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聂绀弩在《中华日报》编副刊《动向》时，从不约稿，稿件全部从投稿中选取。一天，他收到一份用普通白纸而不是稿纸写成的稿子，毛笔字，通篇没有任何涂改，署的是笔名。聂绀弩读后感到这文章不是一般人能写得出来的，就去找友人叶紫辨认。叶与鲁迅有来往，一看即说：“肯定是老头儿（指鲁迅）的。”聂绀弩因此与鲁迅有了交往，并把鲁迅网罗为一个主要作者。聂还征得报馆老板林柏生的同意，凡是鲁迅的短稿，稿酬一律每篇3元，而一般稿酬是千字1元。鲁迅后来和聂绀弩开玩笑说：“那我以后投给你的稿子要越来越短了。”
上世纪20年代，北大的一些名教授如钱玄同、胡适等都看不起写通俗小说的张恨水，独刘半农不这样。刘主编《世界日报》副刊时，因登出张恨水的《春明外史》，钱玄同耻于与张为伍，给刘半农写公开信声明从此不再给《世界日报》副刊撰稿。刘半农却不为所动，依然与张恨水保持交往。一次刘应邀去张任校长的学校演说，他对学生们说：“你们张校长是当今的小说大家，他的成就越过了李伯元、吴趼人、曾孟朴这些人。你们在他办的学校上学，是很幸福的事情。”
方光焘曾介绍许杰到上海立达学园兼课。一次方请许在江湾街上一个小酒馆喝酒，席间方写了一张字条，让跑堂的去请丰子恺、刘薰宇也来，末了并未署名，写了个“致风流（丰、刘）二君子”。许杰就此感到，立达学园一班人“讲友情，讲义气，讲生活趣味”。
耿济之不到20岁时，曾和三个志趣相投的朋友混在一起。他们是瞿秋白、郑振铎、许地山。后三人的名声后来都超过了耿济之。当年四人都是北京的穷学生，都喜欢文学，每天到耿家读书、讨论。1921年成立文学研究会时，四人都是发起人。
老舍是个喜欢和各色人等闲聊的人，和尚、琴师、厨子、花匠、剃头匠……都可以成为他的朋友。抗战期间在重庆，老舍常到中苏文化协会的茶座上同茅盾喝茶聊天，或去郭沫若家聚会，也常到剧院看他的剧本排练，同演员闲聊。
1918年，张元济两到北京，公私兼顾，连办事带出游。一些名家如蔡元培、傅增湘、辜鸿铭、林纾等闻讯后接踵而至，到北京饭店探访他。这种拜访方式是来客在大厅由办公室接待，将名片送到房间，张元济便下楼会客。辜鸿铭来访时身穿接衫，上身白夏布，下身为青灰色熟罗袍。尤其引人注目的，是他那条盘在头顶的灰白色辫子。
上世纪20年代，上海的两个围棋名手王子晏和陶审安曾在名流张淡如家相遇并对弈。两人棋力相当，但陶家在浦东，当年不便经常碰面。两人便约定下通讯棋，每次在棋格上填写一子寄给对方，如此往还，这局棋共下了187手，自1922年8月起至1926年1月终局，历时近四年。1926年夏天，两人开始下第二局通讯棋，来往数十子后，陶审安不幸病逝，成了一盘没有下完的棋。
张中行说：“（胡适）喜爱社交，长于社交，在当时的北京大学，交游之广，朋友之多，他是第一位。”“大家都觉得，他最和易近人，即使是学生，去找他，他也是口称某先生，满面堆笑；如果是到他的私宅，坐在客厅里高谈阔论，过时不走，他也绝不会下逐客令。”“因为他有名，并且好客，所以同他有交往就成为文士必备的资历之一，带有讽刺意味的说法是：‘我的朋友胡适之。’”
傅斯年回忆说：“记得九一八前半年间，有一天，我请几个朋友在我家吃饭。座上有在君（丁文江），有适之先生等。我议论一个人，适之先生以为不公允，说：‘你这偏见反正是会改变的。你记得在巴黎时，你向我说过三遍，回国后第一件事是杀了丁文江。现在丁文江在你旁边，你干吗不杀他？’后来我怨适之先生恶作剧，他说：‘在君必高兴，他能将你这杀人犯变作朋友，岂不可以自豪？’”
徐志摩死后，女作家方令孺写了一篇纪念文章，题为《志摩是人人的朋友》。叶公超说：“志摩与人认识就像二十年老友，从跑堂、司机、理发师……”
谢冰心说：“一个人应当像一朵花，不论男人或女人。花有色、香、味，人有才、情、趣，三者缺一，便不能做人家的好朋友。我的朋友之中，男人中只有实秋最像一朵花。”
1933年，萧伯纳到上海，受到隆重接待。随后萧北上平津，被胡适婉拒，胡适说：“欢迎萧伯纳，佛说不迎是迎。”
段祺瑞一次过生日，齐燮元派人送去价值巨万的寿屏，段未收；冯玉祥派人送去一个大南瓜，段欣然收下。吴佩孚鼎盛时期，在洛阳过50岁生日，贺者云集，有人送去赤金打造的麻将牌。冯玉祥则派人送去一坛子白水，意为“君子之交淡如水”。康有为送去这样一副寿联：“嵩岳龙蟠，百世勋名才过半；洛阳虎踞，八方风雨会中州。”
