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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从讴歌者到诤友
殷海光大学毕业后，曾于1942年考入清华大学哲学研究所专攻西方哲学。1944年底，蒋介石发表《告知识青年从军书》，1945年当时已是研究生的殷海光却投笔从戎，加入青年军，成为一个热血青年投身抗战，远赴印度学习军用汽车驾驶技术。但在八个月后因为不适应军队生活回到了重庆，转业到重庆独立出版社任编辑。1946年秋，他被同乡陶希圣拉入国民党阵营，先后在国民党中央宣传部、《“中央”日报》任职。抗战结束初期，殷海光由于以言词激烈的“反共”著作，深获国民党内高层注意，经徐复观的引荐，他曾一度蒙蒋介石召见。
殷海光不是当兵的料，他的士兵生涯很快就结束了。抗战胜利后，他没有回到校园，而是来到了当时中国的政治中心重庆。1946年，都城回迁南京后，他又来到了南京。很明显，这段时间殷海光的政治热情压倒了他对学术的兴趣。
前面说过，因为同乡陶希圣的关系，殷海光被延揽进《“中央”日报》，不久任主笔。《“中央”日报》是国民党中央的机关报，殷海光能进入国民党中央的喉舌，并担任极重要的主笔一职，这显然与他当时极端的政治立场有关。
但是，他在《“中央”日报》的工作经历，却让他逐渐由国民党的赤诚讴歌者转变为国民党的诤友。据殷海光自己的回忆，1948年底徐蚌会战时，他以《“中央”日报》主笔的身份亲临前线。由灯红酒绿、六朝金粉的都市走向战场，面对的是“赤野千里，庐舍为墟”，心动神伤之余，他开始“体认到中国的问题满不是派系口号所喊得那么简单”，并且“开始了解党派偏见如何有害于中国问题之适切的解决”。这时的他“对国事的态度，大为改变”。他的同学的傅乐成回忆道：“他写的文章，对政府时作尖锐的批评，甚至对他从前所最崇敬的人，也有微辞。”
由于殷海光如此右倾，他年轻时为左翼青年所不齿。一般来说，人在年轻时，总会表现得激进一些。但在西南联大求学的时候，殷海光是一位较为保守的“右翼青年”，与“一二·九”运动中那些激进的“左翼青年”在政治上大相径庭，如台湾的徐高阮，如祖国大陆的李慎之。
左翼愤青李慎之晚年提到殷海光这个人，说那时他们这些“左派”自视甚高，“昆明西面联大有一个叫殷福生的人，年龄大概与我们差不多，专与学生运动作对。十来年后，他在海外华人中以殷海光的大名，被推为提倡民主的一代宗师。不过在那个时候，他是根本不入我们眼中的，因为无非是一个‘反动学生’而已”。
“反动学生”这顶帽子扣在殷海光头上似乎过重了点，其实严格说来，殷海光在祖国大陆时期纯粹是“书生论政”。1946年，国民党政府复迁南京，殷海光亦追随东下，进入《“中央”日报》。由于工作表现良好，经历过短暂的卖文生涯。同一年殷海光获聘为《“中央”日报》主笔，不久又兼任金陵大学讲师，讲授“哲学与逻辑”课程。
在从事新闻工作的过程中，殷海光接触到一般大众所不清楚的真相，渐渐对国民党统治产生的疑虑，成为日后他对其政权勇于批判的远因。然而，殷海光没有忘记自己的出身与血性。1948年11月4日，他在《“中央”日报》上发表《赶快收拾人心》的社论，猛烈抨击豪门贵族和国民党的内外政策，受到蒋介石的怒斥，并险些丢职。“反共”的立场虽并未改变，但国民党这尊政治偶像却已破灭。尤有甚者，殷海光对“第三条道路”也不看好。路在何方？殷海光在苦苦地思考。
殷海光怎敢在党报写如此“放肆”的社论？他不知道严重的后果吗？他当然知道，但是殷海光在良心与思想的煎熬中写下《赶快收拾人心》一文，作为社论刊登在《“中央”日报》。文章痛陈：国家的风雨飘摇和老百姓的痛苦万状，国民党特权阶级对此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他呼吁“赶快收拾人心，只有这一个机会了！”据说，此文经《大公报》转载后，士林传诵一时。
其实，就殷海光自己而言，他是在借批判国民党来拷问自己以往的政治信仰。但他此时并没有完全抛弃对国民党的期望和支持，因为就在解放军渡江前，殷海光随着《“中央”日报》一起去了台湾。
但这个年轻的国家主义者并不是狂热的法西斯分子，而是有着坚定的个人主义为支撑的爱国者，因此，他在祖国大陆的时候，就已经跟国民党不太合拍了。
在到台湾之前，殷海光就明白“国民党政权是建立于党阀、军阀、财阀和政阀这四大阀之上的”。到了台湾之后，他更目睹“国民党是由一班职业党棍组成的”，“是无根的人，为了苟且偷生，他们只有依附权势”。
