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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错，食盐是应该让国家专营的。作为最基本的民生用品，国家必须牢牢的控制食盐的价格。但是，这个价格，绝对不能高。对于食盐的经营权：张准在后世的时候，是听一些大学教授说起过的。其中，有一个例子，张准的印象，非常的深刻。
“大家不用打食盐的主意了。”
张准明确无误的说道。
“我准备给大家说一个小小的案例。”
沉默片刻以后，张准目光横扫全场，娓娓的说道。
张准要说的案例，发生在清朝嘉庆年间。
但是，现在，鞑子都灭亡了，清朝肯定是没有了。不过，这并不妨碍张准讲故事。将清朝的背景，替换一下，照样是一个很有哲理的故事。
清朝嘉庆十一年（也就是公元1806年）年初，发生了一件牵涉到两淮沿岸四省的“浮价病民案”。这一案件的起因是江苏无锡、金匮两县的汪丙太盐店将盐价每斤降低了二文钱引起的。
后世的一些经济学家，还有历史学家，还风趣的将其称之为“二文钱引发的血案”。正是因为有这个怪怪的名字，这个案例，才会引起张准的注意。须知道，那时候，”一个馒头引发的血案”，“人不能无耻到××的地步”，是非常有名的。
简单的描述一下这个案例吧。事发那一年，江苏省私盐泛滥，使得官盐滞销。专营无锡、金匮两县的徽州盐商汪丙太旗号盐店，库存的压力很大，就想到一个法子，准备将富盐由每斤30文降为28文出售，缩短和私盐的价格差距。
汪丙太盐店原想暂时减价，居民见官盐和私盐价值相差不是很悬殊，就不必冒风险去购买私盐。私盐滞销，私盐贩子们就会裹足不前。没有利润，就没有了盐枭。当盐枭都改行去做其他行当，私盐消失了，官盐自然就畅销了。到那个时候，官盐再恢复原价销售。
由于是暂时的权宜之计，估计官府不会禁止，所以汪丙太只是请锡、金二县的知县出告示，并没有禀报盐运使。但没想到，他这边降价的告示高高贴出来，两淮盐运使张映玑就紧急贴出了告示，阻止这两县的减价行动。结果，自然是可想而知的，老百姓只能是空欢喜一场。当然，降价两文钱，其实也说不上是什么欢喜。
可是，这么一松一紧，一个要降价，一个不给降价，毕竟是很不爽的事情，把老百姓当猴子耍呢！结果，这个事情，引起锡、金两县老百姓的不愿意，于是由一个捐纳了九品衔的张江梅作为原告，以“盐商汪丙太等浮价病民、盐运使张映玑庇商不准核减（盐价）”罪名将盐商和盐运使上告。
状纸递上去以后，中间判决的详细过程，就没有必要详述了。反正，最后的结果是，一群官员的乌纱帽被摘，又或者是被降级。这区区的二文钱盐价，竟然使所有的两淮盐商都受到罚银的处罚，涉及本案发生地的两个县令、盐运使张映玑、盐政延丰等都受到不同程度的处罚，更令人称奇的是此案的原告张江梅，更是受到杖一百徒三年的处罚，此案的审判官那延成最终的下场也不太好。唯一的赢家是嘉庆皇帝，收到了罚缴银一百万两。
糊涂僧断葫芦案，本来就是没有什么道理的。但是，毫无疑问，这一案件中最冤屈的是盐商，他们明明是想降价销售，最后却因莫须有的“浮价病民”罪名，被嘉庆皇帝罚了个倾家荡产。他们都觉得自己非常的委屈，我这么做，明明是为了维护官盐的市场，怎么就遭受到这么凶残的惩罚呢？
事实上：有些聪明的看官，看到这里，已经有所感悟。嘉庆皇帝看似公正的判罚，其真实的目的，是为了杀一儆百，杜绝盐商们降价销售的可能。徽商们想不通，只有一肚子的委屈了。
最终的结果，此案过后，盐的价格依然是不断上涨，百姓为了生活的必需品而遭受越来越重的盘剥。而经过此次打击的徽州盐商，再也不敢为盐价出头了，徽州盐商在盐业经营上彻底失去了定价权，而沦为了满清统治者搜刮天下财富的工具。
这起案件明白地显现了徽州盐商富可敌国的表面下，隐藏的是依附强权、任人摆布的屈辱。徽商经营以盐业为重。盐这种商品，本身并不具备多大的价值，看看中国那漫长的海岸线就知道，有海的地方，就能开辟盐场晒盐。
但是盐又是一种人离不开的特殊商品。因而，它就自然而然成了生产力低下的封建社会最好的税赋载体，于是从汉朝开始，盐就一直由官府特许经营。以盐业为重的徽商在一开始走的就不是一条独立发展的道路，而是扮演着依附于官僚系统的，亦商亦官的官府代言人的角色。
依附于官僚体系的徽州盐商经营盐业，获利空间丰厚。盐业经营都是世袭垄断的，也就是盐业的特许经营权可以父传子，子传孙，在获利丰厚的前提下，随着人口的增加，食盐消费量的增长，徽州盐商家族财富积累之快是常人难以想象的，像鲍志道、江春这些盐业总商，家族财富换算成现代货币要以亿为单位计数，在当时的生产力水平下，用“富可敌国”
