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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中介费。
日清战争中，担任朝鲜半岛、辽东半岛、山东半岛作战任务的日军第一、第二、第三、第五师团，均配置了军夫编制。战时一个师团的编制人员约18；500人，马5；600匹，其中军夫人数占编制总数的26。7％。战争中，军夫的伤亡在日军伤亡总数中占较大比例，然而日本在日清战争统计中，人为地忽略了军夫的伤亡数。根据获得战争抚恤金“恩给”的记载，军夫阵亡7；000—8；000人，其中绝大部分死于疾病，这一事实使得日军在日清战争中阵亡的总人数超过两万。
军人的野心
日清战争为日本军人登上政治舞台带来了机遇，军人势力抬头，推动了日本国半个世纪的战争政治。依照明治国家宪法，国防计划、作战计划、用兵计划等军事大权独立于日常国务范围之外，内阁不能干涉军务，军部大臣可以直接上奏天皇，呈请敕裁。利用日清战争，军部第一次验证了宪法中规定的，军人拥有军事大权的实效性，这一验证助长了军方的野心。战争中，军方坚持我行我素的军事独立行动，当他们的行为超越政府预案时，文官也必须为维护国家利益而开脱武官的过失。联合舰队击沉英国商船“高升”号；未经宣战先行进攻驻朝清军；旅顺虐杀事件；执意发动直隶决战等军事行动，暴露出军方违背内阁初衷，野心勃勃的好战欲望。内阁文官曾尝试向军方做过若干挑战，企图削弱军队在国家政治上的决策权，结果没有取得明显效果。例如，战争中，军界长老、陆军大将山县有朋作为第一军司令官，在进攻海城的决策上抵制大本营作战意图，孤军深入，给作战部队造成重大伤亡，最终被天皇撤换职务，就是文官挑战武官的一场较量。
明治维新鼓吹全民拥戴天皇，宪法给予天皇统帅军队的最高荣誉。军部利用宪法中“天皇统帅权独立”的条款，混淆明治民主国家和明治军国的概念，力图从民主国家“文民统制”原则的束缚中摆脱出来。日清战争前夜，军部利用文官外交诱导战争气氛，战争中又意欲脱离文官政治的约束，推动战争政治。战争胜利的结果，进一步助长了军人的野心，军方主导国家政治的军国主义倾向日益公开化。军人在皇道军统政治框架下架空了天皇，支配了国家，愚弄了国民，日本民族终于被拖入五十年战争的深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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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8节：兵站体系（1）
2。2 兵站体系
清军后勤体系
后勤体制
鸦片战争后，清国朝廷开始关注军队改革的重要性。但是近代军事科学理念，难以撼动二百年的陈腐观念，军队后勤体制的思维仍然停留在“兵马未动，粮草先行”的初级阶段。太平天国战争中，清军主力湘、淮两军的后勤体制开始有些改革，专设有饷械粮台的部门。粮台内设有文案所、内银钱所、外银钱所、军械所、火器所、侦探所、发审所、采编所等八所。粮台总理事一人，都统全军粮草，下属各所督办，分管本辖内筹粮筹饷、输送粮草军械等事务。战役中，又增设前敌粮台、后敌粮台和转运局，明确各部职责提高作业效率。清军的粮台机制，在镇压太平天国的13年内战中，起到了重要的后勤保障作用。
1854年，曾国藩在湘军首创“长夫制”，在军营中设置担任杂务的后勤兵，规定营官及帮办配给长夫48人，军需搬运配备长夫30人，五百人一营的编制配备各种职能的长夫总数180人，相当每百人兵勇拥有长夫36人。长夫是临时雇用的随军人员，不属于军队的编制，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战斗力与后勤保障的效率。曾国藩创设的军内长夫制，合理运用了民间的人力、物力资源，成为近代战争的一项典范。
镇压太平天国的战争胜利后，清国陆军进行了大规模裁军。在李鸿章洋务运动风潮中，武器装备的近代化推动了军制的部分改革。陆军改革重点侧重于武器装备的增设配给，相对轻视了后勤支援在军队体制中的鼎足作用。清国的军制改革，没有统一规划，各地总督各行其是，没有引进外国近代军制中后勤学的理论，来改造自身落后的军事体系。直至清日战争爆发，清国的陆军实际上已经变成东西南北聚合的大杂烩，后勤体系各自为政，无法适应一场近代化的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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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9节：兵站体系（2）
