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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连串翻案风的政治意义在哪里？
这一连串的翻案风，对当事人而言，固然在还其清白；就一般社会大众而言，主要是想了解事实真相以满足其好奇心理；然而，关心未来政局发展的有识人士，则另有更深一层的看法。
这一连串的翻案风，在于检讨过去，警醒目前的当政者，千万不可胡作非为。否则，将来必遭谴责。因为连“政治强人”都逃不过社会大众批评的命运，遑论其他？所以，雷震案的意义在希望当今有权的人士，不要企望当什么“政治强人”，真正能够发挥中山先生所倡导的“服务人生观”，凭借自己的聪明才智，服千万人之务，造千万人之福。如此一来，这一连串的翻案风，自将别具意义。
另外，对蒋介石为什么要如此整肃雷震，有一些声音认为：“因为当权派对民主有不同的辩解。”
蒋介石虽然口口声声宣称自己是三民主义的信徒，并矢志推行民主政治，但实际上似大异其趣。有人指出，军人及情治系统人员在这位国民革命之父思想的长期熏陶下，每当办案时遇到有读书人指责其不符民主程序时，他们会说，民主有不同的解释与看法，其中竟然有人恬不知耻地说：“我们是‘主’，你们一般民众就是‘民’，两者合组成一个社会时，你们这些民众必须听从主人的指挥与命令行事，便称之为‘民主’；如果稍有违抗，便是‘反民主’，应该得到应有的惩罚。”
这种说法，乍听起来，实在令人不可思议。在一般人看来，即使果真出自情治人员之口，也绝不可能是受到蒋介石父子的熏陶所致。但是，一位了解蒋氏家族成员平日行事的政治观察家指出，这正是他们数十年来的心态，无论他们做什么事情，是否合法，均在所不计，只要他们高兴，即使违法，大家也要毫无异议地支持与拥戴，否则便是反民主，也就是“叛乱”，就会受到最严厉的制裁。
蒋经国、宋美龄都搞“小组织”，雷震追随蒋介石多年，居然没有能够了解到蒋介石的这种性格，竟胆敢批评蒋氏家族成员的“非法”行为，特别是雷震在《自由中国》为文抨击“救国团”的成立，将矛头对准蒋介石的爱子蒋经国。如此在太岁头上动土，自然会被打成反民主与叛乱的分子，可谓“咎由自取”，怪不得别人。
由此可知，在蒋介石父子的心目中，只有他们家族成员可以搞小组织，其他任何人都不可以，甚至连批评他们搞非法组织的权利都没有，否则就是反民主与“叛乱”。
蒋经国搞一个“救国团”来培植班底，凡出身“救国团”的“从龙之臣”，近几十年来，莫不飞黄腾达；而蒋夫人则搞一个“中华妇女反共联合会”作为地盘，并担任主任委员就将近四十年，成为“万年主委”，比起“万年国会”，毫不逊色，而且在过去不容任何人批评，否则就是“叛乱”。雷震居然敢公然主张撤销“救国团”，怎么还能说没有涉嫌“叛乱”！
其实如果单就学理来说，雷震的民主理论素质远远优于蒋介石，雷震不但积极倡导民主观念，而且还结合一群知识分子，诸如殷海光、夏道平、宋文明、毛子水、戴杜衡、聂华苓、罗鸿诏等共同努力，这自然更引起蒋介石的疑惧。
雷震的友人、前台北市长高玉树的回忆录中指出，今日台湾乱局，蒋介石难辞其咎。他说，如果当时不将雷震逮捕入狱而让“中国民主党”成立，至少一个健全忠诚的反对党早已出现，台湾的民主政治或许已是步入正轨。
高玉树对雷震实在深感敬重、佩服，对他的热情、他的行事风格，非常敬佩。雷震一旦开讲，就滔滔不绝，一发不可收拾。高则很少讲话，都是在陪着他。
高玉树回忆，虽然雷震只会说台湾式的普通话，但是台湾人民对政治有兴趣者都会来听，也都听得懂。演讲的会场都是利用户外的空地，如果想要借用礼堂的话，恐怕学校也不敢借。每场演讲会的听众大概都有1000人左右。有些政治气氛比较浓的地方，像彰化，听众就比较多；其他像板桥、桃园等地，听众就比较少。他们到台北市以外地区举办演讲会的第一站，高玉树记得是板桥。1960年时，板桥的人口虽然不多，不过若是要跨出台北市，板桥却是第一个立足点，板桥在台北县算是相当重要的地区。
雷震在演讲时所表现出来的爱台热情，真是了不起，话语也很有力量，大家对他印象都很深刻，都真切地感受过他的热情。高玉树个人虽有民主思想，但却不具备雷震那么强的推动力。当时听讲演的人，在高印象中好像本地人比较多。雷震演讲的主要内容，还是希望在台湾实现胡适所倡导的两党政治的理想，成立在野党，负责监督执政党。胡适的理想与建议，大多是关于两党政治，但是蒋介石并不采纳。
