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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7月7日，蒋介石就指示前来汇报台湾行政当局各主管机关人选的陈诚，“关于副‘院长’与‘外交’人选，以王云五与黄少谷调任之”。但陈诚并不想让王云五做副手，而是想让黄少谷出任行政当局二号领导人。为此，蒋介石更是生气万分。7月10日，他要张群转告陈诚，要他“速定王云五继任”。
然而，不知是陈诚过于高估自己的实力，还是认为蒋介石对他信任不二，迟至7月13日，陈诚仍然没有决定提名王云五出任行政当局二号领导人，而是再次找到蒋介石，希望由黄少谷出任。
对此，蒋介石在日记中说：“十时，辞修来见，谈‘行政院’人事。彼对王云五任‘行政院副院长’事并未有新行动，反来征求我意见。其意在黄少谷，但要我决定，而陈雪屏仍任秘书长。余认为，其对余不应如此诈伪不诚也，殊出我意外。三十年来苦心培植，不惜他人怨恨与牺牲一切情感而扶植至今。其结果如此，伤心极矣。此为余平生对人事干部所最失败、痛心之一次也。”
此则日记表明，蒋介石对陈诚在台湾行政当局人选上的“固执”表示了极大愤怒，认为陈诚欺骗他，有负其栽培，是他“平生对人事干部所最失败、痛心之一次也”。值得注意的是，蒋介石在这里特意提到，为了扶植陈诚，他甚至不惜牺牲一切情感。也就是说，之前蒋介石的确是有意将权力交给陈诚，而不是蒋经国。
除了高层较劲，梅贻琦为了老友陈诚得罪蒋介石之外，原台湾教育主管部门一把手张其昀及台湾部分教育人士企图动用清华基金，才是梅贻琦决定接受陈诚邀约其出任台湾教育主管部门一把手的最主要原因，他同时要陈诚同意他继续兼任台湾“清华大学”校长为条件，陈诚也同意，目的就是管好基金。因为张其昀走的是蒋家的路，会把基金用作军费。
张其昀的专长是文史，也是中国第一位研究现代国家战略学（方略学）的学者，在科学与教育的理念方面与陈诚、梅贻琦颇有差距。
1950年，陈诚初次组建台湾行政当局，搞宣传的程天放任教育主管部门一把手，搞党务的高信先生任教育主管部门二把手，随后张其昀继任教育主管部门一把手。1958年7月，陈诚再组建台湾行政当局，深知宣传与党务的缺点乃在于太八股化、不切实际，对台湾行政当局进行改组，乃商请真正的教育家梅贻琦任教育主管部门一把手，高信先生随张其昀一同卸任，并随张氏到研究院担任讲座。
又有一例可以说明张与梅的不同。1954年5月，张其昀任教育主管部门一把手，任内由蒋介石拨款，就聘请史学家杨家骆为“中华大辞典长编”下设“中华大辞典”编纂处的总编纂，由教育主管部门出面聘请。1958年7月，张其昀去职，由梅贻琦继任台湾教育主管部门一把手，杨家骆认为稿为私有，而以公帑整理，台湾行政当局势不能保证其永主其事，乃于张其昀卸职前商请撤稿，由彼以私力完成之，嗣由日本写真植字商社开排，已增补校订发稿近4000万字，余稿一亿数千万字犹待来者之补订。
因为杨深知梅贻琦绝对不会像张其昀一般公私不分，也知道梅不会买蒋介石的账，所以有先见之明而自我了断，以免难堪。但在蒋家眼里就有不听话的味道了。
张其昀先生对中华文化眷恋倾慕，是中华文化复兴运动的重要领袖和儒学复兴运动的中坚，时间长，影响远，但他对西学尤其是西医是排斥的。他早年是南高史地学派和学衡派的重要成员；嗣后中大时代成为国风社的一位灵魂人物；再后来在浙大创办《思想与时代》，汇集了张荫麟、谢幼伟、郭斌龢、熊十力、钱穆、陈康、贺麟、冯友兰等学者，世人评说当时浙大蔚然有重振东大学衡之风、复兴人文主义之势。
张为讨好蒋介石复兴中华文化运动，想动用基金作为文科的经费，与清华重理科的传统格格不入，因此与梅贻琦很不对盘。而张的背后是蒋介石，梅的背后是陈诚，这又说明梅的确没有做官的瘾，更没有做官的条件。
张其昀曾创建台湾中国文化大学。筹建之初，经他与中华文化事业基金委员会议决，先成立研究部，呈报台湾教育主管部门核准成立中国文化大学。根据此项标准，台湾综合性之私立大学寥寥无几；“清华”、成功、“中央”皆应为理工学院。
张其昀又迷上宗教，创立了全神教。他认为，各种宗教的良好精神都有相通之处。一方面，尊重世界各种宗教所具有的相通的良好精神，另一方面，摒弃造成纷争的各种“人格神”教及一神教的弊端，尊重多元文化和包容的“多神教”。
