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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居正一听眉头就皱起来了，凭啥封了李成梁就要封你岳父啊？那李成梁是因功封爵，你老丈人凭什么莫名其妙地封爵啊？所以他不同意，回复小万历说李成梁因功封爵是名至实归，你老丈人这时候跟着凑热闹恐怕不太合适。
哪知道小万历早有准备，让太监把查好的典章送来了。张居正一看，上面写着正德二年武宗为岳父封爵，嘉靖二年世宗为岳父封爵，这都是史有前例的事儿，也就是祖宗成法，你张居正凭什么不让我封自己的老丈人呢？
张居正一看，也彻底没脾气了，看来这个学生没白教，知道引经据典地跟老师争了。于是张居正只得拟旨封了王伟的永年伯，但没给“世袭”。小万历上朝时见到张居正就问：“王伟封爵，为何不给世袭？”
张居正也是有准备的，他微微一笑说：“老臣查了祖宗定制，嘉靖八年曾有旨说此后外戚封爵，都不准世袭。”
小万历显然对典故的熟悉程度不如他的张老师，但他也不示弱，说：“正德、嘉靖两次外戚封爵均有世袭，先生可知道吗？”那意思是说，你有根据，我也有根据啊。
张居正一听又开始宏论和说教了，他从明太祖朱元璋说起，说了一大堆滔滔不绝的道理，总的意思是太祖皇帝规定的，非有军功，不得滥封爵位，后来的做法虽然有很多既成事实，但实际上都不合乎我大明朝封赏的规矩。
小万历听他从太祖皇帝说起，长篇大论，听了一会儿就糊涂了。他知道说理说不过张老师，所以把最后的杀手锏扔出来了：“凭什么李成梁可以世袭，我皇帝的老丈人却不可以？”
张居正一听这话火了，说李成梁成什么人啊，我大明的半壁江山都靠李成梁这样的人守着呢。封爵的本意就是为了奖励贤能的，李成梁这样的人不封，你封谁呢？你老丈人没为国家立下半分功劳，但不是也封了吗？不过就是少了个世袭，况且这也是有祖宗规定的，你干嘛要较这个劲呢？
说小万历听了这通道理也火了，道理上他说不过张居正，最后只好怒气冲冲地问：“难道皇上的岳父还不如一个总兵重要吗？”
张居正听了这话突然不说话了，死死地盯着坐在龙椅上的小万历，那意思就是用沉默代表肯定的回答——不错！在我眼里，你老丈人就是不如李成梁这个总兵官重要！
小万历看张居正不说话，自己也不说话。他俩不说话，旁边谁也不敢说话。两个人就大眼瞪小眼地看了半天。
最后，张居正就是没给王伟的爵位上加世袭。小万历最终象一只斗败的小公鸡蔫下去了。
如果说前面的铸钱还是小万历因为实际需要而与张居正争执，后面的封爵就有点儿蓄意找茬儿的味道了。
那么，这个十六、七岁的少年为什么要对自己一直敬爱的张老师找茬儿呢？
除了青春期的逆反心理，小万历的心里还有哪些不为人知的奇特情结？
在小万历成长的烦恼中，张居正又会面临怎样的烦恼？这些烦恼又会给张居正带来怎样不可预料的后果呢？
请看下集：《误判去留之间》
第二十三讲 误判去留之间
政治智慧
还是在万历六年，也就是张居正回湖北老家安葬父亲的时候，等张居正赶回老家湖北荆州之后，他在老家铺开架势给老父亲下葬，而小万历和李太后在北京城翘首以待，就盼着这位张首辅、张先生能早点回来。
所以，在张居正安葬父亲期间，小万历一连发了三道诏书，问安葬情况怎么样，问安葬的事结束没有，问安葬结束了你张先生什么时候才能动身回京啊，总之，那意思很明确，就像那句歌词写的——
“你快回来，我一人承受不来！”
当今皇上和太后如此依赖张居正，这让湖北当地的大小官员都很震动，也感到无尚光荣，于是当地官员就有了一个拍马屁的举动——为张居正在荆州城外建立一座“三诏亭”，以资纪念。
建成之后，当地官员请张居正出席落成典礼，结果张居正当时就给这帮人浇了一盆冷冷水。他说，你们为我建这座亭子，现在看，好像风光得很。可过不了多少年，等时局变化、形势变化了，谁还会记得这亭子是因三道诏书而起的呢？也就是谁还管它是不是“三诏亭”呢？它终将只不过是五里铺上一个迎来送往的、让人驻足歇脚的普通亭子罢了。
说罢，张居正拂袖而去，只留下一帮拍马屁的官员面面相觑地愣在当场。
我们不禁想知道，万历六年，刚刚经历了夺情伦理风暴，刚刚坚定了夺情决心、要以铁腕把万历新政推行下去的张居正，为什么在这时候会有这么消极的认识呢？
或者，我们不应该用“消极”这个词，更准确点说，这应该是个极为“清醒”的认识。
那么，在皇帝和太后全力依赖张居正，在整个万历新政完全依赖张居正，在整个大明王朝完全依赖张居正的时候，在他可以权倾天下、无所不能的时候，他张居正怎么会有这么清醒的认识呢？
