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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到了1987年马可尼创办了“马可尼无线电报有限公司”的时候，《时务报》不失时机地又登出一篇消息《电浪新法》：“用大小合度、力量相当之电机，数英里之遥，凭空发信，现用哈子（赫兹）法之电浪试验”。“于一英里之外，设一电机，并在隔一山处，亦设一机，激动电浪，则两机俱应，是则电浪竟能穿山水矣。”这两篇报道，使国人及时了解了无线电报的特性和原理。
1899年初，中国购买了几部马可尼旧火花式无线电机，安装在广州两广总督督署、马口、威远等要塞以及南洋舰队各舰艇上，以便远程军事指挥之用。这是无线电波首次飞越在中国大地上。十分难得的是，这一次中国对无线电报的应用，基本上与欧美同步。要知道，在同一年，马可尼才刚刚说服英国邮政部在南福兰角建立了一个无线电报站，用来与法国维姆勒之间的通信，通讯业务方才起步。中国的反应速度，已在大部分欧洲国家之上了。
到了1904年日俄战争期间，俄军在烟台至东北的牛庄架设起来无线电台，来指挥作战。保持“局外中立”的清政府受此影响，斥巨资购买了7部马可尼式无线电机（每台约白银2000两），安装在北京附近的南苑以及几艘海军舰艇上，其功能不问可知，也是军事所用。
观一叶而知秋。清政府在对无线电报的安排只是一些小小的历史细节，却并非无关宏旨。从其中的细微处，我们可以揣摩到，电报已经从一头国人眼中避之不及的洪水猛兽，逐渐变成了与军事、政治生活密不可分的一件利器。
电报这个小小的发明，在这个绵延几千年的国度已经开始渐渐发酵了。
电报与晚清政治
每一次科技的变革，总会对社会产生深刻影响。这种影响往往最先作用在政治和军事上。电报的出现，是一次信息革新，它使信息的传输速度出现了前所未有的进步，这对于视情报与时间如生命的军事将领、政治家们来说，不啻为是一柄利器。即使是对新生事物反应迟钝的晚清，亦不能完全规避这种影响力。清政府晚期的许多著名事件，都是与电报的出现密切相关——或者我们应该反过来说，假如没有电报这种东西的话，许多清末政治事件未必会发生，即便发生也未必会辐射出绝大的影响力和震撼来。科技改变政治，这一条定律即使是在中华老大帝国亦是颠扑不破的真理。
在电报引入中国的早期，清政府和绝大多数国人并没有意识到电报其中蕴藏的重大政治价值，尽管很方便不错，可也仅此而已。换句话说，电报只是一件“玩意儿”，上不得台面。
中国正式开始架设电报线路是在光绪五年，李鸿章在天津与大沽炮台之间建成电报线，随即铺开了沿海各省电报建设的大潮。但清政府却一直不认为电报是官方文件，只是称之为“抄电”。当时官员打电报上奏之后，仍旧要用传统途径送递一份同样内容的奏折，以便备档。可见在当时清政府心目中，电报根本不能算是正规文书。
一直到1883年发生的中法战争，才改变了清政府对电报的态度。当时中国军队一路连胜，昏庸的清政府却一味求和，电令前线停战。老将冯子材和黑旗军首领刘永福复电抗辩，却无力回天。当时担任广东会筹防务的湘军名将彭玉麟按捺不住愤懑之情，愤然赋诗一首：“电飞宰相和戎惯，雷厉班师撤战回。不使黄龙成痛饮，古今一辙使人哀”，把此事比作了十二道金牌召回岳飞的国耻。这是首次把电报与政治紧密地联系到了一起。
此役丧权辱国，颟顸之至。不过电报在这场战争中的作用，倒是发挥得淋漓尽致，让清政府尝到了远程遥控的甜头，认识到了电报的重要性。于是从光绪十年开始，在军机处建立电报档案，光绪帝亲自下旨将电报视作公文来对待。同僚之间的电文往来，被称为“电牍”，给皇帝的电报奏折则称为“电奏”。
所以查阅中国近代史料就会发现一个很有趣的现象：从光绪五年到光绪十年这期间的电报，几乎没有档案保存。只有在一些满清大员的个人收藏里——如盛宣怀的“盛档”中——才能一窥中国早期电报的风貌。
到光绪二十四年百日维新之时，电报的名分终于确定下来，被新法提升到了正式公文的地位。而恰好也是这个时候，电报的真正政治价值，也在这一年大放异彩。
光绪二十五年（1898年）6月11日。一心想要扭转颓势的光绪皇帝主持的戊戌变法正式开始，这是清政府最后一次挽救国运的努力。短短百天内，光绪和他信重的康有为、梁启超等维新派就颁布了数十条变法诏令，其中牵涉到编练新军、兴办实业、鼓励发明等政治、经济、军事各方面。一时间中国这只睡狮，似乎有了那么点猛醒的样子。国内的有识之士无不翘首企望，希望他们心目中的明君光绪，能为中国再造一个盛世中兴的气象。
