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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汉帝国风云录-第145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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丞相李玮被刺,震动了长安。

长公主下令,调五百南军卫士保护李玮的府邸和家眷,并请城门校尉何林亲自负责李玮的安全。

这场刺杀让李玮成为朝廷全力保护的对象,同时也让朝野上下都知道了朝廷改制的决心。现在就算杀了李玮,长公主也要继续改制,绝不会半途而废了。

正月十三,在长公主的劝说和威逼下,大臣们同意修改国策。

丞相李玮随即提出了三个改制原则,隆礼重法,重本抑末,和谐稳定,国策的修改要在这三个原则上进行。

大臣们没有异议,一致同意。

太傅杨彪、太仆卿崔琰、少府卿许靖等人根据李玮的改制之策,也拟定了一个改制方案,但这个方案因为修改力度太小,遭到了丞相李玮等大臣的猛烈抨击。

正月十四,长公主下旨,命令丞相李玮即刻重订改制方案,以便第二天和百名门阀富豪、官僚士人共同商讨改制之策。

当天晚上,李玮拿出了第二个改制之策。

此刻距离第二天朝议只剩下四个时辰了,太傅杨彪等人根本没有时间再做商讨,只能勉强接受。

正月十五的麒麟殿议政是“国”和“民”在利益上的直接争夺。大臣们为了朝廷利益,必须和天子、长公主保持一致,这是最起码的原则。

正月十五,未央宫,麒麟殿。

长公主亲自主持议事。

丞相李玮、大司马徐荣、太傅杨彪、太尉张燕、御史大夫荀攸等二十名公卿大臣出席议事。

郑玄、王剪、许劭、胡昭、淳于嘉、刘和、杨奇、司马防、赵温、张喜等二十名鸿儒、大儒、老臣、名士出席议事。

徐陵、麴忠、卫固、崔林、王晨、韩铭、荀正等二十名“官商士”一体的大门阀、大商贾、大世族家主出席议事。

其它诸如皇亲国戚、州郡县官吏、各地高门大族和富豪、普通商贾、享有军功爵的士家代表大约五十多人出席了议事。

一百多人聚焦在麒麟殿上,共商中兴大计。

大司马徐荣详细解说了当前天下形势,朝廷所遇到的种种困难,表述了改制的急迫性和必要性,阐述了朝廷的三个改制原则,希望通过这场辩议,拟定一套能迅速促进中兴大业发展的国策。

接着丞相李玮仔细讲解了朝廷的改制之策,学术、政事、民事、兵事等等无一不包,洋洋洒洒讲了一下午。但最后归根到底,重点就是盐铁官营和限田罚租。

李玮刚刚说完,晋阳大学堂祭酒王剪马上站了起来,对朝廷的盐铁官营之策予以驳斥。其中心论点就是与民夺利,认为盐铁官营违背了古代圣贤“贵德而贱利,重义而轻财”的信条,败坏了淳朴的社会风气,引诱百姓走向背义而趋利的道路。

李玮针锋相对,盐铁放开,导致国库空虚,军资不足。军队既无力戍边,又无力平叛,天下何时才能稳定?只有实行盐铁官营,酒榷专卖,均输平准,才能增加国库收入,迅速平定天下。盐、铁之利是国家财赋的命脉,绝不能完全放开。

争论就此开始,双方唇枪舌剑,针锋相对。

“义”和“利”,谁更重要?

门阀大儒们认为,盐铁官营是与民争利,产生了“本”亏“末”盛,骄奢贪鄙,百姓贫困等一系列弊端,主张“抑末利而开仁义”,强调礼仪教化,“义”比“利”更重要。

朝廷认为现在国库亏空,天下分裂,社稷和百姓都挣扎在生死线上,奢谈这种没有“利”的“义”有什么意义?难道凭“义”能平定叛逆,稳定边疆?能让百姓吃饱穿暖?

社稷和财赋,应该是什么关系?

门阀大儒们认为,国富不如民富。朝廷如果盐铁官营,必然“利蓄而怨积”,朝廷应该采取自由放任的政策,使盐铁经营良好运转获取最大利益,使社稷各阶层都能从中受益。

朝廷则强调社稷利益至上,认为朝廷应该占有社稷最大财富。如果民比国富,则民强国弱,不利于社稷稳定,而国富国强,则能威仪四海,天下莫不臣服。盐铁官营,可以让朝廷控制社稷命脉,确保社稷稳定。

“本”与“末”如何定位?

农耕为本,工商为末,朝廷实施盐铁官营,本质上就是崇末抑本,妨碍了农耕发展。

朝廷则认为,本末之间本来就是相互依赖的关系,百姓生活所需的“养生送终之具”均“待商而通,待工而成”,“无末利,则本业无所业”,只有农商交易,才能“以利本末”。盐铁官营,并没有妨碍农、商并重的国策。

生产和消费的严重失衡是导致百姓穷苦的主要原因吗?

门阀大儒将古今生活进行对比,认为古人质朴节俭,衣食足用,而本朝的奢侈消费(尤其是丧葬)非常严重,生活上的消耗远远超过了生产上的消耗。结果国库亏空,百姓穷苦不堪,严重影响和阻碍了中兴大业的发展。

朝廷则认为节俭虽然可以积累财富,但同时也会失去发展动力。财富不能转化为消费,谁还有创造财富的动力?消费对生产是有促进作用的,至于百姓消费多少,那要依据自己的贫富情况而定,不能把百姓的穷苦简单归结为消费过大。

官府营商,是否舍本逐末?

