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譬如，《自由中国》主编雷震于1960年8月宣布要在9月底之前成立中国民主党，9月4号就被逮捕，并被判处十年徒刑。当时远在美国的胡适，立即在9月4号的当天，向台湾行政当局一把手陈诚发出电文，指责“‘国府’此举甚不明智，‘政府’畏惧并挫折反对派运动，必将蒙摧残言论自由之恶名，恐将贻笑世界”。这些事实都说明胡适是做了事的，而不像一些传言所说的那样害怕了退缩了。
雷震被抓的时候，胡适在海外讲雷震是爱台者，审判时他愿意做证人，这是给蒋介石难堪。后来蒋介石不得已见了胡适，事前有言在先见面不谈雷震案，聊到最后，蒋问他有什么国际趋势，胡适说：“雷震案让我在海外头都抬不起来，这种事怎么可以‘军法’审判，而且只开一次庭就判他十年？”
然而，蒋介石已不是仓皇逃难的难民，他早已站稳脚步，不能容忍雷震的行为，于9月4日以“涉嫌叛乱”的罪名将雷震逮捕。当时胡适尚在美国，陈诚用电报向他通报这一情况后，他在复电中列举了台湾行政当局“此举不甚明智”的理由：
第一，舆论一定会认为这是台湾行政当局“畏惧并摧残反对党运动”；
第二，台湾行政当局必将承担摧残言论自由的恶名；
第三，给批评台湾行政当局与成立反对党扣上叛乱的罪名，会贻笑于世界；
第四，会对台湾的旅游和外来投资造成不利影响。此外，他还敦促台湾行政当局应该通过司法程序，而不是通过“军事法庭”来审理这一案件。
9月下旬，胡适在接见外国记者时，一方面盛赞“雷震为争取言论自由而付出的牺牲精神，实在可佩可嘉，对得住自己、朋友，也对得住台湾”；一方面表示“在这个天翻地覆的时候，我觉得要组织‘在野党’要更加慎重”。
胡适于10月下旬回到台湾后，与上述反对党人士李万居等人有过接触。他一方面劝大家暂时不要成立新党，一方面希望他们对政府要采取和平的而不是敌对的态度。他认为只有在不推翻台湾国民党政权的前提下，才有可能取得国民党政府的“谅解”，否则国民党政权就会先把你打倒。后来，胡适曾把一位美国友人的送给他的生日贺礼100美元转送李万居，作为对李万居所办的《公论报》的援助和支援。
后来雷震坐牢，胡适并没有去探监，被人批评。外界不知道真相，说蒋胡有交换条件，就是胡适不刺激国民党；雷震坐十年牢，在监狱里要优待他，雷震在监狱里睡的是弹簧床，还有冰箱。所以结论是：胡适“看雷震需要勇气，不看雷震更需要勇气！”
其实胡适一直在为雷震进行着中国式的求情。也正由于此，雷震未遭极刑，蒋、胡二人的关系还能虽裂而未断。
蒋很会做人。1960年12月17日是胡适七十虚岁生日，蒋介石写了一个大大的“寿”字以示祝贺。
过了几天，蒋氏夫妇在官邸为胡适摆下寿宴，邀请台湾地区二号领导人陈诚等十余人前来庆贺。胡适过生日一直是按周岁计算的，这一次他表示：“我今年是满六十九岁，今天蒋先生祝我七十岁，我就当作七十岁了，我声明明年不作七十了。”
胡适不得已接受了蒋介石为他作的寿礼，但并不认同蒋对雷震案的处理，他宣布不作七十寿礼，就是暗示不再接受蒋介石私人的礼遇，形同与蒋个人交情的结束。
回台湾定居的三年多的时间，可以说是胡适一生最为暗淡的岁月。因为支持《自由中国》杂志，赞扬作为言论自由象征的杂志负责人雷震，建议蒋介石无为而治，不要再连任台湾地区领导人，激怒了恋栈不去的蒋介石，造成他俩几乎绝交，也让他再次离开台湾。
13 楷模与师表
蒋介石到底是如何评价胡适呢？人们又如何为蒋、胡二人定论呢？历史真是复杂多变！
在20世纪50年代胡适针对《自由中国》所遭受的政治迫害，并未全力抗拒及批评蒋介石的铁腕政策，亦未全力营救。以胡适当时的声望、影响力及美国的支持，胡适如坚持到底，蒋介石可能不致勒令《自由中国》停刊及逮捕雷震，令雷承受十年的冤狱，台湾的民主运动因而遭受重挫。胡适如能挺身而出，力阻蒋箝制言论自由的暴力行动，台湾的民主化也许早在20世纪50年代后期就开始发芽。
然而，胡适终非完人，他曾作出历史性的贡献，我们必须肯定，但对他的失误，我们虽能谅解他的处境及台湾当时的政治情势，但笔者也必须指出，胡适对《自由中国》事件过于软弱，这也是当时许多人的观点，甚至学界人士也有类似的看法。
然而，胡适一生毕竟是不卑不亢，不向权贵低头的，正如他的老师、哲学家杜威一样，是一个比较倾向于自由派的教育家，不向权威低头的斗士。尤其是在1960年，蒋介石准备再次当选台湾地区领导人之时，胡适挺身谏言，劝说蒋介石放弃权利，不要参加选举；并提议用不记名投票的方式选举出新的领导人。这些话语，不为蒋介石所接受。然而胡适就是胡适，永远笑呵呵地向人们阐述他的民主、自由和他心中的理想社会。