章士钊说：“吾弱冠涉世，交友遍天下，认为最难交者有三人：一、陈独秀，二、章太炎，三、李根源；但吾与三人都保持始终，从无诟谇，吾答或问：吾恃以论交之唯一武器，在‘无争’二字。”
徐懋庸和曹聚仁在上海时是邻居，私交甚密。但彼此交心的程度有所不同，用曹聚仁的话说：“他有一段时期，和某某热恋，什么都对我不隐瞒；倒是我也在热恋中，他并不知道多少的。”
曹聚仁说：“梁实秋自视甚高，笔者和他同事过几天，但他是属于‘我的朋友胡适之’派，我们则是‘我的朋友不属于胡适之’一派的，因此道不同不相为谋，只是点头招呼而已。”梁实秋则说：“我从未说过‘我的朋友胡适之’。”
旧《大公报》的创办人王郅隆是“大茶壶”（指旧时妓院中的青年男仆）出身，后来自己开妓院。一次，安徽督军倪嗣冲来逛妓院，打牌时三缺一，王老板应邀作陪。倪当夜输了几万块，王把他开的支票当场在烟灯上烧毁，两人从此成为莫逆之交。
长沙临时大学时期，条件甚苦。吴宓、沈有鼎、闻一多、钱穆四个教授同居一间房。吴宓规定每晚10点熄灯，此前各干各的事情。闻一多读书写作；吴宓备课；沈有鼎说：“如此良夜，尽可闲谈，各自埋头，所为何来？”吴宓说：“汝喜闲谈，不妨去别室去自找谈友。否则早自上床，可勿在此妨碍人。”
胡适在北平时，几乎天天有人邀饮。徐志摩说：“我最羡慕我们胡大哥的肠胃，天天酬酢，肠胃居然吃得消！”
蔡元培回忆说：“我记得在北京大学的时候，教育部废去洪宪的国歌，而恢复《卿云歌》时，曾将两份歌谱，付北平的中学生练习后，在教育部礼堂演奏，除本部职员外并邀教育界的代表同往细听，选择一份，先生（指鲁迅）与我均在座。先生对我说：‘我完全不懂音乐。’”
郁达夫说，鲁迅在北京时，疏于交游，“无论什么人请客，他总不肯出席；他自己哩，除了和一二人去小吃之外，也绝对的不大规模（或正式）的请客。这脾气，直到他去厦门大学以后，才稍稍改变了些。”与鲁迅曾一度是邻居的范文澜也回忆说：“一个暑假……很少见他出门去应酬，也从没有听说他有打牌逛胡同那些官僚该做的行事。”
鲁迅从厦门到广州后，一些国民党要员如陈公博、戴季陶、甘乃光、孔祥熙等都曾送帖子请他吃饭，意在笼络，但都被鲁迅拒绝。
胡适说：“狮子老虎总是独来独往，只有狐狸和狗才成群结队！”
一次鲁迅去曹聚仁家，见书架上堆着不少鲁迅作品及相关资料，便问曹是不是想给他写传。曹聚仁笑道：“我是不够格的，因为我不姓许。”鲁迅听后也笑了，说：“就凭这句话，你是懂得我的了！”曹聚仁后来说：“就凭这句话，我就在大家没动手的空缺中，真的写起来了。”又说：“鲁迅生平有五位姓许的知己朋友，三男：许季上、许寿裳和许钦文，二女：许羡苏和许广平。朋友们心中，都以为许羡苏小姐定将是鲁迅的爱人，不过男女之间的事难说得很，我在这儿也不多说了。”
徐懋庸回忆说：“有一次谈话完毕，从Astoria（一咖啡馆）出来。他（鲁迅）忽然问我：‘你有几个孩子？’我说有两个。他就带我到北四川路一家商店，买了两斤高级糖果，说：‘带回去给孩子们尝尝吧。’又知道我正消化不良，到药房买了一瓶蓖麻子油，说：‘服这个泻一泻就好了。这是物理作用的药品，没有副作用的。’”
胡适一生广交游，几乎从不闲着。唯有20年代末在上海的三年半是个例外。罗尔纲回忆说：“当时在上海，却绝交游。他最好的朋友浙江兴业银行总经理徐新六、著名诗人徐志摩同住上海，都没有来他家。”胡适自己也说：“从民国十六年五月我从欧洲、美国、日本回到上海，直到民国十九年十一月底我全家撤回北平，那三年半的时间，我住在上海。那是我一生最闲暇的时期，也是我最努力写作的时期，在那时期里，我写了约莫有一百万字的稿子。”
1941年9月，张季鸾在重庆病逝，杜月笙从香港赶到重庆，扶棺连呼：“四哥！四哥！”悲痛欲绝。
1927年，李大钊避难于苏联使馆。在熊希龄女儿的婚宴上，杨度从汪大燮口中得悉苏联使馆将被搜查后，马上离席，去委托章士钊通知李大钊。但李最终没能离开使馆而被捕。杨度又变卖了自己的住宅去营救李大钊。李大钊遇害后，杨又张罗着为李殓葬。
1930年，罗尔纲借宿于胡适在上海极司菲尔路的寓所，他后来回忆说：“7月的一天，下午二时后，突然听到一阵楼梯急跑声，我正在惊疑间，胡思杜（胡适之子）跑入我房间来叫：‘先生，快下楼，梅兰芳来了！’他把我拉了下楼，胡思猷、程法正、胡祖望、厨子、女佣都早挤在客厅后房窥望。思杜立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