到被放逐才顿悟一个基本道理——国君也是人不是神，这个世界上没有可以为所欲为的人。但是不是太晚了，国破家亡的惨剧还能逃脱吗？然而太甲，以及他的商王朝又是无比幸运的。大圣人并没有落井下石，他放逐太甲确实是在尽心教育不谙世事的年轻人，而非抢班夺权。
突然从王座上被赶下来，成为一个孤苦的守墓人，太甲感受到巨大的落差。由于没有看过他的自传，我们无法确认他当时的心态，更不知他到底是痛定思痛还是确实无聊，最终还是捧起了伊尹的著述，认真学习元圣理论。通过三年刻苦学习，再加上在桐宫的熏陶，太甲终于明白了很多道理，长大成人。
伊尹到桐宫来验收改造成果，太甲稽首道：“小子我不懂事，败坏我爷爷的基业，差点成为罪人，多亏老师您教育得当，使我明白了‘天作孽，犹可违；自作孽，不可逭’的道理啊！”伊尹趁机继续教育：“天命无常，只有德才是常。如果你不修德，轻慢神灵，虐待人民，就是皇天也保不了你。只有始终保持‘一德（非常纯一的德行）’才能保住你们家的王位啊！”
由于见太甲诚心悔过，伊尹将其领回国都，坐回王位。帝太甲也深刻汲取教训，在伊尹的辅佐下将国家经营得更好。伊尹对自己的教育成果非常满意，作《太甲训》三篇，褒扬帝太甲知错能改的好品质，顺便又提出了很多为政治国的理念，其核心思想是要尊重鬼神和以德治国，尤其是君主的个人品德。伊尹的很多思想都成为中华帝国最基本的治国理念，当然，由于中国始终没有进入宗教社会，所以伊尹有些关于神权统治的思想没能登堂入室，这也正是中华文明和其他文明的一个重要分野。
根据《夏商周断代年表》，帝太甲于西元前1570年驾崩，在位十二年。由于帝太甲知错能改，治理国家卓有成效，盖棺定论时被认为还算不错，符合“祖有功而宗有德”的标准，获得了庙号，即为商太宗，同时还有谥号文帝——太宗文皇帝，二世主的标准配置。相比之下，他的前两任叔父德才平庸，主要是在位时间太短，没来得及表现，没有获得庙号，也就只能算过渡人物而称不上二世主。
历史记载AB剧
商太宗的故事就这么简单，然而上古时代的事一般都有好几个版本，而且这些版本有时可以相差到离谱的程度。这就像前段时间流行的一种电视剧形式：AB剧——为了满足不同嗜好的观众，拍摄A、B两种大相径庭的剧情，观众爱看哪种看哪种。
商太宗的故事其实也有多个版本，但大多不靠谱，不过其中一个版本还是有必要讲一下。
首先，太甲是继商汤、外丙、中壬后商朝第四任国君，此说取自《史记》，但据孔子为《尚书》所作的序，商汤驾崩后即为太甲元年，也就是说根本不存在什么帝外丙、帝中壬，帝太甲在位时间也有十二年和二十三年两说。然而根据夏商周断代工程的甲骨文考据和碳…14检测结果判定，帝外丙和帝中壬又是存在的，帝太甲在位时间确是十二年。不过这些都不算什么，真正令人惊叹的是《竹书纪年》中惊世骇俗的记载。
据《竹书纪年》记载，伊尹是个老奸巨猾的人渣，他在商朝前三位君主手下隐忍不发，一直装作忠心耿耿。年轻的太甲登基后，伊尹觉得时机成熟，于是发动政变，将太甲囚禁在桐宫，自立为王。太甲被囚七年后，抓住一个机会偷跑出来，杀死伊尹，夺回了王位。
这真是标准的B剧情！华夏民族有着极其强烈的正史情结，尽管可以出于不同动机对同一事件作出不同解读，但基本事实是不容混淆的。即便“历史是任人打扮的小姑娘”，但小姑娘这个基本事实仍不容篡改。您绝不能说“历史是春哥，既是超级女生，又是纯爷们儿”。
