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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
据革命回忆录记载，毛泽东便秘，几乎是大家都知道的一个事实，用不着讳莫如深的。他那飞扬的神思，他那妙趣天成的佳构，他那决胜于千里之外的韬略，当然也不免受到损害。延安时物资困难，既没有“马应龙麝香痔疮膏”，又没有德国进口“痔根断”。所以似乎也都想不出什么良策。唯一可做的是静静地等。从将军到伙夫，从“抗大”学员到一般乡亲，象久旱盼甘霖一样，皆憋着一口气等。等憋到他终于手持一张纸一卷书一支烟，不紧不慢踱进厕所，整个中央机关乃至整个延安，于是传遍“主席大便啦！”的欢乐喜讯。人们奔走相告，飞捷报，传佳音，真个“春风又绿延河岸”，中国革命又有了希望。
革命胜利之后，“人民感谢我们，资产阶级也出来捧场，”油水吃得足，拉屎不出的事想来不大会经常而且“习惯”了。即使偶有久憋而后通的喜报，由于宫苑高深，再也不能“飞入寻常百姓家”，我们也实在无从知晓。只知道1959年庐山会议时，他曾用“有屁放出来、有屎拉出来”形容畅所欲言，获得轰动效应。起因是，辣椒吃得厉害的彭德怀上了一份《万言书》，竟得到基本上不吃辣椒的张闻天之流的支持。毛泽东憋了几日，终于荡气回肠，震惊左右。
I。
与毛不同，邓小平吃辣，从不虚张声势。有关他这方面的轶事也就几乎没听说过。他少小离家，远赴法国勤工俭学。据说他当年为了生存，曾把中国的食文化引进法国——开了一家豆腐店。一边当卖豆腐的个体户，一边从事革命活动，刻刻钢板、发发传单、办办油印小报等等。他肯定也吃豆腐，当天卖不完的，想必不至于一咕噜倒掉，弄点花椒和辣椒，就可以烧成一盘故乡风味十足的“麻婆”，以快朵颐。
旅法五年，吃得更多的怕还是面包，及家常的法国菜。以致过了半个多世纪仍不能忘怀。1979年他访问美国，有人说起中国人跟法国人一样，都认为自己的文化高于别人。他低头一想答道：“在欧洲，法国菜是最好的；在东亚，中国菜是最好的。”当时的美国总统卡特听了，竟觉得新鲜至极。
比起毛泽东只喜欢吃中国菜，只喜欢吃中国的湖南菜，只喜欢吃湖南的辣菜来，他口味无疑是开放得多和灵活得多了。既能吃麻辣麻辣，又能吃酸甜酸甜；既能玩麻将，又能打桥牌；既欣赏白猫，又欣赏黑猫。一来二去，人们差点忘记他是个正宗老牌的革命家，而只把他看作新时期的改革者了。
但是反过来也没错：他既能来点酸甜，又仍坚持麻辣；既手持桥牌，又藏有麻将；既怂恿黑猫大胆去捉老鼠，又搂着只不抓老鼠的白猫爱不释手。至于他想个什么法子使这两只猫吃辣椒，——是强塞，还是饿三天，还是拿辣椒面抹屁眼儿呢？他可是至今都没跟左右商量过。
1993。1。于长岛
重读大字报
一、
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已经过去三十年了。这场运动，有人称之为动乱，有人称之为浩劫，有人称之为灾难，有人称之为噩梦，有人称之为“峥嵘岁月”，有人称之为“对文化的革命”……。起初，人们还能以各自不同的经历、感受来诠释它，回忆它，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推移的速度往往比我们以为的要快迅得多），它的影象模糊了，蜕色了，剥蚀了，人们的经历和感受也不断地被冲刷、浸润及消融，失去了新鲜、真实和个性，而更多地带上了他人的、“公认”的甚至官方影响的痕迹。加之，我们还生活在一个远远谈不上可以畅所欲言的环境之中，文化革命这一人类历史上绝无仅有的重大事件，就这样活生生地被众多的专家、学者整治得面目全非。
文物是修补破损历史的最好材料。但文物本身也在不断地被复制着，修补着，──或者叫修改着。《毛主席语录》，毛泽东石膏像，大大小小各式各样的毛像章文革期间发行的邮票，在市场上销售、流通和翻炒，被一些怀旧的、猎奇的人们收藏；毛泽东的颂歌被重新演唱、剪辑，灌制成柔和缠绵的《红太阳颂》盒带，大量发行；样板戏也改头换面，成为一些联欢会、电视节目中颇受欢迎的段子。而文革时的许多流行语，包括毛泽东的名言，政治术语，特殊名词、口号、缩略语，民谣民谚，京剧和电影对白等等，至今还在广泛使用着，被作家写进小说和剧本，被老百姓极其鲜活地挂在嘴上，有些还被赋予新的内涵，或依其形式创造、组合出新的词语。一些人把它们统称为“毛氏话语系统”，其实就是一种文物的“活化石”。
从图书馆、档案馆里，可以找到当年正式出版的报纸、杂志、书籍、图片，如果找找关系，还可以查到某年某月印发至某一级的中共中央文件。这些官方文件，对于我们领略历史可以被粉饰打扮成一副什么模样或许有好处，但不能让我们领略历史本身。谁都知道，历史是最经受不起粉饰打扮的。
