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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发表。由于发表的是摘要，编辑认为开头肯定食堂好处的那一段不必保留，只摘了讲食堂弊病的内容。刊物送到庐山，毛泽东大为愤怒，骂作者「攻其一点，不及其余」，将该报告作为「右倾」的典型，通报全国，董、王二人也就成了「右倾机会主义份子」。（注２：见《人物》一九八四年第一期董谦的文章。）
由于以对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这所谓「三面红旗」的态度作为判断是非、划分敌我的标准，自一九五八年以来对这些「红旗」非议过的人便都成了「反右倾运动」的整肃对象。
中共中央高级党校的杨献珍在六月间作过「叫花子共产主义」的讲话，十一月的一天晚上，毛的打手康生打电话将他叫去核实讲话的内容，第二天便召集除了杨这个党委书记以外的校党委全体成员去开会，宣布杨「反对三面红旗」，随即布置对他批判。形势险峻，杨不想做右倾份子被打倒，只得奉命听取批判、做检查。由于一次一次检讨总通不过，彭真看不过去，就说：「杨献珍检查了几次，我看可以了。」康生却坚持说：「我看还早得很哩！」直到一九六○年七月，身为中央委员的杨献珍终于写下「向党低头认罪」的保证，康生才批准停止对他的批判。
中共中央农村工作副部长高扬对全民炼钢持有异议，又写了一篇文章论证大炼钢铁违背科学，庐山会后被定为「右倾机会份子」，撤职、下放到边远的贵州省一间工厂劳动改造。
新疆自治区党委书记武开章在大家发热时不肯随波逐流，为此受到批判，以后降调到山东做个副厅长。
一九二四年入党的涂作潮，资格比彭德怀还老。二八年彭起义时，他已在莫斯科参加中共第六次代表大会了。他一生坎坷，五九年时还只是上海电机厂的厂长助理，但位虽卑微，人却正直敢言。他公开表示不赞成对彭的处置，于是被开除党籍。
云南大学校长李广田在大跃进初期曾积极过一阵，亲率学生下乡去搞「教育革命」，但当他看到问题时却鲜明地表示自己的看法。他批评党委「用精神棍子打人」；说历史系让大学新生「苦战三昼夜」编三年级的讲义是「误人子弟、谋财害命」，说「我们这是办云南小学，而不是办云南大学」；又对市场供应紧张不满，说昆明是「四季如春无青菜，一年到头有苍蝇」。这样，他便成为「右倾机会主义份子」被降了职。
北京大学副校长、党委副书记邹鲁风与哲学系的副系主任在一九五八年曾受北京市委的委托，组织了北大和中国人民大学的学生到河南的农村作调查，写出的调查报告中，有关于吹牛、浮夸、刮共产风的内容。于是二人一并被定为「反对三面红旗」的右倾份子，受到撤职和开除党籍的处分。邹当时就自杀了。要是那时他不自杀，恐怕也只能再活不多几年，文化革命他多半是熬不过去的。李广田就没过得了，他在文革初期跳进昆明的莲花池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反右倾」既搞成运动，「天高皇帝远」这句话就不灵了，不论多遍远的地区都有右倾份子可抓。各地的党组织按照搞运动的惯例，在本部及下级中寻找「彭德怀的代理人」。譬如安徽滁县县长兼县委书记陈庭元，在一九五六年合作化时期就主张「入社条件不成熟的，暂时可以不搞」，他看到国家将农民的余粮征收过多，便在县委内提醒同事「有些地方农民的粮食卖过头了」。他的言论被一位有心的县委干部一一记在本子上。五八年，他反对将农民调去炼铁，五九年又为农民缺粮大声疾呼。这样，到了五九年年底，本子一摊，「彭德怀在滁县的代理人」就非他莫属了。这位年仅三十的县长被关进了黑屋子，不知道自己将会遭到何等处置，也不甘当不明不白的囚犯，便破屋而逃，打算回到苏北老家做个种田吃饭的农民。到了盐城，他与大群被饥饿逼迫、离乡讨饭的农民挤在一堆，同成了天涯沦落人。他顿时醒悟，决心救百姓于水火，于是毅然启程返回滁县，打算找当权派摆事实、讲道理。但是他双脚一踏上南京的地面，就成了布下罗网正在追捕他的公安人员的瓮中鳖。当权派没有兴趣同他讲道理，他也就无计拯救百姓，更救不了自己了。二十年后，邓小平搞农村改革，向毛泽东的公社制度宣战，打头炮的是朱元璋的老家安徽凤阳县。该县县委书记正是这位当年「彭德怀在滁县的代理人」陈庭元。
河南省各县传达中央反右倾文件的会议，都变成了斗争会。譬如光山县委批判斗争被指为「右倾」的一名县委书记，由第一书记亲动手，众人一起拳打脚踢，直到打死了才罢休。
