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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战后做的统计，仅在日本战败到大战结束的几年间，日本本州岛的神户、大阪与东京三地，就有近五百万日本人饿毙，算上四国岛与北海道，整个日本在战败后有接近两千万人因饥饿或营养不良而亡。
可以说，这是一个非常惊人的数字。
要知道，大战爆发的时候。日本的人口总量在七千万左右，而在战争期间，日本的伤亡总数还不到一千万。也就是说，在日本战败之后，死于饥饿的日本人是在战争期间死亡人数的两倍以上。
当然，有人质疑这个统计数据。
只是，根据日本在战后做的第一次人口普查得出的数据，基本上可以肯定。日本在战争期间的人口总量减少了二千五百万。也就是说，在除掉直接死于战火的人数之外，因其他原因减少的人口在一千七百万左右。
显然。这种局面对于维持占领区的社会治安没有任何好处。
举个很简单的例子。在一九四五年底之前，被派往日本执行占领任务。在很多军人看来是一件苦差事。原因很简单，除了九州岛，在日本的其他任何地方，占领军时刻都要面对突然袭击。当时，巡逻部队的规模已经扩大到了步兵连，因为低于这个规模，巡逻队就很容易遭到伏击。根据中方做的统计，在一九四二年到一九四五年间，驻日军队的伤亡率甚至高于陆军的前线作战部队。除了面对袭击之外，驻军还要面对很多难题。比如，在任何一处驻军附近，总会有成千上万的平民，而且大部分都是孤儿，大多只有几岁，即便有的已经十多岁了，但是因为营养不良，看上去跟几岁的孩子差不多。对驻军官兵来说，营地被一群孤儿包围，显然不是什么好事。面对这些无依无靠的孤儿，军人不可能将枪口对准他们，但是又不能给予其他帮助。很多时候，驻军官兵就只能眼睁睁的看着那些大头娃娃在营地的围栏外倒下。到了冬天，这种情况变得更加严重。很多时候，负责营地外围巡逻的军人在清晨的时候会发现上百具被冻硬了的尸体。在这些死去的孤儿中，有的在前一天还叫嚷着向驻军官兵讨要食物。虽然在整个大战期间，由中国驻军官兵收养的日本孤儿超过了十万，但是对于数量超过一千万的日本战争孤儿来说，这无疑是杯水车薪。更多的日本战争孤儿根本就没有坚持到战争结束的那一天，甚至没有能够坚持到一九四五年底。对驻军官兵来说，看着无辜的儿童被活活饿死，而自己却受纪律限制，不能给予适当的帮助，肯定是一个巨大的精神负担，甚至会造成心理问题。
当然，这只是冰山一角。
严重的饥饿与贫困，导致占领区的日本人不得不站起来反抗，利用所有能够用上的工具来袭击占领军。
在一九四五年之前，仅本州岛就有上百支平民游击队。
虽然这些游击队的装备非常差，最好的武器仅仅是旧日本军队遗留的步枪，大部分人手里只有棍棒，但是游击队隐藏在平民中间，而且更加了解环境，也就能够给驻军制造足够多的麻烦。
根据中方的统计资料，在一九四二年到一九四五年间，几乎每天都有针对驻军的袭击事件发生，而驻军为此付出的代价是，平均每天有七名军人阵亡、二十二人负伤，十四台车辆被炸毁。
某些时候，游击队还会袭击驻军营地，只是很少成功。
对付游击队，驻军根本没有好的办法。
原因很简单，大部分游击队员都是平民，放下武器的时候，他们就是平民，而拿起武器就是战士。
显然，驻军不可能因此把日本人赶尽杀绝。
驻军能采用的唯一办法就是高压政策，并且不定期的进行定向搜查，严惩私藏武器的行为。
只是，这大幅度提高了占领的代价。
在一九四二年到一九四五年间，中队在日本进行了上千次突击搜查，缴获了近十万支各类枪械，并且以叛乱罪名处死了数万名游击队员。问题是，这意味着需要在日本保持一支规模足够大的军事力量，而且得使其长期处于警戒状态之下。在这四年间，驻军规模一直没有低于五十万，最多的时候超过了八十万，而驻军官兵的轮换周期由最初的两年缩减到了后来的半年。
问题是，高压政策产生的效果并不理想。
说白了，镇压只会让更多的平民成为游击队员，而不可能消灭游击队。
关键就是，希望过上平静生活的平民根本就没有过上平静生活的机会，生存的压力迫使他们铤而走险。原因很简单，中国占领军的统治浮在表面上，而日本游击队的统治则深入到了核心。对夹在两者间的平民来说，他们要么被游击队以日奸的身份处死，要么就得跟游击队合作。显然，中国占领军不会无缘无故的处决平民，而游击队则有可能在夜间突然闯进来将人带走。结果就是，大部分日本平民根本没有选择余地，只能跟游击队合作。当然，跟游击队合作，还能够得到必要的生活物资。主要就是，游击队控制着中国驻军占领区外的所有地区，也控制着占领区内的地下物资交易市场。对于那些无法从中国驻军那获得足够多的生活物资的平民来说，游击队是他们的唯一依靠。要命的是，在这四年间，中国输送到日本的物资远不足以满足所有日本人的正常生活需求。