在一个言论出版受到严密控制、高度极权的无产阶级专政甚至被称为法西斯专政的社会形态里，难道还有什么可以大量发表而又不需经官方审批、不代表官方意愿的文字吗？
有，那就是大字报。
二、
第一张大字报起于何时，大概是很难考证的了。但可以肯定，大字报并不是文化大革命的产物。从古到今，从西方到东方，举凡张贴在公众场合的大字海报、告示、通令、传单、标语口号、表扬稿（或批评、检讨）、商品广告，……都可以说是大字报。然而，赋予大字报以特定的政治内涵，使其成为一个流行于世界的专用名词，却无疑是文化大革命的成果。毛泽东说：“不破不立。破字当头，立也就在其中了。”不论我们喜欢还是厌恶，也不论我们是带着感情色彩还是用理性的眼光去打量，作为“破”的最主要的一件工具，它本身已经作为一种独特的文化，“立在了人类历史的进程中。
而即使是这样一种有专门政治含义的大字报，也不是文化大革命的发明。早在一九五七年，毛泽东号召全民帮助共产党整风的时候，一部份人，主要是知识分子认为“和风细雨”已不能解决什么问题，要求实行“大鸣大放”。毛泽东当即肯定这一要求：“群众创造了一种革命形式。群众斗争的形式就是大辩论、大字报。……在我国条件下，这是一个有利于无产阶级而不利于资产阶级的形式。”于是，“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成了那以后历次政治运动的主要方法，简称“四大”。文化革命不过是将这“四大”推向极端和高潮罢了。
仔细说来，所谓“四大”，大鸣、大放和大辩论，都是虚的，只有大字报才是一种实在的具体的形式。鸣放和辩论，可以用嘴，也可以用笔；用嘴叫“口诛”，用笔叫“笔伐”。即使不说中国是一个重文本传统的国家，仅从口舌与笔墨二者的份量来比较，后者也明显更具有空间堆积和时间持续上的优势。常言道：“口说无凭”，只有“笔写纸载”才不容忽视和抵赖。从大批判的实用角度来看也是如此，口舌转化为笔墨较难，笔墨转化为口舌较易（照本宣科即可），还可以无限反复地转抄、翻印、宣读和散发，在录音设备还只是少数新闻单位的专业器材的当年，“笔”的威力和重要性远远盖过了“嘴”。因而实际上，“四大”就是指的“一大──大字报。
一九七五年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一九七八年三月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都分别将“四大”列为“社会主义大民主”和“人民的民主权利”。一九八○年二月，中共中央十一届五中全会认为，“四大”没有起到保障人民民主权利的积极作用，相反妨碍了人民正常地行使民主权力。同年九月，五届人大第三次会议取消了宪法第四十五条中公民“有运用『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的权利”的规定。
显然，宪法上列入或取消的“四大”，指的也就是大字报这“一大”。鸣放和辩论是人类最基本的一种活动，如小孩子吵架，街坊邻舍对骂，小俩口拌嘴，文坛上打笔仗，学术界的商榷，会议上的争执，法庭上的指控和辩护，议会的议案，选举时的论政，党派内外的矛盾，政治、军事和经济谈判，民事纠纷的调解，……所有这一切大大小小不同意见之间的纷争，都可以统称为鸣放或辩论，由任何宪法来规定其民主意义，是明显多余的。只有以“大字报”的形式出现，才能定义为“大鸣、“大”放、“大”辩论，才会郑重其事地特别予以规定为合法或不合法。
三、
那么，什么是大字报，我们怎样来定义它呢？最简单最字面意义的理解是：大字写成并公开张贴的文字。查王同亿主编的《汉语大典》：
大字报〔bigcharacterposter〕发表意见的文字，一般用大字写成贴出，曾被认为是社会主义大民主的形式之一，文化大革命时颇为流行，后被取缔
辞典的条目解释，与最简单的字面意义的理解没有多大的区别。但这种解释太不完全太不确切了，作为一种“理解”还说得过去，但作为词条的解释简直就是错误。所有的商业广告词都是“发表意见的”，而且“一般都用大字写成贴出”，──如“挡不住的诱惑”、“它使我恢复青春”、“四季如春的感觉”、“『咳』不容缓”、“不打不相识”……。另外，现在仍流行使用的标语、横幅、海报、告示通知、感谢信、祝贺信、道歉信和检讨等等，也都符合该条目的规定。如果它们都可以算作广义的大字报，那么又不符合“后被取缔”的说法。
反过来，大字报也并不都是有文字的，更不用说用“大字写成”了。文革期间有相当数量和比例的大字报是漫画。还不要说，这些漫画的艺术造诣，往往远胜过文字稿的文学水平；即以它们所产生的影响而言，也绝不能略过不提。苏联未来派诗人马雅可夫斯基曾宣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