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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尚未来得及搞「林彪同志」的个人崇拜，林自己就搞得有声有色了。正是赢得了几分崇拜的林彪协助毛整死了刘少奇，甚至比彭德怀还早死几年。之后林自己又败在毛手下，也死于非命，而且死在彭之前。这三位中共元老相继死于毛，追溯渊源，正是因为刘少奇一九五九年在庐山做了毛的打手。
公平地说，搞臭彭、张、不仅刘少奇等政治局委员有过，连彭、张本人也有一份责任。如果他们能坚持自己的观点，那么即使「被共产党杀头还要遗臭万年」（张闻天语），也不失为始终如一的君子，在历史上据有一席之地。然而，他们投降了，太轻易地否定了自己，将自己的意见书贬成了一堆粪。
张闻天在八月十八日离开庐山之前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向毛表示：「衷心感谢你，．．．．一定要同昨天的那个反动的我，永远决绝。」毛得此信，当即批示「以极大的热情欢迎洛甫（即张闻天）这封信」，并下令印发给全体与会者。
到了九月九日，彭德怀也写了一封类似的信，表示「诚恳地感谢你」，承认对自己的批判是「完全必要的」，「我的资产阶级世界观和方法论是根深蒂固的，个人主义是极端严重的。」「我愧感交集，难以言状，对不起党，对不起人民，也对不起你。」毛接此信，同样表示「热烈地欢迎」。由于这封信可以又一次证明自己的伟大、正确，毛指示将此信印发全国，从中央到各省、市、县，乃至每一个党支部。
彭德怀这样轻易投降似乎令人不解，但他的确又有自己独特的逻辑。对于同志们劝他「表现耐怨的精神」，「著重反省自己」，他到不赞成，他认为：「今天不是耐怨的问题，而是是非的问题。」「反右倾机会主义的结果，不会停止『左』倾，而会加深『左』倾的危险。」但另一方面，他又努力说服自己承认那封信破坏了「大局」，「不仅事与愿违，而且起了相反的作用。这将是我的罪恶。」「我不能招架，更不能还手，招架和还手对党对人民都不利。」于是决定「采取更大的忍耐」，对毛低头认错，希望「使他自己慢慢转过来」。他对自己说：「这次我太急了。」（注１８：见彭德怀在庐山的笔记，载《中共党史人物传》第三十卷。）
至此，庐山上的这场斗争就变成了毫无意义的闹剧。毛泽东固然在这剧中将他的专横、狠毒暴露无遗；彭、张的作为也表明从根本上说来，他们害怕身败名裂，更害怕被党抛弃这个党在毛和他们对立时显然已准备抛弃他们而跟著毛走。他们不懂得「舍身取义」之真谛，他们真的相信「被共产党杀头还要遗臭万年」。他们当了几十年的职业革命家，竟没有看透在庐山被共产党杀头同在南京被国民党杀头是一样彪炳千秋的壮举。他们以为上帝只此一家，别无分号；他们宁可违心地认罪，给自己泼粪，也不愿成为无党可归的人。这正是他们的悲剧所在。
庐山会议的最后一天，对「彭、黄、张、周反党集团」的处理决议付诸表决时，中共中央的委员们全都举了手，无一反对，无一弃权，包括那些「反党份子」们。
庐山闹了一个半月，以彭、张认罪为终，而轻率发动大跃进、祸国殃民的毛泽东非但不认错，反倒更加气粗起来，该纠正的、该反省的、该批判的，都成了伟大、正确的东西，统统原封不动地带回了北京。
一九八一年，邓小平接见意大利女记者法拉茜谈到大跃进时说，「毛主席首先很快地发觉了这些错误，提出改正这些错误。」（注１９：《邓小平文选》第三○五页。）
这话不能成立，因为还在毛泽发高烧时，周恩来、陈云等人就已经明白此运动之荒诞了。他们只是因为「反冒进」，被毛批判，在一九五八年三月的成都会议上作过检讨，明知举国胡闹，却被迫保持缄默罢了。至于「提议修改」五九年的计划指标，那并不等于毛明白了错误。在五八年十一月下旬的武昌会议上，毛的确冷静了一些，说：「我主张明年（钢铁产量）不翻两番，只翻一番。搞两千两百万吨有无把握？」「似乎一千八百万吨是有把握的。」将翻两番改为翻一番，只是高烧由四十一度退到四十度，人未清醒，遑论改错。更重要的是；对于问题的发生，他非但不承认自己是始作俑者，反而倒打一耙，说「过去大家反我的冒进，今天我在这里不反人家的冒进。」（注２０：一九五八年十一月二十三日、武昌。）好像搞起大跃进，别人都烧昏了头，世人皆醉唯他独醒，一堆堆烂屎都是别人拉的，他倒成了宽容大度的好人。就在这个会上，江苏省委第一书记江渭清检讨不该鼓吹「放开肚皮吃饭，鼓足干劲生产」，造成粮食不足，毛却不以为然：「我们干社会主义还不能放开肚皮吃饭，鼓足干劲生产吗？」只是在江说明「放开肚皮吃饭，还要二十年，这个口号现在提早了」之后，毛才不吭声。由此可见邓小平所谓毛「首先」发觉错误的说法完全站不住脚。
