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仁宗不喜欢铁木迭儿，但也认为他说的很有道理，于是下诏实行“江南经理”——对江南核实田土占有状况进行甄别隐占，考较田粮。十月，铁木迭儿遣张驴、昵匝马丁、陈士英分道经理江浙、江西、河南三省田粮，“制江南东西道及浙西道民先自实土田” 。
对于田地的隐瞒不报和非法占有，历朝历代都是痼疾，重新统计土地占有量，也是历朝历代对付这估计的方法。可这种和钱粮打交道的事情，能否推行好首在用人。王安石的“方田均税”因为用人不当，导致失败，而张居正的“一条鞭”却因为用人得当，得以成功。
好心尚且会办坏事，何况铁木迭儿本就用心不正。仁宗用铁木迭儿来经理江南，自然难逃失败的命运
经理一开始，各地百姓就陷入了悲惨境地，“有司绳以峻法，民多虚报以塞命，其后差税无所于征，民多逃窜流移者”。铁木迭儿派往各地的使臣几乎都和当地墨吏携手，将“自实土田”曲解为强制括田，“名曰自实田粮，实是强行科敛” ，为了增加上报田土，可说无所不用其极，甚至拆毁民房，平毁坟地来增加所谓的田土数量。尤其是派往江西的昵匝马丁，更是将括田演变为彻头彻尾的虐民暴政。仅信丰一个县，他就下令拆毁民房一千九百多间，平毁的坟墓更是不计其数，其余各县情况也是大同小异。
老百姓总是逆来顺受的，但压迫也要有限度，让百姓流离失所，无从过活，这就是压迫过分了。
逆来顺受要死，奋起反抗也不过就是死，那为什么不反抗来拼个活路呢？
延祐二年四月，饱受荼毒的江西人民终于爆发了，数万人在赣州人蔡五九的领导下造起反来，围攻宁都县城。七月，官军救援宁都，蔡五九的义军撤围，但转而攻入福建，攻陷宁化，自立为王。
本是富国裕民的举措，却弄成了这个样子，仁宗的懊恼真是无可言说。虽不是你的本意，但官员们作恶是借助你的旨意干的，你作为皇帝自然要负责。仁宗一面调集兵马围剿蔡五九，一面下诏停止了经理，并命凡在三省经理中查出的漏隐田土，免征租税三年。
蔡五九虽然率领百姓反抗暴政，但毕竟只是一省之事，并无其他省份的应和，再加上他刚打下一个县城便自称王，也不是个成大事的人，在江浙、江西两省官兵的围剿下很快陷入绝境。延祐二年九月，官军合围义军于石城（今江西石城），起义终于失败，蔡五九被杀。
起义镇压了，恶政停了，补救的措施也颁布了，但仁宗的江南经理也彻底失败了。尽管这次经理所确定的土田亩积，在很多地方还是被登入籍册，但“经理考核多失其实” ，对于增补国用毫无助益。
【正文】
“延祐经理”的失败，对于仁宗是一次沉重的打击，大部分史家都将此次经理失败和蔡五九起义看作是仁宗锐意改革的终结点，说以后再没有引人瞩目的新政出台，似乎仁宗被这打击弄得心灰意冷了。
其实，要说仁宗在这之后改革劲头不那么足了，是事实，因为从这之后他被另一件大事牵扯了精力，身体也不太好了。但要说他把改革终结了，却是夸大之说。
在经理失败后，仁宗的主要精力是编纂有关国家政制法程的各部类单行法，以规范行政立法行为。
元朝行政立法属于“判例法”，根据因时立制、临事制宜的原则，用条格、断例等形式个别颁布。各级政府机构均置“格例簿”，“遇事有难决，则搜寻旧例；或中无所载，则比拟施行”，这样的立法在短期内问题不大，但日积月累，为具体问题而颁布的格例越来越多，因为没有成文，先后颁布的格例经常相互抵牾，不法官吏便有充足的机会钻法律空子，凭借格例的乱象贪赃枉法。
仁宗要做的就是将判例法变为成文法，他组织大臣对现行格例进行对照整理，加以分类编辑，重新修订。延祐三年夏，编撰工作完成，所有格例被分为三纲一目。三纲是“诏制”、“条格”和“断例”，一目是“别类”。
按说作为国家根本大法，既然编撰完成，就该立即颁布，依法治国。可是，在格例汇集完成后，在仁宗在位时没有颁行，最后在英宗朝才成为颁行天下的《大元通制》。
法典编好了却不颁行，确乎是行政的疲软之态。不是在蔡五九起义的延祐二年，而是从延祐三年开始，仁宗的精力便不在政务上了。
这时的仁宗只有三十二岁，正是干事情的时候，何以如老师李孟一般急流勇退？
他是皇帝，不应该有如李孟一般的担心，母亲虽然擅权，铁幕跌虽然跋扈，但他们还威胁不了他的安全和地位。但他也是人，人就会有私心，而私心就会成为别人制约他的把柄。
何况，仁宗的私心于公是动摇国本，于私则是有愧亲情。
这私心，就是更换储位。
当年武宗即位，册封仁宗为“皇太子”。武宗自己也有儿子，让弟弟做储君是为酬劳他定难的功劳，但儿子也不能委屈。于是，兄弟二人约定“兄终弟及，叔侄相传”——武宗的储君是仁宗，而仁宗的储君只能是武宗的儿子。
