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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就相对简单了许多，事实上历史上后进国家实现工业化的几乎都或多或少地受过外国援助或者变相援助，比如明治维新后获得了英国援助的rì本和战后获得了美国援助的韩国，而苏联则利用了1929年经济危机、还与一战后被非军事化了的德国进行秘密合作，至于历史上的新中国，虽然苏援的设备都得自己花钱购买，而且开价偏高，但光是门类齐全这一点，就应该承认这是“援助”而非通常的国外采购。相比之下，这个时空的中国无疑已经更加圆满地解决了这一难题
不过，光是有了机器设备，是无法完成工业化的，因为机器还需要有合格的工人来cāo作，那些没什么技术含量的工作岗位还好，但对于制造业来说，终究还是有很多岗位需要掌握了足够专业技能的工人（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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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百九十四章 四道难关（三）
工人、或者说技术工人这一关其实往比机器设备那一关更加难过。当然，如果像苏联那样本就有着一定的工业基础（光靠工人阶级就能夺取政权就足以说明问题），那么只需要引进一些中高端的人才就行，难度自然大大降低。而如果耐得住寂寞、并且外部环境也允许和平发展，稳扎稳打不急于求成，那么普通技工的需求量只会逐步增加，完全来得及慢慢培养。
但是，中国工业基础薄弱，举国上下又无不渴望民族复兴，难免有些急功近利，因此这一难关就愈发难以逾越，历史上新中国虽然创造xìng地发明了“技工速成”等讨巧的办法，成功地快速实现了初级工业化，但是却也因此，使得工业化的第三道难关变得更加难以逾越。。
利用计划经济体制便于集中国家力量的优势搞大工程、大项目，进而带动整体工业的发展与进步，固然是后进国家加速工业化的法宝，但是因此强行“催生”出的众多城市人口，却会在二十年、甚至更短的时间之后导致工业劳动力供大于求。
就拿历史上的新中国来说，1957年的工人总数相比1952年几乎翻了一番，当时并没有计划生育政策，这五六百万新增城市人口又几乎都是适婚年龄，同时还普遍没有改变在农业社会高生育率的传统（其实原有的城市居民情况也不会好上多少，在优生优育观念形成之前，不靠强制规定，生育率是降不下来的。），一户人家生五六个小孩是十分寻常的事，因此可以想象，当二十年之后这些小孩成年的时候。即便其间没有一个农民进城，中国的城市人口也会至少暴增数倍，而劳动适龄人口的增幅只会更大。要知道这些青年人的父母此时还没到退休的年龄。。。
这也就意味着二十年后中国需要有相当于1957年几倍数量的城市工作岗位，再考虑到科技进步会提高劳动生产率（即相对减少了对于工人的需要量），只怕这二十年间中国的工业规模需要扩大10倍才勉强能够满足城市青年就业的需要。可是在已经没有了建国初期大规模苏援的二十年里要让工业规模再增加十倍（而且还是至少十倍）哪儿有那么容易？事实上早在1960年代后期中国zhèng fǔ就已经开始为城市青年的就业问题而头痛不已，“上山下乡”的号召固然有着政治方面的考虑。实际上也是为了缓解城市巨大的就业压力，但这终究是治标不治本，而且代价极大。
为了避免城市人口大量失业引发严重的社会问题（事实上还是没能避免。所以后来才有了“严打”。），新中国zhèng fǔ被迫以户口限制农村人口大量涌入城市，这就导致城乡差距拉大、“城里人”与“乡下人”的划分也趋于固化而增大了城乡居民之间的矛盾，同时当时的zhèng fǔ还不得不容忍企事业单位人浮于事，以牺牲劳动生产率为代价避免太多的青年因为没有工作而寻衅滋事。但即使付出了这么多代价，就业问题依然难以从根本上解决，后来是直到改革开放引进了外资。并借此打开了国际市场，才最终将这个问题基本解决（注1）。因此80年代不惜一切代价地大量引进外资虽然没能像预期的那样“以市场换技术”（注2），但仅就解决了城市青年就业难题这一点，这一决策的正确xìng便不容否定。
类似的问题在其他国家的工业化进程中也都不同程度地出现过，但却没有任何一个国家有中国这样严重。除了当时中国人超高的生育率之外，为新中国迅速完成初级工业化立下奇功的“技工速成法”也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正是因为有了这一绝招，中国的工人队伍与城市人口才会在短时间内超出常理地飞速扩大，为rì后的失业问题埋下隐患。相反，如果一开始是按部就班地慢慢培训技术工人，那么城市人口的增加相对要平缓很多，相应的失业问题自然也就容易解决得多了。
