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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要说其脑筋一定不是浆糊，也疑问重重，廖维藩先生的质询中，不断地提“断子绝孙”，以致听众甚为紧张。为妓女酒女装“乐普”，呐喊曰：“欲令其灭绝后裔。”为生育年龄妇女装“乐普”，又呐喊曰：“实为绝子绝孙之办法，消灭中华民族之毒计。”进而指着“无识之徒”的鼻子，祭帽子曰：“亡人之国，灭人之种。”
如果“乐普”真如此严重，不要说绊脚石反对，就是“无识之徒”也会反对。但廖维藩先生这位有识之徒踢腾了半天，恐怕还没弄清楚节育是啥，“乐普”是啥。我想用不着向外搬兵，就是另外一位有识之徒的王梦云先生，就先来了一个窝里反，在质询中便曰：“况使用“乐普”而仍受孕者，大有人在。”结结实实打了廖维藩先生一个耳光。实际上真正企图使人断子绝孙的不是节育，而是打算大动宫刑的汤如炎先生。人类已进化到20世纪，文明已达到废除死刑的境界，在拥有五千年优秀传统文化的国度里，竟有代表提出法案，要乱割中外人士的生殖器，不啻老糊涂的胡言乱语。
“乐普”既不是汤如炎先生推广的“宫刑”，也不是扎住太太小姐的输卵管，而是可以随时取下，也可以随时装上的玩意，装上即行避孕，取下仍照样可以怀胎；而且即令装上，也并不保证不会再受孕。真不知道廖维藩先生怎么硬往“断子绝孙”上想。
然而，蒋梦麟及朝中的开明派为了弭平反对声音，于1966年7月两岸经济合作委员会（简称合会）召开第一届“人力资源会议”之际，特意请孙科先生发表支持节育的演说，来化解“有违‘国父遗教’”的反对言论，会议中并由赞成节育的代表仲肇相发表“我们需要有明确的人口政策——台湾人口政策的历史形构”的专题演讲。综合讨论时则由李国鼎副主委与人力资源小组召集人董文琦共同主持，达成推广家庭计划、适当调节生育、早日制定人口政策等协议。内政主管部门一把手徐庆钟则应经合会之请，将1964成立之人口政策研究委员会改组为人口政策委员会，调整委员人选，并由中美基金支持部分经费。
同一年，蒋介石怕美援因人口政策不符美国政策遭停止，被迫签署联合国大会秘书长发表的《人口及家庭计划宣言》。在这之后，有关主管部门的反对声音逐渐减少，不过强硬者如廖维藩仍继续高分贝地质疑，“值此‘反攻复国’时期，台湾省卫生处处长公然违叛‘国父遗教’，在台湾全省推行节育运动”、“邪说假借人力资源之名，图谋继续减少人口，违反蒋先生‘生聚教训，毋忘在莒’之昭示，并危害台湾经济，减少生产”，一再向行政当局提出质询，行政当局则对其中敏感的政治意识安抚地答复：“廖委员主张人口政策，应以全中国为对象，本部与廖委员之主张相同……其出发点适与廖委员之关切……相同，自无危害经济与减少生产之事实。”可见，台当局仍然投鼠忌器，因为他们也不知道两蒋葫芦里卖的是什么药。
20世纪60年代台湾社会氛围保守，蒋梦麟已到了四面楚歌的危险境地，时任经济主管部门一把手的李国鼎与经贸方面的掌舵人严家淦、尹仲容等联袂晋见蒋介石，力主节育人口、家庭计划政策，终于用私人关系及专业知识，坦率地说服了蒋介石接受此项建言。
然而，蒋介石立场软化了，问题却出现了。社会风气保守，无人正面指出症结，没人敢明目张胆地干，就是“节育”两字也有忌讳。于是，出生率成为危机的“根源”，而以妇幼卫生为名的家庭计划也就自然替换当局的节育政策，成为遮盖政治动机、解决经济危机的不二法门。美援的公共卫生计划可以归纳为“示范中心”与“大计划”两种工作模式。在家庭计划的形成过程中，我们可以从这两种模式的转换中，看到它的政策转变。
但由于经合会副主委李国鼎强烈希望加快实施节育以便控制消费，因此与美方协调，将中美经济社会发展基金项下农复会所支助“加强村里卫生——孕前卫生计划”项目扩大为“家庭卫生计划”，援助经费也从3000万元增加到6000万元，但要卫生处将计划时间缩短一半，并提前实行。于是，不到一个半月，家庭计划旋即施行，而且更名为“扩大台湾地区家庭计划”，预计在五年内完成既定目标。
回顾这个过程，卫生当局所使用的名称虽然一换再换，从“妇幼卫生”到“人口研究”再到“家庭卫生”，但目的却一直是遏制人口增长的节育。而在此转变过程中，该计划也随美援的需要不断扩大编制与规模。另一方面，在冷战大环境下当局固然默认人口增加问题，并内化为“经济发展所以要控制生育”的逻辑，但这个目标却需要经由个人性节育来实现。因此，如何让台湾妇女不再多生，进而控制整体生育率的增长，是家庭计划的技术关键。
