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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日战争-第1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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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16日,混成第九旅团在朝鲜仁川登陆,旅团邮政部开设了日军出征海外的第一个军事邮局。8月12日,第五师团在釜山登陆,次日在兵站内开始邮政业务。9月12日,第一军邮政部在仁川登陆,15日邮政业务开始。邮路随即向平壤延长,与先头部队邮政部接续。11月5日凤凰城邮局、12月13日大孤山邮局开局,朝鲜和鸭绿江一线邮路开通。10月19日,前往大连湾登陆作战的第二军邮政部和军司令部到达渔隐洞,同日在船内开始邮政业务。10月26日,花园口野战邮政局开设,12月金州、旅顺口、貔子窝间的定期邮政船开始运行。1895年1月11日,第一军和第二军间的邮路开通,此后朝鲜以北的邮件全部投送到大连湾发出。山东作战军于1月24日在龙睡澳登陆,第二军邮政部立即开始收集邮件服务。战争中期的辽河平原会战,第一军和第二军邮政部在盖平、海城、牛庄、营口、田庄台之间连成邮政服务网。4月18日,征清大总督府偕行的野战高等邮政部到达旅顺口,统一管理第一军和第二军邮政部的邮政业务,一直持续到日清签订《马关条约》全军撤回本土为止。近卫师团赴台湾作战,师团所属邮政部于6月10日在基隆开始邮件业务。7月2日,台湾总督府邮政部在基隆登陆,统管基隆、台湾的全部邮政业务。1896年3月,台湾战争落幕,运输通信长官部、野战高等邮政部相继相关,邮政业务全部移交台湾总督府邮政部。

日清战争期间,日军从实施新谕令日起至1896年3月台湾战争结束,日军邮政部门共集信5;226;481件,配达6;823;144件,合计12;049;625件(包括反复配达次数)。其中私信总计4;647;897件,占全军邮件的88。9%。各战地平均每日发出的信件数,朝鲜为6;738件、清国本土为14;851件、台湾为12;332件。

战地邮政储金

1894年12月7日,日本《野战邮政为替》敕令颁布,战时海外参战人员的薪水支给可以依法得到妥善管理。因为战争期间,日本战争军费的一大部分,是用于支付从军军人和雇用者的薪水。日本兵在役制度虽然有别于清国的佣兵制,但是军队也有严格的等级给予制度。“野战邮政为替”也称作“野战邮政储金”,利用者在战地流动邮政局开设野战储金账本,通过兑换野战邮政为替印,个人储金就能方便地送给国内留守的家人,每次存取交易都会在账本上留下邮局职员的法定章印。军人、军夫、军属的薪水得到合理解决,减少了战地人员因无送金手段任意浪费和赌博的违纪现象。

敕令颁布当时,邮政储金的利息四分二厘,翌年4月利息上升到四分六厘,全日本加入“邮政储金”的国民客户上升到数百万。政府支付给国民的薪水,国民存入邮政储金,政府再运作邮便储金的资金,成功周转了战争急需的巨额资金。邮政储金为战争的持续、延长、胜利,提供了重要的财政来源保障,正如战后学者所评论的那样——“日本的战争是国民自费的战争”。 

军事邮政制度是近代战争理念的一大进步,日本不但吸收了欧洲军事邮政的经验,而且成功地把军事邮政与军事储金结合起来,使战争的财源得到充实,起到了全民支援战争的实质效果。邮政和储金制度成为日本五十年战争的重要支柱,形成了国家经营的最大官方银行。邮政储金制度产生于日清战争,成功于日清战争,这一体制一直延续至百年后的现代,发展成邮政、储蓄、保险三位一体的、最关系到国民民生金融利益的国家机构。


第34节:战场医疗(1) 

2。5 战场医疗

清军战场医疗

清日战争中的清国军队,没有明确的卫生医疗编制,战场医疗处于一种涣散的无组织状态。外国观察家记载:“清军忽略维持战斗力生存的卫生编制,军中没有固定的医师、卫生兵、担架员以及后方的战地医院。合格的军医和士兵比例相差悬殊,在医生欠缺的情况下,伤患者不能得到及时救助治疗,成为战斗减员的重要原因。中医疗法的缓慢疗效,无法适应近代热武器造成的创伤。清军没有免费提供医疗的制度,治疗伤病的费用和营养费须个人承担。战地医疗无法得到保障,直接动摇了兵卒战斗的士气。骑兵部队的兽医也非常缺少,作战马匹出现疾病时,经常不能得到及时救治。”

战争中,清军意外得到了民间的医疗帮助。1894年12月,由外国团体组成的国际红十字会医院,对清国的伤兵和难民展开了无偿救助。红十字会医院是在清国的西方传教士组织创办的慈善机构,以国际红十字会宪章为宗旨,实行救死扶伤的人道主义。当时的红十字会医院主要设置在营口、芝罘、天津等地的西洋人居住区。

