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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彭元帅被软禁在吴家花园的院墙之内，院墙外是什么地方？这是什么地方？这里是北京啊！北京大学就在几步之外，清华大学五分钟就可走到，颐和园万寿山抬头可望，中共中央所在地的中南海不过在半小时的车程内，可是这里的农民将榆树叶捋光拿去果腹了，其他地方的中国百姓在吃什么呢？
彭知道了形势严重，当他的侄女去看望他时，他递给她一篮子自己在院子里摘的野菜，说：「你带回去吧，这都是吃得的．．．．」
一九六○年和四三年，哪年形势更严重，自然很难比较。但有一件小事告诉我们，大致比较一下还是可能的。一九八二年，前述因五九年「右倾」被整肃的前中央农村工作部副部长高扬已平反复出，任河北省委第一书记（一九四三前后，他是冀西地区的党委书记兼八路军分区的政委）。有一天，他走访了四十年前的驻在地，太行山区的一个小村庄，忆及当年缺粮，以野菜树叶充饥的情形。他问当年房东的女儿李绪书：「你说说什么树的叶子能吃？」李反问：「你说什么树叶能吃？」高数点著：「杏叶能吃，杨叶能吃．．．．」李接道：「柳叶、柿叶也能吃。」
「柿叶涩呀！」高不表赞同。
「是涩，」李答道，「可六○年也吃了。」
高接不上话了。一九六○年他正在贵州劳动改造，知道当地农民饿死的情形。既然四三年人们还嫌涩不吃的柿树叶在六○年也被人摘去果了腹，哪年形势更严重也就可想而知了。
河北南部农村也差不多，譬如某县立中学，学生有粮食供应，不像农民有饿死之虞。但吃的是什么呢？从公社领来已剥掉玉米粒的光棒子放到锅里炒锅下烧的也是这个直到炒糊，磨成面，与地瓜面混在一起，百分之七十是玉米棒面，百分之三十是地瓜面。蒸成窝头吃下去之后，大便不易排出，低年级学生蹲在厕所里拉不出屎，痛得直哭。
首都北京地处河北省，情形也好不了多少。《北京日报》社、新华通讯社北京分社的机关食堂也到了用玉米棒充食的地步。只是他们的做法比较科学，将光棒子搓成浆液而不是炒成糊，而后掺上玉米面蒸成窝头送上饭桌，人吃了还不致拉不出屎。
学生和城市居民吃的是「计划商品粮」，连他们都吃光玉米捧，乡下的农民自然只能拿树叶来充饥了。如北京东郊的顺义县，农民们把从来避之唯恐不及的臭椿树的叶子也捋光吃了。
还有一位来自河北北部的人忆述，一九六○年时他的父亲曾到造纸厂通过熟人走后门买来造纸用的纸浆（用稻草粉碎而成），掺上一些面，蒸成窝头供家人填腹。
一九六○年局势之严重，不仅是河北省从南到北吃尽了树叶、玉米棒、稻草浆，而是全国几乎同时都发生了饥馑，无一例外。譬如笔者的一位一九七○年前后的同事，家在东北辽宁省农村，那时家中将用了多年的枕头里的填充物辗去小米后的谷子壳也掏出来吃了。
湖南省溆浦县，本是一个除了盐之外什么都可以自给的好地方。可是人们也没有吃的了。笔者的一位朋友家在那里，虽无粮食，但可上山摘弥猴桃、板栗、树叶充饥。他母亲挖来蕨根，捶碎、过滤成淀粉，给丈夫、女儿、儿子吃，自己则只吃过滤剩下的渣，结果大便不通，慢慢成病拖死了。
在湖南的另一个县宁乡，刘少奇的姐姐刘少白早年嫁在地主家庭，五○年代土地改革后失去家产，遵刘吩咐留在乡中自食其力。一九六○年，她的儿子用米糠充饥，因屙不出屎而活活憋死。
假如我们面前有幅中国地图，不妨将目光移到淮河流域的平原地带，听听安徽作家陈登科在他的《故乡行》一文中是怎样「话凤阳」的：
一九四八年年底，国民党军队撤离的第二天，陈登科到了凤阳。「我所走过的大小村庄，所能见到的除了凄怆、荒凉四字外，便是衣不遮体的病夫。」「在我的印象中，凤阳只有一个字：『穷！』」
一九五六年春，正是所谓「高级化前土改后」的黄金时代」，即中国人走进毛式社会主义之前，陈又到凤阳，「住的时间虽不长，但是，它在我的印象中，那个『穷』字却被洗刷一清。所到的村庄，猪羊成群，牛马成行，鸡鸭满塘．．．．谁人不说凤阳是个好地方呢？」
一九五八年秋，陈三到凤阳。「走马观花，参观了四个大队，所到的村庄，庄庄红旗招展，锣鼓喧天，鞭炮震霄汉，歌声连天．．．．尤其吃饭不要钱，更受到人们的称赞。」「当然，也有人暗地在问：『来参观的人这样多，一摆就是七八桌，几十桌，又是酒，又是肉，这笔招待费将由谁来支付呢？』但是，大多数人，吃了，喝了，都说好，都说这就是共产主义萌芽．．．．」