对此，20世纪60年代发展的子宫内避孕器“乐普”（Lippes Loop）是执行大规模节育的利器。虽然它运用异物排斥反应来避孕，副作用不少，但对于卫生计划执行者来说，它成本低廉，不像口服避孕药或传统避孕法一样需要时时教育人民，装一次便可一劳永逸。
此外，对“大计划”卫生的模式来说，“乐普”的装置数是容易掌握的工作指标。于是，在纽约人口局提供“乐普”后，节育计划的架构大致确定。五年内使人口增加率降至18。6‰的政策目标，执行上转化成在五年内装设60万个“乐普”。此外，计划生育观念的倡导，也在操作中转化成劝导“乐普”的装置。
从组织、知识与评价三个方面介绍计划的操作。首先是推广网络的建造。卫生处认为逐户访视是最有效且成本最低的传播方法，因此在计划执行之初工作人员采取面对面方式，直接劝导妇女。此外，工作人员也利用现成的妇女网络，如农会家政指导员、助产站与开业助产士，甚至小学教师与妇女会会员等，利用其关系来推动节育。
其次是节育知识的塑造。虽然减少人口增长是家庭计划的原因，但实际推广时这些观念会转化成类似“为促进家庭幸福而计划”的说法，而在受访者产生兴趣后，再让装置“乐普”与永久节育取代计划生育。例如在推广技巧的指导手册中便以一章篇幅教导工作人员如何引导受访者从各项避孕法中挑选“乐普”。她们先让妇女知道避孕与不避孕的差别，接下来立刻转到“乐普”的优点，并且要很具体肯定地说“‘乐普’效果很好”、“‘乐普’很安全”及“装‘乐普’可以随时恢复生育力”等。
最后，跟其他大计划类似，家庭计划有严格的考核与评估。除了1964年下半年因计划提前以致执行单位不及配合外，对自1965年起所有的“乐普”装置数据均有详细分析与评价，而各地均订有月目标数，要求相关单位配合执行。此外，当局引进介绍单与评价制度，以落实执行效果的考核。由于所有装置数据都键入计算机，各推行单位与访视员的工作绩效均以此为奖惩标准。这些都让工作人员在无形中不得不卖力工作。
在如此“三合一”的强力推广下，在1965年人气尚落于子宫环与结扎之后的“乐普”，一年后已经超过结扎，而五年计划结束时它以33％的增幅成为妇女最熟知的避孕方法。到1970年时台湾节育的妇女已有55％采用“乐普”，而原先订定的60万“乐普”装置数也早已超过。从这点看来，卫生当局似乎已达成目标。
然而从追求人民健康的角度，我们想知道谁装了“乐普”，为什么？对此，以下两个资料值得玩味。首先，家庭计划研究者李栋明指出在1964至1970年间虽然妇女生育率均有下降，但细究其年龄、生育率可发现，三十岁以上的育龄妇女生育率才有较大下降，而且年龄愈大下降幅度愈大。这意味着大规模装“乐普”计划的优先对象是高龄，或是已经生了孩子而不想再生的妇女，希望她们装上“乐普”后便不要取下，而不是需要间隔生育或计划生育的年轻妇女。
另外，根据《台湾地区家庭计划统计年报》，受过初级教育者与无教育者是装“乐普”的主力。如果“乐普”如专家所称是最好的避孕法，为何受过高等教育的妇女不愿接受？事实上，1968年出版的节育征文比赛得奖集《节育经验》已传达了一些讯息。作者虽然欢迎避孕，但大多使用传统方式或避孕药，就算选择“乐普”也不会持续使用。如果这本书代表部分受过高等教育的妇女的心声，我们或许可以说台湾妇女不见得不要家庭计划，但希望用自己的方式。显然，“乐普”并非首选。
透过这样的分析，专家们才能掌握是哪些人造就了家庭计划的傲人业绩。在生活的压力下，在有限的选择中，偏远地区、中年、已有生育经验与受过低等教育的妇女无言地赞同“乐普”，这种选择填补了宏观人口调控与微观个人节育的落差，也是卫生当局胜利呼声后面的社会实相。
总之，从家庭计划政策的拟定与施行中，专家们知道对于美援时期，不论在经济或技术上都必须仰赖国际组织的台湾，其卫生运作必须考虑以下几点：第一，在资金与政策影响下，政策并非由受援方自己决定。在家庭计划中，可以看到经援方在各环节中的复杂考虑。第二，在美援架构下卫生无法自外于经济，而是开发中地区安定政局的磐石。对此，20世纪50年代疟疾消失是典型例子，而家庭计划虽不脱此基调，但机制与逻辑则比较复杂。第三是卫生专业的自主性。对于卫生当局来说，虽然它在政策制定上绑手绑脚，在教育民众与赢得绩效间徘徊犹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