来形容他们的富有是一点都不为过的。
徽州盐商又通过和满清政府千丝万缕的联系，甚至能获得国库的信贷作为启动资本，几乎可以做到L本万利，甚至无本万利。当时徽州盐商的大本营扬州，只能用穷奢极欲来形容，那些富商巨贾们最大的烦恼，就是怎样把如潮似浪一样涌来的银子花掉。
徽州盐商们却不知道，他们的穷奢极欲已然是“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为了维持住地位和财富，徽州盐商们于盐业经营之外的头等大事，就是打点自己身后的靠山，也就是满清统治者。尽管一而再、再而三地加大输捐纳贡的力度，仍然不能让满清统治者满足。
随着满清特权阶层的人数呈几何级数增长，远远快过了盐商财富积累的速度，旗人对盐商们自勺敲诈勒索越来越厉害。到清朝后期，鞑子的本来面目，已经表现的淋漓尽致，连最后的一块遮羞布，都毫不犹豫的扯掉了。
嘉庆年间，以徽州盐商居主导地位的两淮盐场，苛捐杂税达到92种之多。据嘉庆《两淮盐法志》统计，从康熙十年到嘉庆九年的100多年中，两淮盐商前后所捐输的财物共有：白银余万两，米2万余石，谷33万石。商人每次捐输，多则数百万两，少则数十万两，其余寻常捐输则难以枚举。
两淮盐商中，徽州盐商占据优势，因此，捐输的负担大多落在了徽商头上。曾任两淮总商之一的歙县大盐商江舂，每遇捐输，“百万之费，指顾立办”，最终还是落了个破产的结局。
嘉庆九年，由于镇压白莲教起义，财政发生困难，清政府为了应付此种局面，开始疯狂地上涨盐价，这无吝于杀鸡取卵、饮鸩止渴。
盐价越高，盐的销量便越少，税源就越枯竭。
因为官盐的价格越高，走私盐的利润就越大，私盐贩子就越多，人们购买官盐的数量就越少。
为了转嫁税源枯竭造威的财政困难，清政府规定，盐商在拿到盐的销售许可之前，必须先行缴纳相应税赋。在盐业利润大、销售速度快的背景下，对于徽州盐商来说并不是一个问题。但在盐业利润被苛税重赋和名目繁多的敲诈勒索摊得很薄，且私盐泛滥的情况下，就成了要命的问题。
比如长芦盐场，行盐区域在黄泛区，今天的皖鲁豫交界之处，历史上就是四战之地，黄河又经常改道，自然灾害严重，民风彪悍。此处私盐最为猖獗，私盐贩子有强大的武装，组织严密，甚至敢于和官府正面对抗，面对这种武装私盐，盐商们别说获取利润，就是连保本也几乎是不可能。
往往是今年好不容易卖出去的盐往往是五、六年前积压下来的，可是五、六年前的本钱还没完全收回，新盐又压下来了，随新盐而来的，是更加沉重的税赋。盐业经营的进入是垄断的，相应的退出也是垄断的。
这意味着，世袭而来的特权变成义务的时候，即使赔本，也只能硬着头皮赔，不然就是犯上欺君。在这样走投无路的境遇下，很多徽州盐商纷纷想尽办法，以生病，回家尽孝为托辞逃避，更有甚者，竟然选择了一逃了之，一夜之间，人去楼空，不知所踪。
面对这种局面，精明练达的徽州盐商认准了只有降价才是挽救盐业的唯一出路，但是甫一尝试，便遭巨大打击。满清政府的权威是不容置疑的，降低盐价在满清政府看来，就是对皇权的挑衅，而这比什么都更加不能容忍。
徽州盐商终于走到了穷途末路：盐价越高，销量越少，税源越枯竭，清政府为了保证税收，只能进一步提高盐价，于是，又开始新一轮的恶性循环。
在此种±不境下，徽州盐商的最好下场，就是能够从盐业经营中全身而退。譬如棠樾鲍氏家族的鲍启运，在承接哥哥鲍志道的总商地位之后，被佥派办理淮北盐运，当时淮北官盐“疲滞已久”，滞销则无从言利，而课税照f日很高，致使不少盐灶已关闭歇业。
为了应付官府的课税，少数幸存的盐场只得高价卖盐，这对从事盐运的盐商来说，当然无利可图，而且运盐途中，如遇风险沉船，损失均由盐商自认。鲍启运深谙此道，哪能睁眼做亏本的买卖？
因此“称病告退”，宁肯背上“抗佥误课”的大罪，也不能将家业败落在自己的手上，所幸的是，他得到了嘉庆皇帝的特赦，“抗佥误课”的大罪，仅以罚五万两银子了事。
收回了资本的鲍启远，从此再无经商业盐的念头，回到祖居地，广购良田，大兴土木。
今天我们看到的棠樾牌坊群，就是在他的手上建造修葺的。
这一宏大的建筑群，证明着徽州盐商曾经的光军煌，也蕴含着徽州盐商必然衰落的无奈宿命。历史告诉我们，只有独立之人格，才有独立之商人，才有强盛之时代。
张准通过这个案例，要强调的，重点是两个：第一个，新帝国，不会好像以前的任何一个王朝，依靠食盐来提供国家财正炙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