1885年，清法战争落幕，海战的失败加速了清国的海防建设。同年清国增设总理海军事务衙门，确定优先发展北洋水师的国家战略。北洋水师号称是一支新型的近代化海军部队，舰船投资与物资消耗量惊人，舰队运行及保养需要注入大量专业技术人才及附属工厂才能维持。李鸿章主持北洋舰队的原则是：“凡筹饷、练将、修船、制器、铸造军火、置设天线，以及储备械具煤斤，无一而非急务……是以地方设清讼、发审、保甲、水利、筹款、车船、厘金、征信等局。海防则有设练饷、支应、军械、机器、制造、电报、船坞、工程等局，并分设营务，建立水师、武备学堂及医院、煤厂，均专职专责以免贻误。”李鸿章的近代军事后勤思想，有力地支持了当时称雄亚洲的北洋舰队。1888年《北洋海军章程》正式颁布，进一步明确了水师各部门的职责。船械局专管维修舰船的船坞和兵船一切器具的添置购买；天津海防支应局专管海军的军俸饷；天津军械局专管水陆各军军火的收发；威海卫水师养病院专管海军将兵战伤救治。清日战争开战前的近十年中，北洋水师实现了较为完整的后勤保障体系。
运输机能
十九世纪末，当全世界文明国都在广泛运用蒸汽机带来的福利时，东方大国却堂堂登场了在铁轨上奔驰的“铁路马车”，用马匹做动力取代蒸汽机车牵引的闹剧。愚昧观念严重制约了清国铁路的发展。1881年11月，全长9。7公里的唐胥铁路竣工，通车运行；1887年，唐胥铁路延长35公里至芦台；1888年，唐胥铁路延长130公里，展筑至天津，更名“津唐铁路”；1894年，天津至山海关间的津榆铁路通车，全长127公里。从1881—1894年的十三年间，清国本土仅修建铁路300多公里。清日战争中，天津以及山海关一线的清军调动，曾经利用了这段铁路作为运兵工具。而其他各地的大部分部队，只能依靠畜力牵引、人力步行方式行军。
大清王朝的康熙年间（1662—1722）奠定了国家的基本疆域，用于交通的工具、设施、动力、管理技术，比前朝在量上有所增加，质上没有大的跃进。作为中央集权统治的需要，清朝对全国道路布局经过多次改造，形成以北京为中心的道路网。清国的道路有“官马大路”、“大路”、“小路”之分。官马大路是国家级官道，由北京向各方向辐射，主要通往各省城；大路从省城通往地方主要城市；小路则连接各地主要城市与边远市镇。“官马大路”作为全国交通的总枢纽，分北路、东路、西路和中路四大干线，共长4；000余华里，总驿站设在京城东华门外的皇华驿。其中的干线通往清朝的发祥地满洲，是清日战争中最重要的道路系统。此路从北京经山海关、盛京，一支延伸到雅克萨、庙屯与俄国接壤；另一支通往朝鲜半岛。隶属官马北路网的还有呼伦、恰克图干线，这一道路在开发清代北疆、打击蒙古叛乱等方面发挥过重要作用。
清代漫长的官马大路，其实是靠马蹄、车轮和人类足迹，经过千百年碾压出来的自然轨迹。这些轨迹通往四面八方，连接有人烟和部落的地方，形成所谓的道路网络。大多数官马大路是沙石路或泥土路，没有人工筑路的痕迹，没有路基填筑和排水构造，晴朗干燥日尚可以支承骡马载荷通过，雨水日在辎重车辆重压下，道路极易变形，泥泞中车马行进艰难。1894年清日战争爆发时，东北大部分地区已经经历了连年涝灾，路状极差，完全不能满足清军辎重运输的需要。7月28日，直隶总督李鸿章命令丰升阿的奉天盛字练军，从陆路出发赶赴朝鲜，增援牙山叶志超军。丰升阿部沿官马北路昼夜兼程，历尽艰辛，8月9日才疲惫不堪地赶到平壤，此时牙山、成欢的清军已经败战多日。
侵入满洲的日军面对清国泥泞的道路也经常陷入困境，幸运的是战争中日军的辎重运输采用的是驮马搬运方式，可解体组装的山炮发挥了能适应恶劣天气和地貌作战的特点。而清军拖拽式炮械经常举步艰难，大炮一旦进入阵地就失去了进退机动性，在敌军进攻的状况下，炮兵只能丢弃炮械等辎重逃命。
虫工木桥◇◇欢◇迎访◇问◇
第20节：兵站体系（3）
清国派往朝鲜的军队和给养，最初的投送方式是海上运输。十九世纪末，清国海上大型运输业几乎被外国洋行垄断，经海路运送兵员只能依赖租借外国汽船公司的船队。丰岛海战，日本联合舰队击沉清国租借的英国籍商船“高升”号，就隶属英国印度支那汽船公司。1894年9月17日，清国租用英国和美国的多艘商船向朝鲜运兵，北洋水师主力护送船队时，在大东沟与日本联合舰队发生了黄海海战，结果北洋水师败战，制海权丧失。此后，清军运兵和一切后方支援，只能依靠奉天至平壤间约千里的泥土官道。
战时后勤
战争胜负乃决于“天时”、“地利”、“人和”等多方面因素。清日战争中清军与日军作战于本土，战略上占有“地利”的优势。可是清国连年的自然灾害和严重饥荒，使清军仅有的“地利”优势陷入“天时”的厄运之中。
清日战争爆发前十年，顺天府、直隶地区连续发生旱灾水害。甲午年夏秋，又遭洪水侵袭。时任直隶总督李鸿章奏报，“本年顺、直各属，自春徂夏阳雨应时，麦秋尚称中稔。”“自五月下旬起，至七月底止，节次大雨淫霖。加上上游边外山水及西南邻省诸水同时汇注，汹涌奔腾来源骤旺，下游宣泄不及，以致南北运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