自战国以来,法家就有重本抑末之说,认为工商业不是“治国之本务”,主张“进本退末,广利农业”。官府经营工商业,其实就是“与商贾争市利”。

朝廷则认为,门阀大儒所提的“重本抑末”之说,是要抑官营工商业,为私人工商业争夺利益,这是对“重本抑末”说的曲解。

朝廷坚持认为官府应该控制工商业,发展官营工商业。这样既可以增加财赋收入,可以削弱富商大贾的实力,抑制他们兼并土地、掠夺百姓财富,非常有利于“使民务本,不营于末”,有利于“建本抑末”。

农夫穷苦,和盐铁是否有关系?谷价上涨,是否会导致朝廷对农夫们的两重剥削?

门阀大儒认为,农夫穷苦,是因为朝廷压制粮价导致的,和盐铁没有关系。目前盐铁、耕畜价格已经很低了。尤其在这种战事频繁,对盐铁牲畜需求很大的情况下,各地盐铁、耕畜能保持现在价格,已经是充分考虑到了谷价太低对农夫造成的损害。没有农夫耕地就没有粮食吃,没有粮食吃,谁还要盐铁?这种道理谁不懂?朝廷以谷价太低为借口实施改制,目的是想抢夺盐铁商贾的财富,而不是为了改善农夫的贫穷。

门阀大儒们还认为,朝廷控制谷价,把谷价定的很低,对农夫们残酷剥削,让农夫们付出了巨大代价。现在朝廷还嫌财赋不够,要提高谷价,要盐铁官营,要对农夫们实施第二重更残酷的剥削。

农夫们田地有限,产出有限,田租赋税徭役又很重,谷价就算涨一倍,他们的收入也提高不了多少。农夫们的主要消费是吃饭穿衣,是最基本的生活消费。谷价涨了,盐铁农畜衣物自然也涨,这些东西的涨价幅度要远远大于谷价的上涨幅度,农夫们会更穷。农夫们无法靠田地养活自己,就要另谋生路,就要弃田,粮食产量就会下降,谷价会涨得更高,而其它东西也跟着水涨船高,如此恶性循环,后果不堪设想。

盐铁官营最严重的弊端除了导致吏治腐败外,另外一个就是盐铁涨价,这是有历史教训的。按照朝廷的意思,盐铁先官营,谷价后涨。也就是说,盐铁的价格要先涨起来,这样谷价的涨幅肯定要小于盐铁价格的涨幅。如此一来,农夫们的财富就被更加快速地剥夺了,他们马上就要遭到朝廷的两重剥削了。

朝廷的两重剥削将会把农夫们逼上绝路。

朝廷认为门阀大儒们的这种说法是在威胁朝廷,是想拿自己囤积的盐铁和粮食挟持朝廷。朝廷既然官营了盐铁,难道还不能控制价格?退一步说,朝廷不涨粮价,只降盐铁价,行不行?再退一步,朝廷拿盐铁官营得到的财赋补贴农夫,行不行?

麒麟殿上的议政旷日持久,从正月十五一直延续到二月初,还没有任何结果,不过双方开始妥协的迹象正在逐渐显露。

盐铁的开采权基本上控制在朝廷和大门阀、大商贾手中,很多普通商贾富豪甚至连经营权都没有,所以这些人关心的是限田数额、商税和入粟拜爵。

李玮最近一段时间和他们频繁接触,做出了很多承诺,比如出让盐铁经营权,扩大限田数额,适当提高商税,酌情降低入粟拜爵的“门槛”,最大程度地保护和满足他们的利益。

这些人的群体很大,尤其是市籍商贾,他们今日的地位和待遇相比过去,那简直是天壤之别。他们最怕的就是政策反复,想当年孝武皇帝的告缗令让几万商贾家破人亡,妻离子散,而董卓的屠刀至今还历历在目。他们不同于大商贾,大商贾没有市籍,权势大,应对突变的能力强,而他们不行,只要朝廷要对付他们,那就是风卷残云,一扫而空,所以他们无条件地支持朝廷。至于普通富豪在这场改制中只有好处没有坏处,他们当然不会冒着掉脑袋的危险跟在大门阀、大商贾后面摇旗呐喊,所以他们也支持朝廷。

朝廷有了这些人的支持,底气十足,可以放开手脚对付大门阀、大商贾。实在不行,找个借口来次血洗,正好可以打击异己,抄没家产,充实国库,安抚农夫,顺便培养一批新的大商贾帮助自己推行新制,可谓一举多得。

大门阀、大商贾看出了危机,他们不再坚持,也试图做出让步。但他们的背后有庞大的军功阶层做支撑,他们的让步只是一种象征性的,让的太少,条件太苛刻,无法满足朝廷的要求。

他们向远在西凉的大将军求援,向和自己有姻亲关系的军中将领求援。

大将军早在去年年底就接到了李玮的书信,年初,又接到了长公主、徐荣和张燕等人的书信,对朝廷要求改制一事表示理解和支持。

应李玮的恳求,大将军书告各地统军大将和各州刺史,详细解说了朝廷改制情况,请他们无条件支持朝廷。

至于限田罚租一事,大将军还专门做了解释。侯爵级的文武大吏都有封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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