到了一九五九年二、三月间，毛虽然在郑州会议上表示不能无偿占有别人的劳动，批评了「拿共产主义的招牌，实际实行抢产」的做法，批评农村的「共产风」「是掠夺，是抢劫」，又承认「现在公社党委、省委、县委、地委包括中央，恐怕还急于进入共产主义」（注２１：一九五九年二月二十七日，郑州。）但他不引咎自责，反而将一大帮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委员统统训了一通：「这是在座诸公政策错误的结果。」「我代表一千万队长级干部、五亿农民说话，紧持搞右倾机会主义，贯彻到底，你们不来跟我贯彻，我一人贯彻，直到开除党籍，也要到马克思那里告状。」（注２２：一九五九年三月五日，郑州。）他这么说，纯粹是猪八戒倒打一耙。林彪说他「功为己过为人」，真是看透了他。
要是毛泽东真的明白了错误，决心改正，彭德怀和张闻天可能就不会在庐山放炮。他们一个主持军务，一个忙于外交，本来连会议也不必一定参加（中央让他们自己决定上山与否）。他们之所以出头发难，就是因为看到毛文过饰非，不想认真清理错误。毛泽东却说，中央已纠正了错误，彭、张在庐山又提，是因为「他们感觉现在不提，再等几个月后，形势更好转，时机过了，就更不好（提）了，故急于发动」。所以，如果说毛已明白错误并提议修正，那么错的倒真是彭德怀和张闻天了。邓小平为了表明自己「坚持毛泽东思想」，给毛一个「首先」发觉、改正错误的结论，在历史上是站不住脚的。
毛根本没有认错。彭、张在庐山发表意见是必要而正确的。只可惜他们没有得到政治局多数的支持，他们自己又一战而败，未能坚持真理，反倒承认将自己打成「反党份子」，「是党的伟大胜利」。他们致毛泽东信中那些低声下气的用语，客观上助长了毛在党内专横跋扈的作风。从此党内只要出现歧见、不管谁是谁非，总是以「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告终，「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成了金科玉律。
不过文革浩劫还是七年以后的事，紧接著庐山会议的是大张旗鼓地在全国开展的「反右倾」、抓「右倾机会主义份子」的运动。这使本来尚有可能避免或减轻的大饥荒迅速来临，铸成了令几亿中国人至今难忘的灾难。
第八章 反右倾饥馑蔓延
清除了彭德怀，毛泽东立即著手组织忠于自己的队伍。林彪自一九五○年毛提名他率兵赴朝鲜作战时他称病推辞之后，一直处于「养病」状态，九年中未做什么工作。但是十个元帅中，林彪是唯一与彭德怀无私交的（据彭一九五○年至六七年的警卫秘书说，两人从未有过私人之间的往来），所以毛认为他最可靠，提议由林彪接任国防部长。
一九四六至一九四九年的解放战争中，林彪任第四野战军司令时的政委罗荣桓元帅是政治局委员，但未出席庐山会议。当彭真打电话给罗，告以毛拟让林出山的打算并征求他的意见时，他立即直言表示林的身体不好，不宜担任此一职务，建议由贺龙元帅担任国防部长。彭真向毛转达此意见，未被采纳。这样林彪便当上了国防部长。
应该说，林彪的思想同毛泽东很不一样，林的思想按毛的标准判断是十足右倾的。譬如，毛泽东主张实行供给制，认为奖金反会使人变懒。林彪则不同。他在古书中找到一段近三千年前姜太公的话：「太公曰：缗微饵明，小鱼食之；缗降饵丰，大鱼食之。故以饵取鱼，鱼可杀；以禄取人，人可竭。」并在旁边用笔批道：「如工资的原理」，「工资之强大作用」。可见他的思想并不脱离实际。毛泽东搞大跃进，他不敢公开唱反调，便在自己的笔记中斥之为「凭幻想胡来」。实际可以说，在众多中共高层首脑中，林彪可算是头脑相当清醒的一个。
一九五八年，张春桥为毛泽东的供给制呐喊的文章说红军「两万五千里长征，有谁发过工资？」殊不知当年红军长征打头阵的正是林彪的部队。林彪在和平环境下知道工资有其「强大作用」，足见他与准备实行空想社会主义的毛泽东在思想上并不合拍。他后来的言论越来越左，那是为了向毛献媚，投其所好而作的表演罢了。
就毛的立场而言，选择林彪掌握军队这一招是做对了。他与林彪互相利用，彼此施尽权术，在文革中达到巅峰。借助军队这尊神，毛成功地镇住了刘少奇等人，并迅速将刘清洗、整死，从而实现了发动文革的主要目的。林彪则借了毛的庇护、纵容，成功地消灭了最有实力取自己而代之的贺龙。文化革命与庐山会议的关系由此可知一二。
基于共同的政治需要，毛、林在庐山会议结束的第二天（一九五九年八月十八日）就在北京召开了中央军委扩大会议，一来肃清彭德怀在军中的影响，二来清除不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