他认为中国的儒教、道教和佛教是“非人格神”的多神教，可以和谐共容、兼包并蓄，“道并行而不悖”。“全神教”之教育，以儒家文化为中心，以先贤圣哲以来人类共通的良好精神，培养宗教情操，即为“圣教育”。“宗教是学术研究的最高境界和最后目的”，“科学愈进步，宗教愈重要。敬天爱人，乃万事之表、万福之源”，认为教育之最高境界为“圣教育”。全神教之所谓“宗教”，实指信仰、教化。
像这样南辕北辙的两个人如何共事？因此，梅贻琦接下教育主管部门一把手后，就与蒋氏父子结下了恩恩怨怨，惹上了扯不清的麻烦与苦恼。
应付地方人士还不是麻烦的，与高层搞不好才是真麻烦。他依附陈诚为屏障，交结胡适及学术界为依归，却与蒋家有了隔膜。他的好友陈诚挡了蒋介石之路，引起了冲突，梅也受到不少的无妄之灾。
依据有关规定，台湾地区领导人的任期为六年，可连选连任一次。蒋介石到1960年刚好任期届满。这意味着蒋介石按照规定必须让贤。然而，蒋介石是不肯轻易放弃权力而退位的。早在1958年底，台湾有关方面就吁请蒋介石第三次参选领导人，而蒋介石也极想再度连任。
然而，蒋介石的连任问题，却遭到外界反对，其中以《自由中国》反对最为激烈。《自由中国》先后刊登了《蒋“总统”不会做错了决定吧》、《不要再玩弄政治霸术——告国民党当局》等文章，明确表示“反对蒋介石三连任”，甚至连胡适也公开反对蒋介石修改相关规定与参选台湾领导人，他通过陈诚、张群、王云五、黄少谷等党政要人向蒋转达意见，反对蒋连任。然而，对于胡适的劝告，蒋介石不仅听不进去，反而对胡适避而不见，更是在日记中对胡谩骂。蒋介石在日记中写道：
与辞修谈话，彼以胡适要我即作不连任声明。余谓其以何资格言此？若无我党与政府在台行使职权，则不知彼将在何处流亡矣。胡适无耻，要求与我二人密谈选举问题，殊为可笑。此人最不自知，故亦最不自量，必欲以其不知政治而又反对革命之学者身份，满心想来操纵革命政治，危险极矣。彼之所以欲我不再连任之用意，完全在此，更非真有爱于辞修也。因之，余乃不能不下决心，而更不能辞也。
由于胡适、王世杰、蒋梦麟、梅贻琦号称陈诚的“嵩山四友”，与陈诚关系密切，而蒋介石的连任，又直接关系陈诚能否继任，因此蒋经国等人怀疑陈诚与《自由中国》串通一气，阻止蒋介石连任。而胡适等人则认为，蒋介石之所以要坚持“三连任”，可能是出于蒋经国的主意。最后，王世杰向陈诚建议，主动向蒋介石辞职来阻止蒋的“三连任”。
然而，蒋介石并不为所动，反而召开大会对《动员戡乱时期临时条款》进行修改。新规规定：在动员戡乱时期，台湾地区领导人可以连选连任，不受有关规定中第四十七条连任一次的限制。这样，蒋介石不但可以“三连任”，而且可以无限制地连任。至此，陈诚继任台湾地区领导人的希望彻底破灭，梅贻琦也受株连，若非早逝，下场比陈诚会更惨。
虽然蒋介石再次提名陈诚兼任行政当局一把手，但陈诚已是心灰意冷，并以身体不适为由向蒋介石请辞，梅贻琦也立刻表示同进退。然而，蒋介石只准两人请假，不准辞职。直至1963年国民党“九大”后，蒋介石才决心改组台湾行政当局。是年12月，蒋介石向国民党中常会提出换人案，准陈辞去台湾行政当局一把手的职位，并提名严家淦继任，此时梅贻琦已不用跟着走人，因为他已积劳成疾离开人间了。
蒋介石举荐严家淦出任台湾行政当局一把手，可谓用心良苦。严家淦是一位技术型官员，在国民党内无派系，无历史渊源，对权力较为淡泊，不会影响蒋介石既定的传子方针。事实证明，蒋介石的选择是正确的，严家淦为蒋介石父子的权力交接非常成功地扮演了承先启后的角色。
1965年3月5日，陈诚在台北抑郁而终，享年六十八岁。在三年前梅贻琦已先他而去。早几年梅也患病，他又迭辞教育主管部门一把手，1961年2月“奉准”，月底移交。辞职后，梅仍兼任台北行政当局原子能委员会主任委员。原子反应炉由原委会主管，炉又在“清华”，梅贻琦愿意兼这个差，说穿了还是为了基金，目的就是保管清华基金。
5 梅贻琦与原子能研究所
梅贻琦之所以首先创办原子能研究所，并非一时兴起，实则是长期考虑考察的结果。战后科学界已认识到原子能不仅可以制造骇人听闻的原子弹，把广岛、长崎瞬间从地球上抹掉，令数十万生灵登上鬼录，还可以转变为极其丰富的电能造福于人类。
1953年，艾森豪威尔总统在联合国发表讲话，抛出了“原子能和平用途推广计划”，目的除了“尽快结束人们思想中对于原子的恐惧”，还可利用这种高效能源创造经济成果，造福人类。自此之后，一些发达国家争相开发利用这种能源。1954年和1956年，苏联与英国分别建起了核电站，原子能和平利用并为人类造福的成果开始显现。
在这种科学发展趋势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