胡适是在1962年2月24日主持“中央研究院”第五次院士会议时突然去世的。蒋介石得此噩耗后，写下一副挽联“新文化中旧道德的楷模，旧伦理中新思想的师表”，以示哀悼。第二天，宋美龄看望了胡适夫人，劝她好好保重。27日，蒋介石又送来挽额，上书“智德兼隆”四个大字。3月1日是公开瞻仰胡适遗容的一天，蒋介石前来吊唁。6月27日，蒋介石又颁布褒扬令：
“中央研究院”院长胡适，沉潜道义，浚瀹新知。学识宏通，令闻卓著。首倡国语文学，对于普及教育，发扬民智，收次甚宏。嗣讲学于乱深患急之地，团结学人，危身明志，正气凛然。抗战军兴，特膺驻美大使之命，竭虑殚精，折冲坛坫，勋猷懋著，诚信孔昭。胜利还都以后，仍以治学育才为职志，并膺选“国民大会”代表，弼成“宪政”，献替良多。近年受命出掌“中央研究院”，鞠躬尽瘁，罔自顾惜。遽闻溘逝，震悼殊深！综其平生，忠于谋“国”，孝以事亲，恕以待人，严以律己，诚以治学，恺悌劳谦，贞坚不拔，洵为新文化中旧道德之楷模，旧伦理中新思想之师表。应予明令褒扬，用示政府笃念耆硕之至意。此令。
这段盖棺论定的文字，虽有“弼成‘宪政’”云云，却对胡适追求自由、民主、人权的努力，缺乏充分的肯定。
根据蒋、胡二人的交往史，胡适始终有自己的原则和立场，一直没有离开言论自由、民主宪政、保障人权等重大问题。事实上，他既不像革命家似的与当局有不共戴天的敌意，更不像投机者那样曲意逢迎、依阿取容。蒋介石作为一代独裁领导人，尽管打击甚至镇压过不少民主自由人士，但他一生还能够结交善待胡适这样的诤友，接受对方的批评和讽谏，也实属不易。胡适在蒋身边能够善终，无疑给蒋介石的政治生涯加了分。
14 是“诤友”，还是“专家”
胡适为何从不给蒋介石面子，但又始终支持他？胡适与蒋介石的“友谊”为何始终曲曲折折？
历史往往都与我们现在想的不一样，或者说很多人喜欢猜历史和蒙历史，跟买彩票似的。从实际的史料看，胡适与蒋介石的交往并不算复杂，某种程度上就是一种朋友关系。朋友即可互诉衷肠、互相批评，也可以互相利用。当然要看这种利用的目的何在。
季羡林先生在《为胡适说几句话》一文中说：“蒋介石是流氓出身，一生也没有脱掉流氓习气。他实际上是玩胡适于股掌之上。可惜胡适对于这一点似乎并不清醒。”所以季先生说胡适还是“颇有一些书呆子的味道”。
但是我们还是应该看到历史的另外一面。胡适并非憨傻痴呆之辈，论学问、论见识、论远见，恐怕当时并没有几人能够逾越。
作为蒋介石的对头汪精卫，也曾对胡适伸过橄榄枝。早在1923年胡适就与汪精卫见过面了，比与蒋介石见面早了好几年。当时胡适在杭州烟霞洞养病，汪精卫在上海。汪精卫与徐志摩、胡适一行人相约往海宁、杭州两地观潮、休闲。胡适在日记曾记有：“我同精卫回旅馆，谈政治甚久。”
1933年时任行政院院长的汪精卫就曾力请胡适做教育部部长。当时胡适婉拒，意思是要“保存这一点独立的地位”，“养成一个无党不偏之身”，“为国家做一个诤臣，为政府做一个诤友”。但两人一直保持着书信往来，交流机要，难怪连徐志摩都跑出来爆料了。
直到与蒋介石交往后，胡适笔下对汪精卫仍然没有任何的贬低，甚至至死都觉得其人是个“烈士”。可见他的客观思想并不随朋友交往而转移。
胡适一生都很推崇挪威剧作家易卜生，并写了著名的《易卜生主义》。其中说到：“世间有一种最通行的迷信，叫做‘服从多数的迷信’。”他还借用易卜生的话说：“你要想有益于社会，最妙的法子莫如把你自己这块材料铸造成器。”
从皖南小乡村走进了北大讲坛，走进了美利坚的著名学府，赢得了“新文学教父”的桂冠，胡适无疑是成器的。但他仍然要继续努力。他在《介绍我自己的思想》一文中称：“从前禅宗和尚曾说，菩提达摩东来，只要寻一个不受人惑的人。我这里千言万语，也只是要教人一个不受人惑的方法。被孔丘、朱熹牵着鼻子走，固然不算高明；……我自己决不想牵着谁的鼻子走。我只希望尽我的微薄的能力，教我的少年朋友们学一点防身的本领，努力做一个不受人惑的人。”
而沈寂先生这样评说胡适对蒋的评价：“这细小的纳谏，增强了胡适的信心，所以胡适处处维护这个政权。当有人起来反蒋时，他就说：‘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