现在，武宗的长子和世剌已经十五岁，算是成年人了，次子图帖睦尔也有十一岁，他们都已经可以被立为太子了。而和世剌更是首选。
可是仁宗不愿意，在享受了皇权的至高无上后，他希望将这权力移交给自己的儿子。长子硕德八剌已经十二岁，一直由自己亲自教养，不但“幼承父师之准绳，壮缉文献之渊懿” ，而且极为孝顺，作为父亲怎么能忍心将他排除在皇位之外呢？
但当年的约定朝野皆知，要传给自己的儿子，是有很大压力的，宗室们不会同意，身边的儒臣们恪于君臣之义也不会赞同。
当然，易储的事情可以慢慢来，毕竟自己年轻，儿子也还小，来日方长么。可仁宗已经等不得，并不是因为他性急，而是他的身体已经每况愈下。
仁宗在潜邸时便“饮酒常过度” ，“盖当时近习多侍上燕饮” ，当上皇帝对于饮酒也没有克制，身体的各个器官终于被酒精所严重损坏。
成宗、武宗都因为饮酒而短命，不知道仁宗为什么就没有从叔叔和兄长身上吸取教训。
皇帝需要能臣、需要诤臣，但也需要佞臣，因为皇帝也有见不得人的事需要人来做，能臣和诤臣是不屑去做的，但佞臣就可以。
铁木迭儿既然可以和太后有私情，自然也愿意帮助皇帝达成自己的愿望。皇帝不喜欢自己，因为江南经理的事情更加厌恶自己，自己要在中书右丞相的位置上待下去执掌大权，就必须为皇帝做点什么。
对于仁宗来说，由身为中书右丞相的铁木迭儿来操办易储，可以减轻自己很多道德压力。因为，铁木迭儿身后有太后，可以代表这是母亲要求儿子改立孙子。
铁木迭儿终究成为了皇帝所需要的人。
【正文】
皇帝和太后都想易储，事情自然好办了。延祐二年十一月，仁宗封武宗长子和世剌为周王。在世祖时代，真金太子被封为燕王，从此燕王就成为太子的专利，至今没有人受封。仁宗封侄子为周王，也就是明确宣布，侄子不可能成为太子了。紧接着，延祐三年（1316）春，铁木迭儿便不失时机的上奏议立硕德八剌为皇太子。
和世剌还在大都，还没有就藩，此时册立自己的儿子为太子时机不到，仁宗将奏议压下来——先准备和世剌的去处。
延祐三年三月，仁宗置周王常侍府，命常侍府随员跟着周王经陕西、四川到封地云南就藩。常侍府秩正二品，设常侍七员，中尉四员，谘议、记室各二员。常侍府之下还设置打捕鹰坊民匠总管府（设官六员，断事官八员）、延福司（署官六员）、饮膳署（署官六员），这看上去是相当丰厚，周王的派头可是不小。但和世剌是武宗长子，天潢贵胄，被封到云南那么边远的地方，怎么看都像是流放。仁宗作为叔叔，对侄子可不算是“仁”。
叔叔不仁，侄子自然有借口不义，和世剌行至陕西延安，武宗旧臣厘日、沙不丁、哈八儿秃来会，这些人看到少主人受到这样的欺负，无不愤愤不平，想为少主人出气。正好，陕西行省丞相阿思罕，平章政事塔察儿、行台御史大夫脱里伯、中丞脱欢都对仁宗不遵守前约不满，双方一拍即合，顿时演变成一场兵变。
在阿思罕等人的率领下，关中驻军立即成为了周王和世剌的“伸冤义军”，在驻地造起反来，攻潼关、河中府，声势颇为浩大。
若是按常理演进，这次兵变必然会掀起一场叔叔和侄子之间的全面战争。因为支持武宗儿子的，不仅仅有陕西关中驻军，在西北防备察合台汗国的众多边防军，如大将床兀儿所部，也都是武宗旧部。双方一旦陷入长时间对峙，西北驻军完全有可能倒向和世剌——这也是和世剌敢于以一省兵力便掀起反旗的原因。
可惜，仁宗虽然并不长于权谋，但和只是今天高中生年纪的侄子相比，还是老谋深算得多。在和世剌阵营中早就有他的内应。兵变开始没多久，塔察儿、脱欢便袭杀阿思罕，率部反正。和世剌顿时陷入极危险境地，无奈之下率从人“盘桓屯难，草行露宿”，狼狈西奔，到金山投靠察合台汗国之汗也先不花。
这也先不花是笃哇的儿子，承袭汗位后背弃了父亲与元朝的友好亲睦政策，从武宗末年便骚扰元朝边境，并扣押多批元朝派往伊儿汗国的使团。仁宗即位后，更是从皇庆二年开始，正式发动了对元朝的战争。但也先不花的能力远不如乃父，笃哇尚且在元朝手中找不到便宜，他就更惨，刚一交手便屡屡失败。而仁宗则亲自策划，元军兵分两路攻入察合台汗国本土，将也先不花的冬营地亦思宽（今吉尔吉斯斯坦伊塞克湖）占领。
也先不花屡战屡败，可突然间元朝前任皇帝的儿子突然跑来投奔，真是又惊又喜。他隆重地接待了和世剌，将其一行安置在金山外，也就是今天的扎伊尔山，塔尔巴哈台（新疆塔城）南乌道三百里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