营口红十字会医院主要由外国传教士和船运业人员组成,主事者为戴利医生和契雷斯特医生。随着战争的延续,红十字会医院规模逐渐扩大,许多外国医生加入到医院中来。从1894年12月创办到翌年4月战事基本结束,营口红十字会医院发展到4所,医治清国伤兵近千人。

芝罘红十字会医院成立于1895年1月,部分伤兵从辽东半岛战场转来接受治疗。战争初期,当地外国人就开始筹划救疗伤兵和难民的计划,一位名叫塔斯瓦特的教会医生拜见芝罘官员,建议设立红十字会医院为战时伤兵提供治疗。在道台资金的援助下,医院很快建设起来。芝罘红十字会医院的地理位置远离辽东半岛主战场,伤病员数量不多。日军拓展山东战场后,这里接受了大量从威海卫战场败退下来的伤兵和难民。

天津是李鸿章指挥对日作战的大本营,红十字会医院成立时,曾经暗中求得李鸿章的支持,因此存在浓厚的官方背景。天津红十字会医院的规模超过营口和芝罘,当地西洋人组建了“红十字联合会”,设立红十字会医院5所,并派遣红十字会医疗队支援营口红十字会,治疗伤兵总数约1;400人。天津红十字会在山海关设立了伤兵转运机构,安置前线撤退的伤兵。旅顺陷落时,天津红十字医院派遣船只前往旅顺收治清国伤病者,由于日军担心暴露旅顺的虐杀现场,拒绝停泊在港外的红十字会轮船靠岸。

红十字会的战场救助,拯救了大量清国伤兵和难民的生命,可是红十字会的医疗活动一度陷入经费和药品不足的困境。医院负责人请求在上海的英国教士姆威廉出面募捐筹款,当时颇有影响的《申报》馆获知此事后,立即用报馆代理“协赈所”的名义向社会筹集捐款,为红十字会医院募捐到4;500英镑、白银1;000两。继《申报》馆募捐之后,上海仁济善堂董事施善昌也以“丝业会馆筹赈公所”的名义,在报上发布“劝募北洋医院经费”的启示。经过半月余的募捐集得白银13;000两,由上海英国领事馆转交红十字会医院。瑞士国际红十字会也向清国政府捐助药品和钱物,该会闻知清日开战,寄赠药料三十箱,值银三千余两。旅居上海的外国人成立了一个红十字会募捐筹款的办事机构,由上海各外国领事、传教士、驻沪外国银行董事自发组成,协调各地红十字会医院的资金周转。

西洋人红十字会在战中治病救人的无私奉献,对医疗条件极差的清国军队来说是意外的恩惠,西方文明启蒙了清国人的视觉和思维。战后,清国政府认识到战争医疗的重要性,开始组建随军医院、前敌行营医院以及活用红十字会医院的慈善机能。遗憾的是这些启蒙的认识,一直延迟到清日战争十年以后才开始付诸实施。1905年7月,两广总督岑春煊在广州设立随营医院,为军内伤员提供医疗的场所。随营军医学堂聘请日本医学士一人,担任总教习及随营医院诊察长,雇用医疗助手、药剂师,开展军内医疗活动。这是清国军队在东西洋医学背景下,最初登场的具有近代意义的军队医院。

◇◇欢◇迎访◇问◇
第35节:战场医疗(2) 

战争中,西方红十字会支援清国的活动受到日军的关注和监督,曾派遣代表和医师前往红十字会医院进行视察。红十字会是民间的中立组织,医疗只限于人道意义上的救助,医疗规模和条件难以适应大批战伤救助的需要。明治天皇早年曾宣布加入国际红十字会,因此战争中的日本对西方人协助清国救死扶伤的行动表现出相当的宽容。辽河平原作战期间,大本营派遣了一支特殊使命的医疗小组,前往西方人在营口设立的红十字会医院进行战伤学研究。日军陆军的研究目的,是为了解村田步枪的实战性能。军医小组在红十字医院详尽调查了负伤清兵的伤口状况。结果发现,大部分清兵中枪位置,多发生在身体背部或臀部,身体前部被弹者非常稀少。这一调查结果和前线作战兵士的报告研究表明,负伤清兵是在逃跑的状态下,被敌军枪弹命中的。按照村田步枪的设计性能,弹头在500—600米之间具有最佳穿透效果,而清兵的软组织伤口内大多数留有弹头,可见一些清兵是在逃至1;000米以上时,被无力弹头追伤所致。

清军医疗制度上的缺陷,导致清国对日作战中处于极端被动的境地。西方红十字会奇迹般地出现,无疑给清军送来及时雨。他们无所求地向清国人伸出援手,外来文明对封建王朝进行了又一次道义上的精神感化。然而,清国人却没有在他的史书上,给为大清国作出贡献的外国红十字会留下感激的纪念篇章。

日军战场医疗

日清战争的战场卫生,是日本近代第一次海外作战遇到的最大课题。日军陆军野战卫生长官军医总监石黑忠惪,负责战争中野战部队的卫生事务,统理伤病者治疗、送还后方、疾病防疫等职责。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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