1949年3月，殷海光随《“中央”日报》到台湾，仍任该报主笔，并曾代总主笔，同时兼任《民族报》总主笔。他离开祖国大陆的原因，除了一贯的“反动”外，还有对国民党寄予了重生的希望。他和不少年轻人都天真地以为，国民党因全面败退而该痛定思痛了。因此，他自居改革派，对政治指指点点。5月12日，殷海光在《“中央”日报》上发表社论《设防的基础在人心》，说跟随蒋介石逃到台湾的军政人员为“政治垃圾”，再次触怒了蒋介石，受到国民党的围攻、批判，并被迫离开《“中央”日报》，去台湾大学哲学系任教。
1949年迁台后，他一方面开展了对自由主义的理论研究，选择性地吸收了边沁、罗素、哈耶克、伯林、弗罗姆、奥本海默、波普尔等人的思想，尤以研读和翻译自由主义大师哈耶克的《通向奴役之路》为核心工作；另一方面以创刊于1949年11月的《自由中国》杂志（半月刊）为阵地，与同仁一道抱着“宁鸣而死，不默而生”的信念，以呼唤自由民主与台岛政治的专制极权对决，他也因此声名大震。殷海光在前往台大教书的同时就介入了《自由中国》的筹备工作，随着刊物的成立，他列为编辑部成员之一。尽管在加盟《自由中国》的初期，殷海光并未超越原有的党派偏见，仍将自己的命运和国民党联系在一起，所写文章的主题也未逸出“反共”的主轴，但这一时期他确实开始注意自由的问题了。
3 自由主义的思想转向
殷海光思想立场的真正转变是在1952—1953年。在此期间，他通过标举西方那些为真理而献身的道德英雄来拷问自己，重新寻找自我身份的定位，其中一个重要的触媒就是他对哈耶克的“发现”。1953年，经早年曾从学于哈耶克的周德伟建议，殷海光读到了哈耶克出版于1944年的《通向奴役之路》。在回忆当年接触此书的感受时，殷海光说：“当我读到这本著作时，好像一个寂寞的旅人，在又乏又渴时，突然瞥见一座安稳而舒适的旅舍，我走将进去，喝了一杯浓郁的咖啡，精神为之一振。”“这本论著曾给我的思想以一个新的冲击，它使我对自由主义的认识加深并且加广。”从此，他就和哈耶克结下了不解之缘。
殷海光作为中国自由主义的象征，不仅仅是因为他介绍哈耶克，输入了自由主义的学理，更重要的是他的身体力行。尽管早在《自由中国》创刊初期，殷海光就对中国自由知识分子表示不满，认为他们“多少是瘫痪了，是溃散了，是被洪水冲垮了”，“只剩下几许萎缩的幽人，在那里度过着不冷不热、不痛不痒、不喜不忧的灰色生活”，已经无力“启导大家，扭转乾坤，再造一个新时代”。
回到现实面，逃到台湾后的殷海光仍对国民党心存幻想，刚开始还满以为国民党经过痛定思痛，应该有一番新气象、新格局，没想到一切依然故我，陈腔滥调，遇事敷衍。他自觉不能扭转风气，但他“又不肯流俗”。所谓“流俗”，就是通过溜须拍马，混个一官半职，然后离开台湾一走了之。良知和个性让殷海光做不来这种下三滥的举动。于是，他决定放弃《“中央”日报》的工作，回到教育界去。
4 “台大校园里的一块精神磁石”
离开政治圈也是他的愿望，他看中了台湾大学。台湾大学的前身是1928年日据时代创办的“台北帝国大学”，1945年台湾光复后，改为“国立台湾大学”。1949年1月，傅斯年就任台湾大学校长，在短短的时间里就让台大气象一新。同年8月，殷海光只身来到台湾大学，径直到校长室找到傅斯年，欲谋求一份教职。正好学校需要一个教逻辑的教师，当下一拍即合。1949年，殷海光担任台大讲师，先后开设的课程有逻辑、逻辑经验论、罗素哲学、理论语意学、科学的哲学、现代符号逻辑、历史与科学等。
刚到台大，殷海光就一鸣惊人。一个学期下来，他给了105个学生不及格。这不仅在学生和家长中引起不小的震动，连傅斯年也给惊动了。当傅校长问他为什么打分这么严苛时，殷海光振振有词，“我不过分，这是照卷子给的分数”，而且是“根据北大、清华的标准”。尽管殷海光给分数这么严，但并不影响他成为台大最受欢迎的教师之一。
殷海光为什么有这样的吸引力呢？除了他尖锐的批判精神能引起青年学子的共鸣，以及从金岳霖老师那里继承而来的为师之道对学生有亲和力外，殷海光还有一个秘密武器，那就是他的演讲。他的学生陈鼓应甚至认为，殷海光的讲课，不如他的文章；他的文章，不如他的聊天；而他的聊天，又不如他的演讲。在台大校园，殷海光是公开演讲次数最多的人，每次演讲都可用“轰动”，甚至“疯狂”来形容。据刘福增回忆，殷海光的演讲有严肃的，也有轻松的，严肃的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