我觉得，这就要说到张居正的政治智慧了。
我们以前提到过，国学大师梁启超先生认为张居正是“明代唯一一个真正的政治家”。我个人是非常赞同这个观点的。作为一个“真正的政治家”，而且是“明代唯一一个”，张居正肯定应该有极为出色的政治智慧。
那么，张居正的政治智慧到底表现在哪些方面呢？
我认为主要有四个方面。
第一个，当然首先要算他作为一个改革家，根据形势，适时地施行了名为万历新政的这场明代最大的改革运动。这也是张居正一生最大的历史功绩所在，所以当然能体现出他的政治智慧来。这一点，我想我们已经讲了很多了，这里不用多说了。
第二个，我以为要算他敢于选择夺情的勇气和决心。或者说，叫敢于把改革推行下去、坚持下去的勇气和决心。
要知道，张居正自己也是封建时代的读书人，也是一个以孔孟之道、宋明理学为思想根本的知识分子。夺情在名义上就是不守孝道，这算是动了孔孟之道、宋明理学和封建伦理纲常的根本。但为了改革的大业和自己的政治理想，张居正能与自己所奉行的这套伦理规范、思想信念为敌，继而发展到与天下士大夫阶层为敌，这从政治的角度来说，光这种大无畏的勇气，我以为就可以算是一种大智慧了。
第三个方面，我以为要算他以相权钳制皇权的政治手法。
在封建时代，皇权实际上是凌驾于一切之上的，你看历史所有的治世、盛世，哪有光靠一两个宰相、四五个大臣能整出来的呢？不论是文景之治、贞观之治，还是开元盛世、康乾盛世，只要是治世，背后都必须有强大皇权的支持。所以诸葛亮再有本事，也整不出一个治世来，根本原因在于他的相权本质上还是完全受刘禅的皇权控制着的。而控制他的皇权正好是个昏庸的皇权，诸葛亮再有本事也就没辙儿了。
历史上唯一一个特例，就是张居正的时代。他背后的皇权应该也不算英明，这从万历皇帝完全主政后极为昏庸的表现就可看出来。但张居正不同于诸葛亮，他的相权不像诸葛亮那样绝对服从于皇权，而是采取与皇权合作并适度钳制的策略，这才使得他的改革得以彻底推行，使得张居正在世时的万历新政成为中国封建政治史上的一个奇迹。
第四个方面，那就要说到张居正对钳制皇权后果的清醒认识了。
当时以及后来，经常会有人评价张居正说，说他不知道自己已经功高震主、也位高震主了，说这是张居正后来得祸的根本原因。比如明代《定陵注略》这本书里就评价说：“人知江陵威福自恣，不觉声色卒震于幼主之前。后来之祸，宜其及矣。”这话就是说，张居正已经位高震主了，将来必将因此而得祸，可惜他自己还不觉得。
事实上，我觉得这些评价也对也不对。对在对于张居正用相权来钳制皇权，甚至多少有点儿凌驾于皇权之上的事实认识得还是比较准确的，但他们认为张居正身在局中，当局者迷，并没认识到这一点，那就大错特错了。
其实，张居正对这一点认识得很清楚，他曾经有一句特别有名的政治名言，叫“高位不可久窃，大权不可久居”。（《张太岳集·归政乞休疏》）也就是说一个人在政治上独掌大权久了，虽然风光得很，但高处不胜寒，总有要出事、要乐极生悲的那一天，所以一个聪明的政治家应该在政治生涯的高潮处要知道全身而退，像汉初急流勇退的张良就是这样的人，只有这样才是聪明的保全自身的方法，否则，最终等待你的，一定不是什么好果子。
所以，张居正在面对为他而建的三诏亭的时候，才出乎所有人意料地拒绝了这些当地官员的拍马屁的行为，并当时就说出了自己对将来的担忧。
但问题是，这个拒绝“三诏亭”的时间实在太早了些啊！这时候不过是万历六年，也就是说万历新政也才刚进行了一半，像一条鞭法还没施行，清丈田亩也还未见成效，一切还谈不上大功告成的时候，张居正怎么这么早就有了功成身退的想法了呢？
也就是说，他还没有功成呢，怎么就想到身退了呢？
我个人的理解是，这和我们这几讲所说的张居正工作风格的转变有关。
操切风格
我们知道，张居正在经历了夺情伦理风暴之后，不仅个人的生活作风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变得越来越奢华，越来越铺张，而且工作风格也发生了极大的变化。以前是“沉毅渊重”，也就是非常沉稳，可现在却越来越“操切”了，也就是不留情面，很极端。
你比如说，我们前面说到的长定堡大捷的疑案中，张居正心中一句“国家利益至上”，置整个朝廷的脸面于不顾，从上到下，从万历皇帝开始，到他手下的亲信、部旧，甚至是左膀右臂，都兜头浇了盆冷水。连他自己都未能幸免，他和他手下的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