各地搜索右倾份子的办法不一，以四川省委第一书记李井泉的法子最迅速、最准确。他对十七级以上的干部（大约正副县长、县委书记及地委部长等级别的干部）作了个「测验」，将彭德怀在庐山的发言发给他们，让其表态。由于干部们还不知中央已将彭画上了「反党集团」的圈圈，纷纷表示同意彭的意见，于是纷纷落网。不过李为了保护自己的班底，预先将地委书记以上的干部召去透了风，所以倒霉的只是县一级的干部。
运动搞起来了，各行各业也就无一例外，都得抓人。建国初在英国剑桥大学通过博士论文答辩的第二天即启程归国的女科学家李林，是原子能研究所的一个研究室副主任。一九五八年大跃进时，一批在反右时未「犯错误」、受到中共信任的知识份子入了党，其中有她一个。后来大炼钢铁，她感到难于理解，在党小组会上说：「我感到把好好的钢条拿去炼成了渣子，实在不大合算。」这样，反右倾时她便由受党信任的知识份子变成了批判对象，大字报贴得铺天盖地，痛斥其「右倾机会主义滥调」，「同彭德怀的言论如出一辙」，宣布「必须批倒批臭」。她的丈夫、当年同在英国留学的邹承鲁一直在上海工作，她孤零零在北京挨批判，一批就是三年，直到她得了神经紊乱的毛病，真的被批倒了为止。
另有一位女知识分子，一九五八年从北京大学中文系毕业，在一家报社做记者。年轻人爱议论国事，她同几位同学书信往来，评论时事，不料成为「揭发材料」，所有相关的人均受到株连，一并入了「反革命集团」，或被开除公职，或被开除党籍。
南京第五军医大学的女教员陈德蕙，一九五八年时读报，见天津市有五个姑娘发誓，不达亩产一万斤绝不嫁人，她冲口便说：「哎呀，那她们大概这辈子也出不了嫁了！」当时人们笑过也就忘了，但是五九年反右倾，有心人将她的这句话翻出来，她就成了「右倾份子」。
中央工业交通部干部处女处长王竟成，因「右倾」被批斗后，服安眠药自杀，幸被救活。但她后来在文革中再度服安眠药，还是死了。
武汉大学有两位学生，同住一个宿舍，因为议论对彭德怀的斗争，被学校党委定为「为彭德怀翻案」，一起成了「反革命份子」。
武汉军区卫生学校在传达庐山会议决议的军人大会上，一位首长除大骂彭德怀外，又大肆宣扬对毛的个人崇拜。教员唐镜波疑惑不解，在小组会上发问：「是不是领导传达错了？」就因为这一句话，他成了「为彭德怀摇旗呐喊的反动份子。」军事法庭立即判决：开除军籍，送地方劳动教养。
一九二五年入党的文学家王任叔（巴人），在为中共革命工作的同时，出版了数百万字的文章及译著，解放后先任驻印尼大使，后任人民文学出版社社长兼党委书记。刚一反右倾，康生便指他为「资产阶级人性论」的代表人物，姚文元闻出腥味，破门而出，以一篇《批判巴人的「人性论」》发难，全国大小报刊随即响应，批判运动搞了整整一年半。
陕西省有个王为明，先后给毛泽东、周恩来及人大常委会寄出了十几封信，对大跃进的做法提出异议。县法院根据这些信件将他定为反革命，判处十年徒刑。他不服上诉，上级的地区法院却改判为二十年。王被投狱后仍不服，结果更上级的省会西安市法院又加了四年，成为二十四年。他更不服了，索性向最高人民法院写「控诉书」，控诉中央领导人放纵下级干部滥用刑法侵犯人权。无产阶级的专政机关自然不会任这种信件递到北京去，西安照例将此「控诉书」扣下，根据「抗拒改造、加重惩治」的原则将其改判成死刑，打算将他一毙了之，免得他多事。幸亏死刑要报请省法院核准，省里的好心人朱笔留情，改判无期徒刑，救了他一命。他大难不死，一年后遇到了青天。最高法院院长谢觉哉一九六二年视察西安，亲自审阅要案案卷，发现了王的冤案，加以干预，王终于无罪获释。
从一九五八年拔白旗、抓大跃进的消极份子，到五九年反右倾、整「反对三面红旗」的人，一共整了多少，目前无从查考，但大致数目还是可以估计的。譬如第二机械工业部在北京的机关就「重点批判」了四百七十二人，可见比例极高。
「以中央国家机关、中央直属机关为例，到一九五九年底，斗争中列出的重点批判对象，共占两个之多的『右倾机会主义份子』和『阶级异己份子』」。
浙江省各地．．．．受到重点批判的县委书记、县委委员占全省委委员的百分之四点五。」
「在学校，主要是批判『党员专家』．．．．例如，北京大学参加运动的党员教师骨干中，被列为重点批判对象的占百分之九点七。」
至于农村，「得来有个文件规定，要把农村重点批判的人数控制在全县农村人口总数的百分之一以下，可见当时受打击的面相当宽。」（注３：《当党史研究》一九八六年第三期第十二页。）
全国农村人口的百分之一便是五百万，这还仅是「重点批判」的，那么总共究竟整了多少人？
两年多之后，邓小平透露了被证明整错了、已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