一九六○年春天，陈又去了。「跑了好多村庄，所见所闻，又是一番景象」，「房倒屋塌，树木光光，不分男女，大多数是手柱木棍，歪歪倒倒，满眼浮肿的病人。听到的全是哼声，怨声，诉苦声．．．．因此，在我的脑子里，对凤阳又恢复了第一次的印象：凄怆、荒凉！」
一九四八年的荒凉源自战争，一九六○年的荒凉既非源于战争，也非源于天灾。须知《人民日报》数月前还在刊登各地「齐报秋粮丰收」的报导。
不过，陈登科的文章还没有告诉后人当时究竟发生了什么，下面我们将从「微观」的角度透视一下，看看前中共中央总书记赵紫阳所说过的「一九五八年大跃进之后的可怕的年份」里，中国人遭受了什么样的苦难。
第九章 饿神州遍野哀鸿
由于囿于吴家花园一隅，彭德怀并不了解全国的形势究竟严重到了什么程度。实际情形不是他设想的千万人挨饿、饿死一些人，而是几亿人挨饿，饿死了大约两千万人。
一九六八年秋天，笔者被派到安徽省南部的一个部队农场「接受再教育」，在最初的几个月里和几位安徽籍的士兵同居一室。在谈天中，他们分别将自己家中在那场饥馑中遭的灾难告诉了笔者。每次谈话当夜，笔者都根据回忆作了记录，连续记了数日。为使后人对中国历史上这惨绝人寰的一章有贴切的认识，现摘录如下。
士兵甲：「五九年十一月左右，公社食堂开始没粮了。干部挨家挨户搜查，翻出的粮食统统集中到食堂。不劳动的不得去食堂打饭。我父亲是干部（一九六八年时任大队党支部书记，当时职务不明）。我有四个妹妹，父亲不太重视，七岁和四岁的两个妹妹饿死了。死前几天还能走动，只说没劲，后来突然口吐白沫，嘴紧闭，死了。我哥哥曾经饿得口吐白沫昏过去，抬到食堂，用筷子撬开嘴，灌米汤，才得救。」
「一个冬天只吃菜叶和树根。我当时十一岁，常常出去偷点东西吃，才没有饿死。」
「偷东西的，抓到就打。村里有一个小姑娘偷东西吃，被干部把手指尖打烂了。当时，劳动的每天补助二两米稀饭。有一个连长生产队长叫连长，大队长叫营长的弟弟，一天没干活，去食堂打饭，被哥哥看见，揍了一顿。当时的人都野了，还有打母亲的。」
「生产队里死的人数目属于中等，村子里原来有七十多人，过了大半年，只剩四十几了。但现在又有八十多了，比困难前还多。」（中国大陆通常将一九六○至六二年称为「困难时期」或「三年自然灾害时期」作者注）
「我们小学是五九年十一月散伙的，第二年收上麦子后又复学，同学死了三分之一。这可不是说假的！」
「六○年的春天前、麦收前大量饿死人。麦收以后，干部把粮食集中到食堂，社员不干，偷，拼命吃，因为万一被干部发觉，吃不成。吃完了，饿了两个月，赶上收稻子，社员炒稻子吃，还不敢弄出香味，否则干部要发现．．．．」
「我们父母没饿死，我才能当兵。有的父亲或母亲饿死的，即使是贫下中农孩子也不能当兵，怕有仇。」
士兵乙：「困难时，我家里饿死两个妹妹、伯父。家里原来有四个人，还有母亲。只有我一个人吃商品粮（非农业人口由国家配给口粮，称为「商品粮」作者注），一个月二十五斤半，其他人一天不足一两。」
「妹妹饿死后，我本来从来没有偷过东西，鼓起勇气去偷，可是没有经验，被抓住了，还丢了一只帽子。」
「有的人开始挖螺蛳吃，丢壳。后来没有吃的，又把壳找来，磨成粉末吃掉。」
「有的人饿得无力，担水担不动，喝下雨屋檐漏下的水，有毒的。」
「我们当时宁肯饿死也不讨饭。有的地方就出去讨饭。」
（笔者问他：「当时怎么想的呢？」）「恨干部，但不敢讲，干部要吊人的。」
（「有没有人认为是共产党不好？」）「也有一些。他们不知道这是坏干部搞的，这次搞文化革命才清楚了。」
丙：「我们家乡是旱地，可以种青菜、萝卜。没有粮食，拿萝卜当饭，所以饿死的人比较少。」
「那时钱多得很，萝卜卖五毛钱一斤。那时我们还只有十几岁，袋袋里也总有几十块钱（相当于工人一个月的工资作者注）。挑一担萝卜出去卖，几十块就到手了。」
（「怎么花呢？」）「也买不到什么，随便就花了。那时大米三块钱一斤（官价一毛左右），大人有钱就买米，我们就乱花。」
「其实那两年打的粮食比现在还多，双季稻，每季都有四、五百斤（指亩产）。干部上报几千斤，都交给国家了。老百姓家里是空的。国家粮仓里有的是。」
（「怎么不去偷？」）「那怎么敢？那时候老实。干部要打的。」
笔者没有向他提出当官的为何不开仓放粮这个他无法回答的问题，但却知道离他家乡不远处有个和县，一个小有名气的地方。西楚霸王项羽在那里自杀，遗下一处霸王庙。该县还有一处「陋室」，唐朝名诗人刘禹锡曾在那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