总的来说，在一九四六年之前，中国在日本的占领算不上成功。
当时，冯承乾已经看清了这个问题。也正是如此，他才力主推动改变占领政策，以重建的方式来帮助战败国恢复正常秩序。
所幸的是，在这个问题上，冯承乾的态度极为坚决。
要知道，当时包括吴铁生、刘亚光与刘伯恩在内的所有中国领导人都反对为日本这样的战败国提供重建援助。在讨论这个问题的时候，吴铁生还明确提到，应该让日本这个劣等民族自生自灭，没有任何理由值得在日本多花一分钱。刘亚光主张从日本撤军，然后对日本进行全面封锁。刘伯恩的态度稍微温和一些，但是也不赞成帮助全日本进行重建，而是建议把日本分割成几个国家或者地区。
冯承乾没有做出让步，而是坚持日本必须是一个完整的国家，而且中国有义务帮助日本进行战后重建。
最终，冯承乾的坚持收到了成果。
第五百九十三章 寄生经济
在冯承乾的坚持下，中国当局决定从一九四五年底开始，在日本实施分阶段重建工作。//
这是一个艰难的开始，却是一个好的开始。
因为反对势力依然非常强大，所以冯承乾不得不退而求其此，即把日本的重建工作分成几个阶段进行。
第一阶段，重点加强九州岛地区的重建工作，并且在全日本范围内提供基本生活保障。
当然，重点是后者。
在此之前，九州岛的重建工作就已开始，只是进度不是很快，而且主要集中在长崎、鹿儿岛、宫崎、大分与福冈等大城市，中小城市与偏远城乡的重建工作进行得很缓慢，甚至根本没有相关安排。
当然，这不是什么大问题。
战争期间，日本受损最为严重的就是大城市，即中国空军的对日战略轰炸打击的就是工业集中的大城市。直到日本投降前半年，在日本的众多企业把工厂转移到中小城市与乡镇之后，轰炸范围才随之扩大。只是到这个时候，中队已经攻占了九州岛，因此九州岛中小城市与乡镇受到的损坏并不严重。
更重要的是，九州岛在日本列岛中的地位位置最为靠南。
也就是说，九州岛的自然环境最好。
到一九四五年的时候，九州岛已经是日本最主要的产量区了，其生产的粮食占到日本粮食总产量的百分之六十。这些粮食，不但供应给了九州岛的居民，还输往本州岛，养活了本州岛的数百万日本人。
也就是说，九州岛的中小城市与乡镇基本上不需要进行战后重建。
显然，在九州岛的重建工作中，中国的投入不会太大，负担也不是很重。
相对而言。在全日本实施基本生活保障，才是真正的负担。
在一九四五年的最后两个月里，中方进行了日本战败之后的第一次人口普查，并且按照户籍确定了居民的基本分布情况。
有趣的是，这份普查结果一直没有公布于众。
完成普查之后，中方才有基础在日本实施战时配给制，即按照每家每户的人口数量来确定配给额。
显然。这是一个不小的负担。
即便按照日本在战后做的第一次人口普查，即全日本的人口总量为四千万。也意味着每年需要为日本提供上千万吨粮食。要知道，日本在一九四五年的粮食产量不到两千万吨，按照最低配给标准，也仅够养活二千五百万人，存在大约一千二百万吨粮食缺口，而只有中国能够为日本提供足够的粮食。
根据中方的记录，在一九四六年输入日本的粮食达到了一千三百万吨。
这些粮食中。只有大约三百万吨提供给驻军使用，另外一千万吨都以配给的方式分配给了平民。
只是，仅仅提供生活物资，根本无法解决日本的问题。
一九四六年第二季度，日本战后重建的第二阶段工程开始。
这次，中方将在四国岛进行试点，即以雇佣日本人的方式、以及为日本民间企业发放贷款等方法，让日本重建经济。
当然，驻军也要承担一些重建工作。
按照冯承乾的安排，驻军的主要任务是修缮公共基础设施。特别是港口、道路、铁路与机场，以及城市的排水管道、电力网络、自来水管道等等。在某些遭受轰炸损失较为严重的城市，驻军还要为居民搭建临时居住的棚屋。在重建期间，重建地区与城市的交通由驻军全权掌管。
只是，除此之外，其他的重建工作都得由日本人负责。
当时，中方出台了很多鼓励重建的政策。比如，平民在修缮居屋的时候。中方将提供必要的工具与材料，并且给予一定程度的运输协助，而平民只需要向中方提交一份申请表。由中方核实所涉及的重建居屋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