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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种情形下召开的庐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对于发起公社化运动和大跃进的毛泽东显然是一个严峻的时刻。七月二日会议一开始，也就采取了守势。他一方面要求大家承认「成绩伟大」，一方面又坦白承认「问题不少」。当然，他也有为自己开脱的逻辑：「有人说：你大跃进，为什么粮食紧张？为什么买不到头发卡子？．．．．说不清就硬著头皮顶著，去干。明年东西多了，就说清楚了。」可见他也明白自己八个月前曾为粮食吃不完、需寻找出路而发的议论已成了笑柄，只得将宝押在时间上面，希望明年粮食一多，地球又可以翻转过来。至于明年无数农民默默饿死这一惨剧，则是他在庐山时万万料想不到的。为安抚党内持不同意见的同志，他特地将一直受他压制的、对经济问题相对较为内行的陈云表扬了一番：「过去陈云同志说，要先安排好市场，再安排基建，有同志不赞成。现在看来，陈云同志的意见是对的。」
对于「成绩伟大」一词，与会的中共高级干部不敢公开否定，而对于刘少奇「成绩讲够，缺点也讲透」的说法，他们则只对后半句感兴趣。由于刘本人在七月四日的小组会上说：「说老实话的人，去年不好混．．．．一九五八年最大的成绩是得到教训，全党全民得到深刻教训」，等于说成绩是零。与会者除了上海市委第一书记柯庆施等少数人外，对「成绩」毫无兴趣，按李锐的回忆，「大家对缺点．．．津津乐道，泄气思想和泼冷水现象还是严重存在的。工（业）交（通）系统埋怨情绪最大。」
不过，按李锐的说法，庐山会议「是所谓『神仙会』，原来只准备开十几天，产生一个会议的《纪要》就结束的。」，并无重大议题，因此埋怨归埋怨，不满归不满，气氛一点也不紧张。毛泽东认为一九五八年的偏差已在上半年的会议中解决了，这次会议只是交流情况，统一一下思想，顺便休息一阵，然后下山去继续大跃进。他相信党中央会跟著他的指挥棒转，在他划定的圈子里做总结，所以这次请人上山多半有点避暑消夏的意思。李锐说：「开始确有点像『神仙会』的味道：白天开会游山，晚上散步跳舞」，总之闻不到火药味。不爱玩的老同志如董必武、林伯渠等，吟诗填词，爱大自然的天不亮就上含鄱岭看鄱阳湖日出。主管国家经济计划的副总理李富春、公安部长罗瑞卿、四川和上海的第一书记李井泉、柯庆施甚至有兴致打麻将，一打就打到深夜。毛的兴致也不坏，在早已调来庐山待命的国家游泳队十几名健将的围护下，下了庐山水电站的水库游泳。他兴冲冲地对运动员们说：「我来表演一个新名堂给你们看看」。他真的表演起来：躺在水面上，「这叫困觉」；右脚搁在左腿上，「这叫坐凳子」；踩水，说是「立正」．．．．他悠然自得地衔著一枝香烟，躺在水面上吞云吐雾，真有点神仙的味道。
然而，毛的设想太简单了一点，一窝蜂搞起来的人民公社、全民炼钢，产生了那么严重的恶果，无论如何是需要深刻反省的。在会前的几个月间，中共对跃进作过局部纠偏，这是事实。譬如一九五九年钢的生产指标，「最初定的是三千万吨，后来是两千万吨、一千八百万吨，再后来又不得不降到一千六百五十万吨」。（注１５：张闻天《庐山发言》。）五月间陈云提议改为一千三百万吨，中央六月十三日的会议接受了这一意见。（注１６：《党史研究》一九八三年第五期第三十一页。）
从三千万到一千三百万，计划指标是降下来了，但对于搞「大跃进」的办法，如全民炼钢、几千万人上山等等，并未否定，而且宣布一九五九年还要继续大跃进，这样党内的不同意见在会上发生冲突便很难避免了。
周小舟凭持做过毛泽东的秘书，平素又深得毛的信任，会前毛由河北至河南、湖北、湖南一路视察下来，对湖南的工作颇为满意，毛刚写的《到韶山》、《登庐山》两首诗也送给他，征求修改意见，（其中《登庐山》的末句本为「人民公社万万年」，周认为不佳，毛接受意见而改为「桃花源里可耕田？」）因此他比别人更敢说话。他在会上发言说：「大炼钢铁，全民上阵，土高炉、小高炉，炼出来一大堆废物，劳民伤财啊！」他又说「一千零七十万吨（钢）不如八百万吨」，等于直接批评了毛泽东，因为五八年将钢产计划由八百万吨增至一千零七十万吨正是毛的主意，而将全国搞得天翻地覆的「全民炼钢」，正是从「一○七○」这四个字引发出来的。
