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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甘肃为邻的青海也是「主要负责人」（应指第一书记高峰）「左倾蛮干」（刘澜涛语）而问题格外严重的地方。一九六○年中共成立各大地方局，西北局第一书记刘澜涛向总书记邓小平要求派年仅四十三岁的公安部副部长王昭去任第二书记兼省长。「王昭同志到达青海时，正是春耕大忙季节。但是从湟水之滨走到黄河两岸，地里看不到人迹，村里看不见炊烟，一片荒凉萧疏景象。」王即向中央报告，「要求中央火速调拨粮食，先把人畜死亡的问题煞住。」（注９：一九八五年二月十二日《人民日报》。）
青海死了多少？连大概数字也无从知晓。我们只知道王昭反左道而行之，将牲畜分到户，扩大社员自留地，将前任在牧区开垦的草原还牧，又大力查处干部贪污索贿的案子，终于在较短时期内煞住了人畜死亡的问题。
钱瑛有功于甘肃，王昭有功于青海，可是文革中两人均被投入监狱并死在那里，成了毛泽东极左路线的牺牲品。
河南，这个一九五八年创造了人民公社的地方，当年秋收有百分之五十庄稼烂在地里未收到手，五九年又减产四十多亿斤。以后因农民饥饿无力种田，第二年又大幅减产，农业产值下降三分之一。（注１０：一九八六年一月六日《人民日报》。）联想到杨献珍所说的五八年底就已经有人饿死的情况，四千万农村人口中饿死的不会少于安徽。
当时河南有几个所谓「事件」，其中「信阳事件」指的是信阳一个地区就饿死了近百万人。为周恩来总理办公室工作了十年的张文才说，那时「有的地方甚至饿殍遍野，总理为此忧心如焚」。信阳必定是那些「地方」之一。由于河南省上报的一九五九年粮食产量超出实产的一倍，于是省里拼命搜刮农民的粮食。过去农民跟著干部斗地主，将地主吊起来逼他们交出埋在地下的财物，如今农民也被吊起来，被逼著交出「私藏」的粮食。从五九年十一月（全国大饥馑的起始时间）到六○年七月之间，信阳地区在追逼粮食的过程中拘留、逮捕了一万余人，其中七百人死在拘留所和监狱。（注１２：苏晓康著《乌托邦祭》第三九○页。）农民的口粮、种子粮、牲口饲料粮被悉数劫掠而去，地委第一书记又「限期消灭外流」，农民无处可逃，只剩下了饿死一途。
全国第一个人民公社，就出在河南信阳地区，饿死人信阳也是第一。事后中共信阳地委向中央报告说，截至一九六○年春，正阳县饿死八万多人，新蔡县饿死近十万。而遂平县那个全国第一个人民公社嵖岈山人民公社饿死了四千人，占此公社总人口百分之十，其中最严重的生产队死了近三分之一。（注１３：一九六○年十二月二十二日《信阳地委关于整风运动和生产救灾工作情况的报告》，转引自谢春涛《大跃进狂澜》第二○三页。）
作家白桦是信阳人，他说当时「一个村落一个村落的人被饿死」，正是事实，因为仅与正阳、新蔡两县相邻的息县就死绝了「包括少数外逃）六百三十九个村子，死亡十万人。（注１４：见苏晓康著《乌托邦祭》。）
那时，白桦作为右派份子，在上海郊区一家工厂劳动改造，同居一室的一位工人恰是他的同乡。那工人自信阳探亲回来后，对他讲了如下一段话：「我刚从咱们家乡回来．．．．俺家里的人都饿死光了．．．只剩下俺姑，她的儿子也死了．．．．她咋活下来的呢？．．．．有一天夜里，一只饿得只剩两张皮的猪冲进她的院子，她连忙关上门，一棒就把饿昏了的猪敲死了，连夜剥了那头猪，埋在地下，每天下半夜起来挖出一块烧烧吃。她不敢给她那个五岁的孩子吃，怕他说出去。一说出来，村子里还活著的人就会冲进来和她拼命，会打死她，要她把猪肉拿出来。她眼睁睁地看著儿子叫著『饿呀！妈妈！饿呀！妈妈！』一直到死．．．人变得那么狠心，可她有啥法子呢！只能这样。」由此推断，在这「信阳事件」中，信阳地区十多个县中有百万人饿死的说法绝不夸张。
信阳地区饿死那么多人，省民政厅办公室主任从信阳调查后回到省会郑州，向厅长及省监委书记呼救，可是上司毫无反应。他决定赴京向中央面陈灾情，可是刚到火车站就被上司派去的人截住，终于没能去北京。
那些官僚们为了护住乌纱帽，一是堵，封锁消息；二是赖，堵不住就赖，将罪恶赖掉。一九六一年一月，中共信阳地区委员会向中央报告，「把该地区发生的粮食严重减产和大量饿、病、死人的现象，一概归之于坏人当权和地主封建势力的破坏，因而提出．．．．打倒反革命复辟势力的做法」。（注１５：《中共党史大事年代》第三一○页。）信阳地委用「阶级斗争」掩盖他们严重失实，诿过于「坏人」、「反革命」，这倒不奇怪；令人惊讶的是中共中央竟肯定了这份报告，并转发各地，指示「全国三类社队都应照此执行」，足见直到无数农民饿死之后，中共仍未清醒过来。
