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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安东去了。我在上海见到费席尔的时候，我开始跟他讲，我说我们是后来第二次见面了。他就一愣，他说我们好像没有见过面吧，他跟别人说我们没有见过面。我就把上次见面的情况跟他说了一说，他说哦，想起来了，按这么说法，我们这次应该是第三次了，这次是上海见面。第一次是空中见面，空中打仗，谁也没有看清谁，第二次见面，一句话没说，这次我们畅谈了过去，见到了我几十年一直想见到的人，他说非常高兴。当时我们会见的时候，我还讲，你的技术比我的高，他说不对，你的技术比我高。我说我那时候的飞机，米格15战斗机上，才飞行一百小时左右，他讲我在F86飞机上，就是光一架飞机就飞五百小时，他飞了十五年，按照美国的习惯时间加起来，大概飞了二到三千小时，他时间很长。我说你的技术比我高，他说你把我打下来了就是你的技术高。我说你做了错误的动作，你不应该做这个动作，然后又回去了，又这么转弯，你的转弯给了我打下你的时间。如果你是一直向下，不要那么大，那么大飞机也不行，用大坡度、小角度一直转，我一点办法都没有，我转不过他。我说，你做错了动作，这才被我打下来的。他哈哈一笑，他认为事实就是那么一回事。他一再讲：你是世界上最好的飞行员，你是歼击机里面，世界上最好的飞行员。我说不是，按照技术上，你是世界上的好飞行员。以后他的对象说了一句话：你们俩个都是世界上最好的飞行员。当时美国人认为中国人不能打仗，刚学会飞你打什么仗？这是第一。人家说和他打仗的不是中国人是苏联人。所以他要看看打下他的人，这也是事出有因，说实在的。我在上海见他的时候，我跟记者讲：以后你们不要再编了，我们俩都见面了。最后我在上海问他，是不是你被打下了以后，你很不服气？他在那里想了想说：哎呀！我庆幸我还活着。我不知道你们的政策怎么对付我？一会儿又讲：我非常想见到你，几十年了就想着要见到你，你实际上是最好的飞行员。1955年，他遣返回去了，也不是遣返就是对换，我们换了一批科学家回来，他们也有一帮人回去。过去报纸上讲是交换俘虏，其实这不属交换俘虏，因为科学家不是俘虏。所以把他们弄回去了。后来我就听说他回去的时候，他讲了这句话：我先回日本，然后再和我的保护人取得联系以后再回去。按照我们中国人的习惯，有保护人的人都是大户人家的人，假如家里没有钱谁能请保护人呢？其实美国人不是这样，他的情况不一样。这个飞行员和我们的出身有相同的东西，他父亲、母亲也是种地的。他很小参加劳动，十五岁就当飞行员了，文化程度也不高，就念了两年书，实际上是念了一年书。我一天书也没念，我们俩见面的事情，最后见面以后，把过去一些东西都澄清了。
第三部分反击游猎组（2）
中美两国应该永远地友好，这是他过去的愿望。这个仗实际上打的情况就是这个样子。以后为什么他又来，这也有一个条件，因为当时有一个历史条件，我在没有见他之前认为他家是一个比较富的大家庭。抗日战争胜利五十周年的时候，1995年，飞虎队老战士代表团来中国旅游，我在上海请他们的客。我当时是空军驻上海的那个军的军长，也是中国航空联谊会的代表，我在祝辞中就谈：飞虎队在抗日战争的时候，美国实际上还是支援我们的。他们看到日本人在中国杀人，他们生气了，说日本人太坏了，回去组织一帮人驾驶着飞机，到中国来参加抗日战争，和中国人站在一起，这些人也是不简单的。开始好多不是军人，以后都变成陈纳德将军领导的，我说过去你们是在中国人民遭受侵略的时候，你们来到中国，帮助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和中国人民并肩战斗，为反对日本侵略、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反对战争、维护和平做出了很大的贡献，对中国人民来说，抗日战争你们立下了不朽的功勋！中国人民不会忘记，永远不会忘记！我们共产党员、中国人民是讲情谊的，所以我们在南京修了抗日国际航空烈士碑，就这样，我们让我们的子孙后代永远记着在中国牺牲的这些英雄们，美国有两千多人。航空烈士碑刻了三千多个名字，其中有两千多个美国人名字。我这话一讲，现场效果就不一样了。美国人总有一些人，敌视中国共产党，看中国共产党是同红毛野人一样，我说大家看看我是中国共产党，我是红毛野人吗？大家哈哈一笑。我说，不是这样的，我们是很够朋友的，所以今天我在这里请你们的客，用家乡最好的酒请你们，那是古井贡酒，我把古井贡宣传了一顿，我说这是曹操献给皇帝的酒，我请你们喝。