彭德怀从七月三日到十日每天都在小组会上发言，对「吃饭不要钱」、「全民办钢铁」、「砸锅」办食堂等陆续加以抨击，对毛泽东本人也有所批评，譬如「毛主席家乡的那个公社，去年搞的增产数，实际没有那么多．．．．主席也去过这个社。我曾问主席，你了解怎么样？他说没谈过这件事，我看他是谈过的。何必隐瞒呢？」这无疑是非议毛的品质，认为毛在撒谎。更为尖锐的是，他不指名地批评了毛的左倾：「我们党总是左的难纠正，右的比较好纠正。左的一来，压倒一切，许多人不敢讲话。」
可能是由于直觉，也可能是他想起了毛在去年成都会议上说的「没有个人崇拜怎么行？我是主张个人崇拜的。」（注１７：《中共党史研究》一九八八年第五期第四十一页。）他真截了当地说：「『浮夸风』、『小高炉』等等，都不过是表面现象，缺乏民主、个人崇拜才是这一切弊病的根源。」（注１８：马骆等著《国防部长浮沉记》第四十一页。）
如此直言批评毛泽东，在中共中央的会议上还是头一遭。彭说话时甚至有人怕惹祸上身，佯装上厕所，悄悄地离开了会场。
眼看会议要失控，毛泽东于七月十日作了个「要党内团结，首先要把问题搞清楚，要思想统一」的讲话。一方面，他进一步退让，对人民公社的性质作了重大退却，不再将公社说成是共产社会的雏型，却说「人民公社，叫大合作社，或者基本上还是高级合作社，就没有问题了。问题就是把公社看得太高了。」另一方面，他又要求大家同意总路线「根本不会错」，成绩是九个指头，缺点只是一个指头，「总的来说，不能说得不偿失。」
既要稳住阵脚，又要平息同僚的不满，毛只得文过饰非，说「取得经验总是要付学费的。全国大炼钢铁，赔了二十多亿，全党全民学了炼钢铁，算是付了学费。」
这个结论显然不能服众。全民炼钢一举，「仅财政拨款的小钢铁（企业的）亏损就达一百一十亿元，六千万农民上山找矿的劳动，群众『捐献』的铁器中所包含的价值还不包含在内。」（注１９：《宁波师范学院学报》一九八六年第一期。）后来，副总理万里于一九八六年七月三十一日说：「『大跃进』决策的失误造成数以千亿计的重大损失。这还只是物质财富方面计算出来的损失．．．」中共河北省委宣传部长八六年二月在一篇文章中说：「据有关部门统计，『大跃进』给国家经济上造成的损失近三千亿元。」（注２０：河北石家庄市《共产党员》一九八六年第二期。）
一个贫穷落后的国家，在两年之中蒙受如此巨大的损失，毛竟打算用「付学费」搪塞过去。要是就这样让胡乔木、周小舟、田家英、李锐等写个「会议纪要」以结束会议，众心自然难平。尤其是彭德怀，他骨鲠在喉，该同毛泽东谈的还没好好谈呢。
一九五八年年底，彭一回到湖南湘潭县的故乡，就被公社敬老院的老人拉走了。老人们掀开食堂的大锅盖让彭看：一锅青菜，菜里夹著几粒米星星，老人吃的就是这些。
「彭总啊，共产党说办公共食堂，吃饭包起来，我们就把什么都拿出来了。现在，搞成这个样子，毛主席知道吗？」
「老彭，明年怎么过呀？」
「老彭，毛主席知道吗？」
老人们急促地催彭回答，他终于开口道：「我要给毛主席报告的。」
也许最刺痛彭元帅的心的是这样一件事：在他老家乌石村的一棵大树底下，一位老人要给他下跪，请他「上天言好事」，彭当即哭了，热泪滚滚地说：「你是我的父老，日子过得这么糟，该我给你下跪！」
他答应了老乡要向毛主席报告，那就一定要报告的。可是他苦于找不到一个适当的方式。他告诉周小舟，他想找毛谈谈，可又怕谈不好。周的观点与彭大致相同。一九五八年底彭视察湘南时，周曾陪了他三天，两人一起看到为搞「居民点」将村庄拆迁一空的情形，看到过上千人挤在一块二十亩的田里深翻土地的场景，听过县委书记汇报粮食的困难情况，看法比较一致。因此，周见彭拿不定主意是否要同毛正式谈一次，便怂恿道：「我们同主席谈话很随便呀。」周把七月十一日夜与毛谈话的情况告诉了彭，并建议彭将自己的几次发言整理成文。受此彭励，彭于七月十三日熬夜写了一封长信，第二天清晨由参谋送到了毛泽东那里，结果惹起了影响历史的一场轩然大波。
尽管一个跃进几乎搞得几亿农民家家干净、徒具四壁，彭德怀的勇气比明代带著棺材当面骂嘉靖皇帝「嘉靖者家家皆净也」的海瑞还是差得很远。他那封信写得委婉、含蓄，十分客气，刻意迎合毛泽东的地方便有好几处，譬如「农村公社化，是具有极其伟大意义的」，「一九五八年大跃进的成绩是肯定无疑的」，「总路线是正确的」等等。很可能这些话是秘书王承光加进去的，因为这比彭在三月底于上海召开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说法后退了一大步。那次会上他说：「『大跃进』的政策从根本上来讲是不是错了呢？我看是错了．．．．如不采取措施改正过来．．．．恐怕人民就不会相信你共产主义了！」（注２１：马辂等著《国防部长浮沉记》第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