河南二百多万人饿死（事后河南省委向中央报告的数字）（注１６：见《乌托邦祭》第一五三页。），信阳地委及下属几个县的干部统统撤职，还枪毙了其中几个罪恶最大的，人是抓了不少，从地委书记一直抓到生产队长，但作为罪魁的省委第一书记吴芝圃却得以从轻发落。他自己倒明白：「省委和我犯的错误严重得很，罪恶也大得很．．．．组织上无论如何严肃处理，我都没话讲的。处以极刑，我也应引颈受辱（辱应为戮之误作者注）」。（注１７：引自苏晓康著《乌托邦祭》。）可是，庐山会议反右倾，他是坚定的毛派，所以不仅砍不了头，连乌纱帽也丢不掉。他只被降了半级，调任中共中南局书记处书记。同坐牢，被枪毙的地委、县委书记比，真是便宜了他。
一九六一年初，毛泽东的秘书、中共中央办公厅副主任田家英的一位朋友陆石自信阳去看望他，告诉他说：「群众宁可自己饿著，也没有去动一粒国家仓库的粮食。他们对我们党和国家的忠诚真称得上是『动天地而泣鬼神』，可那里的领导干部在干些什么哟，简直是作孽！」田家英表示赞同，说：「中国老百姓是世界上最好的老百姓。」
中国老百姓可惜过于好了，要是他们「坏」一些，在饿得走不动之前就聚众去抢粮库，不是可以免于饿死了吗？国家所以要建粮库，不就是为了备荒，不就是为了在饥馑发生时赈济人民吗？千百年来，每逢灾年，官府就要设「粥厂」救人，虽说四处有贪官，那些粥厂活人无数却是事实。可是如今数以百万的百姓濒于饿死，「领导干部」就是拒不开仓放粮，擅自放粮的则撤职查办。在这种情形下，人民自然有理由去抢。宁可饿死而不去抢被那些「领导干部」把持的粮库，实在是过于老实了。
当然，说中国老百好或许并不过份，这里有个虽不「动天地而泣鬼神」但十分动人的故事；
一九六○年某日，国防科学委员会主任聂荣臻元帅让全国各大军区司令员同时接听他的电话：「我以革命的名义向大家募捐。我们的科学家，我们的火箭部队正挨饿，有的已经断粮．．．．」随后不久，他飞到新疆，到达罗布泊沙漠的核试基地时。这时，两火车车皮募集来的食物也运到了。
当时沙漠深处一个核试物理实验室已经断粮，正靠猎捕黄羊度日。第二天，运粮车即开往沙漠中的实验室。当车子驶进沙漠边缘的一个村子时，骨瘦如柴的小孩们围上来乞讨食物。车子一停，大群衣衫破烂的饥民蜂拥而至。战士见来人要抢粮，立即将子弹推上枪膛。押车的军需处长大喝一声「不许开枪」，他们几乎抢光了他的粮食和干菜。
饥民散后，处长正在哭泣，突然人们又从巷子里拥出来，低著头默地把方才抢去的一袋袋粮食、一捆捆干菜全数送回，堆在车前。其中一人手托一只包裹，跪在地上说：「这是解放军的救命粮，是沙漠里几十条人命．．．．大军，我有罪．．．．」原来那包裹上有著一位物理学家写的几行字：「老邓，获悉你们已断粮。捎去．．．．」（注１８：见河北省《长城文艺》一九八九年第十一期。）
中共的官方舆论至今仍赞颂当年宁可饿死也不抢粮的农民。譬如一九八七年安徽出版了一本《法官轶事》，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兼法制委员主任题书名，省高级法院院长审稿并撰写序言。该书中提到一九六○年饿死的农民时这样说：「群众在饥饿和死亡线上拼命挣扎，任凭饥饿夺去了生命，仍然安分守己，不做违法的事，确实堪称为伟大的公民啊！」
无数农民「安分守己」地饿死了，这是毛泽东制造的最为可叹的人间悲剧。在家老老实实饿到死，就是「伟大的公民」；不甘饿死而去抢粮的，就是「坏人」、「暴徒」。这就是当局执政者的逻辑。
为安分守己地默默饿死的农民唱赞词的，不止是田家英和那位高级法院院长，连彭德怀都是这么看的。一九五九年六月，彭曾在中南海说：「如果不是党中央、毛泽东同志的威信高，就会发生匈牙利事件，要请苏联红军来。」（指协助镇压民众作者注）不久，他乘火车赴庐山，途中又对人感叹道：「如果不是中国工人好，农民好，可能要请红军来。」他显然认为农民被政府折腾得流离失所、濒临饿死而不造反就是「好」。要是造反，那就不好了，他是要镇压的。只是他担心他统率的「工农子弟兵」对付不了造反的工人、农民，遂产生了请苏军来镇压的念头。可见即使明摆著是官逼民反，他也是站在官那一边的。他爱护关心人民是真，但一旦人民与他效忠的党发生冲突，他还是要站在党那一边的。他为人民「鼓了咙胡」，但当党不容他为人民说话时，他立即认错，写检讨，将嘴闭上。人民没有得救，他自己也没能逃脱厄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