在高玉树的印象中，似乎没有听雷震说过他对“反攻大陆”政策的建议，也没听过他骂共产党，或是说过共产党的坏处。其实，共产党是实实在在在做事的，国民党讲了一大堆的空话，却什么也没有做，最后当然会被逐出大陆。国民党在台湾也专讲空话，实际上也什么都没做，以致选举会失败。所以，台湾的选举，抓住民心者一定会赢。
组党的经费是由高玉树负责筹措的，不过因为没有设立党部，也没有分设什么组织，只有到各处演讲，举办座谈会，所以开支不多，几万元就够用了。有一部分经费是靠募捐得来的，高自己也出钱，但为数不多。雷震并没有多考虑钱的问题，他的重点是去拼命抓住民心，组织新党。但雷震被捕后组党就停止了。
高玉树回忆，刚开始筹备成立“中国民主党”的时候，有一次在他的阳明山别墅开会，由胡适主持会议，当时他只是提到一些大原则而已，并没有做具体的指示。雷震是奉行胡适的理想而来台湾推动民主自由的。但是雷震热情过度，经由他的领导与努力奔走后，他们已经可以组织全省性的反对党来对抗国民党。
因此，国民党开始担心、害怕。当时除了对政治毫无兴趣的人以及国民党党员之外，全台湾的人民应该都会赞成成立反对党的，况且那时台湾人加入国民党的还是少数。此举已经击中了国民党的要害，使得国民党无法容忍。因此，从1960年6月宣布组党，到同年9月雷震突然遭到逮捕，其间只有短短的三个月。
在雷震倡议筹组新党前后，国民党的强权政治在台湾已经造成人民的反感。在台湾，敢参加选举的人，都是很有勇气的。当时不论是台北市、台北县，或是台中县、嘉义县等地，落选者都愤愤不平，纷纷痛斥国民党在选举中运用种种令人厌恶的不正当手段。
在这种情况下，头脑非常灵光的雷震，敏锐地察觉出当时已经具备适合的条件，实在是组党的理想时机，所以组党运动能够很顺利地推展开来。然而，也就是因为太顺利了，以致直接触犯了国民党的大忌。
高玉树说，雷震仍有一些没有考虑周全之处。国民党、蒋介石和蒋经国统治台湾有一项秘密的大原则，即个别的台湾人出风头无所谓，但台湾人民一定不能有组织的力量，这是他们的基本原则。
所以当时台湾的人民团体，包括农会、工会、商会等组织的总干事，都须经过国民党的特务机关筛选过滤后，才能就任。其用意在于，防止任何台湾人借用人民团体作为根据地，来发展组织的力量。因此，所有的人民团体都必须经过国民党特务机关的调查，这一点是雷震没有考虑到的，可能连胡适也没有料到。
因此，“中国民主党”组党失败，并不是由于本身的因素，而是因为国民党统治台湾的秘密原则，亦即台湾人民倘若是个人出头则无妨，但是绝对不能产生组织的力量。如果台湾人以工会、农会、商会等团体为基盘，来推动组织的力量，发展到最后，恐怕国民党政权在台湾会没有立足之地。
当时他们没有设立召集人等职位，只有雷震、李万居和高玉树三个发言人共同负责推动组党的筹备工作。那时李万居的健康情况已经有问题，所以，实际上只有雷震和高两人到处宣传、推动组党工作。当时高心里想，如果继续这样努力做下去的话，这个政党一定会成功的。因为任何受到强权统治的国家，人民一定会产生反抗的情绪。这个道理，国民党的大员们大概不太明了。
雷案的法律诉讼案其实是国民党政府做给国际社会看的一幕丑剧、闹剧，演得十分荒腔走板。
当年以军法审判雷案已属不当，加以过程草率荒唐，雷震与假“间谍”刘子英，竟未能对质，如此重大案件竟在7个小时内审理完，难怪胡适在1960年的双十节不敢去参加庆祝酒会，他感到抬不起头来见人。
雷震的大女儿雷德全谈起父亲案件的法律诉讼，气就不打一处来，她回忆说：宣判的那天她在现场，只见外籍记者纷纷从法庭内奔向电话，有的仅对着电话说了一声“照原判”，因为宣判的前夕，记者们都纷纷得到可靠的讯息，“雷震的刑期已由最高当局核定为十年”。事实上，2002年9月4日《雷震案史料汇编》新书发布会由陈水扁亲临主持，第一册《“国防部”档案选辑》内所收录的档案资料已证明了“雷案”是未审先判。
蒋介石父子的智慧与容人的雅量，尚远不及当前某些要员，否则，雷震民主政治的理论与行动，或许早已成功，现在也用不着在台湾担心什么“统”、“独”之争了。就民主政治这一点而言，雷震无疑是一位先知先觉者。
雷震入狱的十年当中，台湾发生了很大的改变，尼克松准备访问祖国大陆，钓鱼岛事件发生，台湾在联合国的“席次”不保，等等。外交处境的变化更大。1971年，雷震服满十年刑期出狱时，怀里藏着在狱中完成的400万字的回忆录却被搜出而遭没收，后来这部回忆录被军人监狱焚毁，令研究者十分痛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