以《史记》之说，儒家树立了伊尹这个和孔子比肩的伟大典型，而《竹书纪年》则彻底推翻了这个典型，揭露了元圣的人渣本来面目。那两者应该优先信谁？《史记》是汉朝的司马迁根据各种原始资料编撰而成的史书，而《竹书纪年》是一部刻在竹上的历史纪实，类似于后世的实录，本身也是《史记》的参考资料之一。按理说原始资料比编撰著述的信任度更优先，但历史研究必须根据各种资料来综合判断，更要符合基本逻辑，不能偏信任何一家之言。
根据甲骨文考据、儒家经典记载以及碳…14检测结果等，伊尹卒于帝太甲之子帝沃丁在位期间，商朝以天子规格将其葬于发源地亳都，直到六百年后的商末还在享受最高规格的祭祀，伊尹的儿子伊陟后来也当上国相，一个篡逆的叛臣又怎可能享受如此待遇？所以《竹书纪年》虽是一本珍贵的原始资料，但这段记载显然是错误的，后世包括那三位专挑《史记》漏洞的唐宋才子都没有采信。
那为何《竹书纪年》会写出伊尹篡位如此离谱之说？其实岂止是伊尹篡位，此书甚至还说尧舜之间根本没有禅位，而是舜帝囚禁尧帝后夺的位！
更恐怖的是西方人至今还在坚持——夏朝根本不存在。
最怀疑夏朝存在的是西方史学界的考古学派，此派认为真实的历史必须有考古遗址作证，尤其是文字记载之前的历史，必须要有那么几件金器、青铜器作证。比如他们也曾质疑商朝的存在，但殷墟一出土便立即打消质疑。夏朝的遗址确实到目前为止还未发现。不过这也只能说“不曾证明夏朝存在”，尚未转化为“证明夏朝不曾存在”。而且我国已经找到比夏朝时代更早的陶寺遗址（在今山西襄汾），尽管研究成果还不多，但至少证明夏朝以前中国文明就已存在，夏朝应该不是一个断代。更重要的是考古学派通过考证特洛伊、克里特、迈锡尼遗址，力证宙斯和雅典娜主演的《荷马史诗》是正史而非神话，据说现在还有人找到了诺亚方舟的遗迹，准备证明《圣经》的真实性。所以这帮人的思维方式，您说您能信吗？
其次是来自国内的质疑，主要以顾颉刚先生为主，他们发现商朝的甲骨文中从无夏朝的记载，甚至连“夏”字都没有（很不巧当时一年只分春秋两季）。所谓夏朝，只存在于商朝的再下一个王朝——周朝人的记忆中。不过周人的记忆又是如此清晰且成体系，夏朝的故事并无明显破绽，比《竹书纪年》逻辑性还更缜密，孔夫子、太史公都毫不质疑地记载了夏朝的存在。顾颉刚并不断然否认夏朝的存在，只是提出自己的质疑，并给出一种猜测：夏朝并未存在过，五帝之一的帝喾开创的王朝就叫商朝，至纣王共传承一千三百余年。那么商汤也就并非开国之君，只不过到他这儿突然开了窍，大大地振兴了国家，并且创制了一套谥法系统，混了个太祖庙号，就被误认为是开国君主。而即便是顾颉刚本人，也没有否认有可能是商人羞于谈及自己曾臣服于夏朝的历史，所以避讳了夏朝的存在。
中国国君的公共管理属性
商太宗本是一个不懂事的小屁孩儿，太宗没有当好，幸有圣人伊尹辅佐，才延续了商朝六百年的社稷。而汉朝的大司马大将军霍光也废黜昌邑王（刘贺），情况与其类似，被儒家并称为伊霍，成为名臣贤相的典型。
从这个评价可以看出，儒家传统观念对君臣关系的一个重要定义——废黜不良国君的臣子是贤臣。
这正是中华民族在政治领域最大的一个特色。对所有民族，国君都是国家名义上的主人，但具体形式和实质还是各有不同。其他民族往往强调国家的私有属性，国土和人民都是国君的私有财产，那么国君自然享有为所欲为的绝对权威。但世界上没有真正的绝对权威，只是有些政体下国君的权威性更大而已。而中国从启蒙时代就确定了国家的公共属性，虽然口头上也强调国君的主人地位，但实质上一直将国君作为公共管理者来要求。而所谓臣子，作为辅助管理员，同样负有公共管理职责，这其中包括罢免不称职的管理员。这对西方人而言很难理解——国家既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