那天宴会上很活跃，我说总是有些人敌视中国共产党，抗日战争胜利了，有很多人又转过头来帮助蒋介石运飞机，运到东北，帮着打中国共产党，我说这就不对了，中国两党的战斗是中国人内部的问题，美国人不能干涉。我说没有多长时间，蒋介石跑台湾去了，你们也回去了，美国就是有那么些人不接受教训，派兵到朝鲜，打着联合国的旗号，后来又派兵到了台湾，军舰到了台湾海峡。我说：你们逼着我们抗美援朝，我们抗美援朝是你们逼出来的。被我打下的那个人，如果愿意来的话，我们是朋友。我一定用我家乡最好的酒接待他，欢迎他！当时有一个美国军人，他很热心，叫切夫里格令，加上飞虎队旅游团的团长，他们回去一找就找到了，找到了以后马上传话过来。费席尔当时就说我也很希望来，我很想见他，几十年了，他记着我，我很高兴，我一定去。话传过来以后，我没折了，这怎么办？我邀请过来，我得一级一级地向上报，最后报到外交部，不知道猴年马月了，哪一个在中间说一句，你邀请干嘛，这不凉了吗？弄了两年，最后还是飞虎队老战士协会的人想了一个办法，组团到中国来旅游，就这样解决了我们俩在上海会见的问题，这个会见也是很复杂的，搞了好长时间，一直到1997年，这个飞机（指飞机模型——编者注）是他爸爸给他做的，四十多年了放在那里，这次，他把这个飞机模型从美国带来送给我，他没有装箱子，就弄一个布包着，这么硬捧着从美国捧上了飞机，捧到了北京，捧到了昆明，还到了成都等，最后到了上海。经过这么多的周折，形成了我们上海的会见，我们国家的几乎所有电视台都报道过了，他跟我讲，美国的电视台，几十个国家的电视台都播了我们两个会见的情况。总的来说，我觉得这次会见是非常有意义的，他一再讲，中国和美国，按他的想法是这样，永远是朋友，那我们打什么仗？永远是朋友。说实在的，他们打仗是被金钱买来的，美国人给他们工资，立一个功给他们钱，打一个仗有钱，打一个飞机有钱，甚至战斗出动一次都是有钱的，他们是这样的。过去他讲了一句话，我问他你为什么到中国来打仗，他说他是军人要服从命令，他就是这样讲，从那次以后，本来1998年又来了一次，我们准备搞个基金会，研究了好长时间，报上去没有人敢批，算了。我送给他一部分东西，一个化石做的恐龙，以航联会的名义送的，送给他四个字——着眼未来。过去的历史是不能忘的，那是事实，但是历史过去了，再不要把过去历史纠缠不清，向前看着眼未来，为两国人民做点有意义的事，我一直跟他讲这件事，我说我们年纪都不小了，利用有生之年，为中美两国人民的友好来往，为中美两国经济、贸易能做点有益的事情，我说这是我们向往的东西，也是应该的，我们两个观点非常一致。本来1998年他来搞一次经商，正赶上亚洲经济危机，冲击很大，他在越南、澳大利亚还有在哪个国家，那年都亏本了没有赚到钱，他在越南过去赚的钱都花在越南了，养孩子了。养活了过去美国人和越南人生的找不到父亲的孩子，纪念抗日战争胜利五十五周年准备请他来的，打电话没有找到他，他这个人到处跑，在南非、科威特、越南、澳大利亚等，都是合伙经商的，美国没有单独搞的，都是股份。他同来的那个朋友，过去报纸上报的是他的夫人，其实不是他的夫人，是他的女朋友。他们相好了几十年，回去却跟别人结婚了。“虎威啤酒”里面就有她的股份，我们请她喝酒，她拿着酒瓶子，说：这是我的股份，我的啤酒！当时师长告诉你打下的是美国的英雄，知道他以前击落过我们多少飞机吗？韩德彩：当时击落过我们多少飞机，他马上就告诉我们了。战斗出动多少，打了我们多少架飞机，当天晚上就问出来了，以后就问他为什么到中国打，他说我是军人服从命令，看起来他是很硬的，实际上他是很害怕。他在中国呆了快三年了，1953年4月7号，1954年、1955年，我是1954年年底在报纸上看到他。他们回去的时候是在1955年初，就是和我们那批科学家调着回来的，我在报纸上看到他的名字，要不然，我怎么知道他回去了呢？我打他的时候，知道他是游猎组，游猎组的飞行员技术都是很高的，谁也不会派一个傻不愣噔的来干这种事，干这个事他回不去。您和他之间有很多相像的地方？韩德彩：对，有点相似，我不是说了吗，出身都是农民，我这个农民和他不一样，我们是一年到头面对黄土背朝天，一年累到头，到年底没有饭吃，加上国民党苛捐杂税，播了不收粮食；他不一样，他也是种田，他家种了千八百亩地，他那种地是做计划，打电话，收粮食是别人收，进仓库再卖粮食。他十五岁学飞行，我也是十五岁，文化程度我很低，他也不高。这次我在写《我走过的路》，专门做为问题写了：爱钱者必然惜命，他们为钱作战，我们是为人民服务而去打仗，战争目的不是一回事。我们可以把命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