然而积重难返的满清朝廷，走到了封建社会的末期，已经不可能像明治维新的日本一样轻易摆脱那太过沉重的历史包袱。上有积威数十年的慈禧太后，中有闭目塞听的守旧官僚，下有民智未开的无知百姓。漫说光绪不是光武帝，就算他有着超越唐太宗、宋太祖的才华，面对着这无奈到了极点的局面，只怕也只能黯然一声长叹罢了。更何况，他只不过是个徒有热情，却既无治国的实际经验，又无可依靠的班底的空壳子皇帝呢。
所以慈禧一反手，光绪皇帝就翻身落马，戊戌六君子或死或逃；所以戊戌变法在史书上，就被后世人取了个别名“百日维新”。一场变法强国的春梦，终究不过是空中楼阁而已。
这件事的直接影响，一是让本来已经保守到了极点的风气更趋保守，中国的国运也向着背离世界大势的方向加速滑落。二是慈禧也对这个忤逆的干儿子光绪深恶痛绝，连将他握在手中当傀儡来耍的念头都完全断绝了。
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慈禧太后立端亲王载漪之子溥儁为“大阿哥”，准备废黜被幽禁在瀛台的光绪另立新帝，史称“已亥交储”。但是让那个慈禧始料未及的是，这个决定竟然引起了中外舆论的一致强烈反对——洋人同情较为开明的光绪皇帝，各国公使对立储一事冷眼相对，一个去道贺的都没有；而在国人中间，更是掀起了轩然大波。
无论如何，光绪毕竟是大清帝国的皇帝，象征着皇家的光荣和尊贵。而且他尽管有这样那样的缺点，但总还是个肯做事的皇帝，这点比起那些因循守旧的官僚们更是难能可贵。并无失德之处而要被篡废，不管是革新派还是一般百姓都是为之抱不平的。于是，民间对慈禧太后乃至整个满清官僚体系的不满，就在这一刻集中爆发了出来。
率先义无反顾地站出来的，是一位叫做经元善的老叟。
经元善，字莲珊，号剡溪聋叟，是上海著名的富商，热心于洋务和公益慈善事业，对民族企业尤为支持。当时由江苏、浙江、福建至广东的电报线路架设工程缺钱上马，需要吸纳民间资金，主持此事的盛宣怀找到经元善想办法，他当即痛快承诺，并和谢家福、郑观应联合组织35万两白银投入。以此功绩，经元善被李鸿章任命为上海电报局总办，从此与电报有了不解之缘，担任此职长达十八年之久，把上海电报局经营得风生水起，好不兴旺。对于维新变法，经元善是举双手赞成，并且身体力行，积极在上海实行新政。
慈禧改储的消息传来，同情光绪的经元善大为震惊。他当即向老上司盛宣怀去电，希望盛能和他一起上书，谏阻此事。可是让经元善大失所望的是，早已将时局看得通透的盛宣怀只回了他一封9个字的简短电报：“大厦将倾，非一木能支”。
怎么办？是大声疾呼，还是蝇营狗苟？虽然出身商界，但他毕竟是饱受儒家教育的知识分子。在忧愤之下，经元善骨子里“虽千万人吾往矣”的热情被猛地激发了出来。
中国知识分子的激烈手段，不外乎伏阙上书之类。远有海瑞给嘉靖的直言上疏，震惊海内；近有康有为，联合了十八省三千多位举人公车上书。从方式而论，这些上书皆是手书奏折，递送入朝，无论海瑞还是康有为，均概莫能外。
但经元善却发古人所未发，开创了中国政治史上前所未见的手段——通电上书。
已亥交储之时，他身在上海，无法立刻赶到京城。劝说盛宣怀未果之后，经元善便利用自己在上海商界和电报局的影响力，奔走呼号，串联了绅商名流与新党官员一千二百三十一人——其中不乏章炳麟、蔡元培、唐才常、黄炎培这样的大人物——大家“公凑电资”，经元善以上海电报总办的名义，向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与全国发出了这样一封振聋发聩的著名电报：
“昨日卑局奉到二十四日电旨，沪上人心沸腾，探闻各国有调兵干预之说，务求王爷、中堂大人公忠体国，奏请皇上力疾临御，忽存退位之思，上以慰皇太后之忧勤，下以弭中外之反侧。宗社幸甚，天下幸甚。”
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接到这一封电报之后，大为震惊。一是因为这封电报竟在如今的政治形势之下仍旧去挑战慈禧，可谓虎口拔须，不知死活；二是因为落款人名之多，名头之盛，真是前所未见；三则是因为这封电报不只发给了总理衙门，还拍送到了各地的电报局，全国皆知。经元善这一手，让总理衙门立刻陷入被动，完全没有反应的时间，更在全国舆论的火头上浇了一把油，被赞为“飞电阻谏，电动全球”。在这封的通电的引领下，再加上身在海外的康、梁等人的鼓吹，形成了一股用电报来表达民意的风潮。一时间各地纷纷致电总理衙门。“凡四十六埠”，各地同情变法的士绅们纷纷“集资发电”，最多时候电报总署竟然一天能接到12封劝谏慈禧不要擅行废立之事的电报。
这也是清末第一次，也是最大规模的、以电报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