但是即使明知如此，急切渴望中国迅速强大起来的胡卫东也不愿为了稳妥而牺牲发展速度，而是一直苦思解决未来失业问题的办法。胡卫东一开始的想法，是利用国际市场渡过这一危机，只要不像历史上那样同时与美苏两大超级大国敌对而难以大规模出口，同时还具有在国际上竞争力很强的出口商品，他的这一设想未必不能成功。但是作出大量培训rì军战俘的决定之后，胡卫东却突然意识到，似乎还有一个更加取巧的办法，现在大量引进外国工人，可以解决目前国内熟练工人不足的问题，而等到将来就业压力增大的时候，直接将那些不是急需的外国工人解聘，就业岗位不就腾出来了吗？反正他们是外国人，中国zhèng fǔ无须为他们的饭碗负责，只要合同事先别签太久就行
注1：其实更重要的原因是计划经济下是“大zhèng fǔ”，一切经济活动（至少城市是这样）都归zhèng fǔ来管，因此城市青年找不到工作都可以找zhèng fǔ（甚至连工作太苦、需要换一个之类的无理要求都可以提，只要人数够多而且不到触犯刑法的地步，甚至是小小地耍耍无赖，当时的zhèng fǔ也没办法），因此一点点失业都会造成很大的社会影响。而市场经济下则是“小zhèng fǔ”，所需负担的义务相对小了很多，只要失业的数量不多到一定程度，zhèng fǔ只需要坐等市场将其慢慢消化就行，而失业人口则不得不为了谋生而主动去想方设法找工作养活自己，也不敢再坐等zhèng fǔ伸出援手，因此“解决”失业难题自然就容易多了
注2：科技是引进了不少，但大都是国家层面上的合作，是中国与美国联手抗苏换来的报酬，即使不对外开放也一样可以拿到。而引进外资本身，几乎没有得到任何有价值的科技，因为外资兴办的基本都是低技术含量的血汗工厂（未完待续。）
第三百九十五章 四道难关（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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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这个办法说着倒是简单，实行起来却是极难，不说别的，外国工人的薪资水平可不是国内能比的，即使是最低档次的技术工人，每人每年都不会少于500美元（这还是欧洲的劳动力价格，美国工人的工资要求更高。），而要在将来想起到胡卫东期望的作用，现在少说也得聘用上百万人，这得要花多少钱？就算中福国际再能搞钱，也绝对吃不消。何况高薪聘请一些专家到中国来，咱们的工人师傅是可以接受的，但如果数以百万计的国外普通技工来到中国、干的是与中国技工同样的工作、收入却高了10倍，觉悟再高恐怕也无法心理平衡吧？ 。 。
因此就目前来说，胡卫东只能打rì军战俘的主意，让他们干活是劳动改造，除了基本的生活必需品之外，根据工作表现稍微发点鼓励xìng的奖金就行了，不但花钱很少，中国的工人也不会有什么意见。至于更多的廉价优质外国劳工，胡卫东心里也有了一点想法，只是目前时机还不成熟，他自是不会宣之于口的。
话说历史上新中国工业化的进程中本来还有一道难关，也是难度最大的一关，那就是产业升级，后世的中国zhèng fǔ为此可谓是殚jīng竭虑，而中国的老百姓也在转型期中吃了不少的苦头。但对于这个时空现在的中国来说，这一难题却几乎是自然而然地就提前得到了解决 。 。
首先，这个时期的中国与世界先进水平的差距本就不像历史上新中国建立时那么大，一方面1949年比1939年晚了10年，另一方面二战前后是世界科技水平发展最快的一段时期，因此这10年至少抵得上其他时间段的20年；其次。由于胡卫东主持的多次成功的技术、设备与人才引进，中原边区、特别是豫西工业区所获得的好处远比历史上新中国建立后得到的苏援要大得多；最后，因为胡卫东这个穿越者兼军工专家的帮助。中国现在也有了不少领先于世界的技术成果，因此便有了与先进国家交流技术、乃至进行合作研发的筹码，这对中国的工业化完成最后一跃、全面赶上世界先进水平，无疑将起到极大的帮助
也正因为这样。胡卫东才对中德全面合作抱以那么大的期待，而在中福国际替德国zhèng fǔ代付了之前和之后一段时间的应偿本息之后，包括合作研发与高jīng尖技术设备转让在内的两国秘密合作终于成为可能。话说回来。如果有选择的话，其实小胡子也不想太早跟英法开战，毕竟综合考虑的话，德国无论是军力还是国力都没有什么优势（即便后来吞并捷克之后，第三帝国的综合国力也才勉强和英法两国本土持平，更别说人家还有众多的小弟和广阔的殖民地。），何况即使真能打赢。美苏这两个庞然大物也肯定会忍不住出手，万一德国还没彻底打垮英法就陷入两线乃至多线作战的窘境，重现一战的败局只是时间问题。
因此小胡子以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