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墨子确实关心广大人民，他说：
仁之事者，必务求兴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将以为法乎天下，利人乎即为，不利人乎即止。（《非乐》）
仁德之人所要做的工作，就是为普天下的人谋福利，为普天下的人除祸患。这应该被看作是普世价值：对人民有利的就实行，对人民不利的就停止。
这话当然很动听，但有一个怎样定义“利”的问题。这样的对话我想大家耳熟能详：“孩子，你听我的，我这是为你好。”“求求你，不要为我好了！”这就是对“利”理解不同造成的尴尬。
好在墨子也说了他对利的界定。紧接上面引的那句：
且夫仁者之为天下度也，非为其目之所美，耳之所乐，口之所甘，身体之所安。以此亏夺民衣食之财，仁者弗为也。
仁义的人为天下考虑，而不注重个人享受。为了个人享受而“亏夺民衣食之财”，仁义的人不会干这种事情。
结合《墨子》里的其他论述，可以相信，这句话墨子不是随口说的，他对利的理解，就是人民群众最基本的物质生活。
超出这个范围，他就觉得是多余的。读墨子的书，有时候会想叫他“墨非子”（“非”是批判的意思），因为多余的东西实在太多了，所以他不得不老是非来非去：非攻、非乐、非儒、非命……还有节用、节葬也可以叫非侈，天志、明鬼也可以叫非唯物主义。
各种奢侈品是不必要的。衣服能保暖就行，好看多余；食物能填饱肚子就行，好吃多余；房子能遮风挡雨防盗就行，豪华多余；手机能用就行，苹果都多余……其余一切东西，皆可以此类推。再比如说，人，健康就行，长得好看多余——墨子跟帅哥多少是有点仇的——批判社会上不当得利者的时候，他多次把“面目佼好”者拿出来说事。
墨子还反对国君纳妾太多。因为这会让人民群众娶不到老婆，也就没法多生孩子（墨子非常关心生孩子的问题）。这本来是个很平常的见解，但有学者借此说，墨子是主张一夫一妻男女平等的，这就未免太夸张。墨子肯定是比较鄙视女人的，“疼老婆”他都觉得不合理。墨家拍儒家的砖，其中有一条就是：父母去世，儒生服丧三年；老婆和大儿子死，儒生也主张服丧三年。这是把老婆、儿子放到和爸妈同等的地位上，为了自己偏爱的人而搞乱了尊卑秩序，真是岂有此理。
墨子又主张薄葬：
衣三领，足以朽肉，棺三寸，足以朽骸，堀穴深不通于泉，流不发泄，则止。死者既葬，生者毋久丧用哀。（《节葬》）
衣服三件，足够使死者肉体朽烂在里面；棺木三寸厚，足够使死者骸骨朽烂在里面。掘墓穴时候，不要挖出地下水来，不至使尸体腐烂的味道散发到空气中，就可以了。死者既已埋葬，活着的人就不要长久地服丧哀悼。
这个主张，是今天的人最能理解的。但以今天的标准看来，墨子提倡的这种葬法，也已经不薄。这是时过境迁的缘故。当时墨家招致各家痛批，首先就是因为这点。略带贵族气的，都觉得只有自虐狂才会这么干。《节葬》写得特别长，因为墨子需要反驳的质疑实在太多。后来孟子、庄子、荀子、韩非子在提到墨子时，关注点各不相同，但一定会就这个问题说两句。
反对战争，很大程度上也是为了省钱。因为打仗这事实在开销太大了。《非攻中》一开篇就详谈的是钱的问题，而不是人道问题，而且当时的趋势是战争持续的时间越来越长，“久者经年，速者数月，男女久不相见”，也就没法生小孩了。
一切艺术是不必要的。因为文艺活动不能带来直接的物质收益，成本却很高。
墨子还对科学探索不感兴趣。这个可能会引起争议，关于墨子和公输般斗法，除了攻宋那次，还有个著名的故事。
公输子削竹木以为鹊，成而飞之，三日不下，公输子自以为至巧。子墨子谓公输子曰：“子之为鹊也，不如匠之为车辖。须臾刘三寸之木，而任五十石之重。故所为功，利于人谓之巧，不利于人谓之拙。”（《鲁问》）
公输般用木头做了一只鸟，天上飞了三天没下来。公输般自然很得意，墨子却表示了鄙视，说你这个东西，其实不如木匠做的车辖管用。人家加工一块三寸大的小木块，能承担五十石的分量，这才了不起。对人有利的才是巧，没好处的，再巧妙也是拙。
谈中国科技史，有所谓“李约瑟难题”。
如果我的中国朋友们在智力上和我完全一样，那为什么像伽利略、托里拆利、斯蒂文、牛顿这样的伟大人物都是欧洲人，而不是中国人或印度人呢？为什么近代科学和科学革命只产生在欧洲呢？……为什么直到中世纪中国还比欧洲先进，后来却会让欧洲人着了先鞭呢？怎么会产生这样的转变呢？
李约瑟自己给了三条答案，第二条是“中国人太讲究实用，很多发现滞留在了经验阶段”。这话作为整体判断对不对尚有争议，但上引墨子的言论，确实算是为这一点现身说法了。科学研究，多少总要有一种非功利的钻研热情，墨子却比谁都着急要效益。他无疑是古代一位十分伟大的工程师，但科学家这个称号，还是夸大了些。
说到这里，我觉得可以简单小结一下。墨子的这些主张，确实反映了社会底层的需求。同样是关心底层，但我们可以把他们大致分成两类人：一类是悲天悯人的贵族，自己过得好好的，因为见不得穷人这么惨，所以站出来帮穷人说几句话，但思维方式还是贵族的，对穷人究竟怎么想，他们其实未必很了解；另一类是自己就是草根，但脑子和嘴巴比较好使，加上心雄胆壮，于是挺身而出为自己的阶级兄弟宣言。
我觉得，孔孟比较偏于前一种，墨子则属于后一种。墨子出身社会中下层，这也是学者们比较一致的看法。
他对社会不公的抨击很有力；劳动人民生活的悲惨状况，他反映得也更真实；要让底层民众有饭吃、有衣穿、有休息时间，这些诉求绝对合理而且是当务之急。墨子显然比孔子熟悉民间，所以他更能说出民间的心声；甚至他那一副劳动人民的形象，也比讲究贵族派头的孔老师有亲和力。战国初期的这一段，墨子的感召力尤其是在中下层社会中，应该要大于孔子。
但是墨子的视野其实比较有限，所以对整个贵族传统不但排斥而且隔阂（作为比较，我们可以说，老子、庄子、韩非子对贵族传统也排斥，但不隔阂），因此不大能理解它存在的意义，所以毫不介意将之彻底否定。
但是，视野大不大是一回事儿；墨子的胸怀，无疑是很大的，大到想让普天下的人彼此相爱。
爱是一种手段
兼爱是治疗乱世的药方。墨子说：
圣人以治天下为事者也，不可不察乱之所自起。当察乱何自起？起不相爱。（《兼爱》）
圣人把治理天下当作自己的职责，那就不可不考察乱世出现的原因。乱世为什么会出现？就是因为人们彼此不相爱。
如果，我们每个人都能像爱自己一样爱别人，那么自然就父子相爱，君臣相亲，小三爱原配，贾环爱宝玉，城管爱小贩，拆迁队爱钉子户，带路爱五毛，中国人爱美国（咳，这个好像很多人确实做到了）……让世界充满爱，岂不就天下太平了？
当然，任何还没有纯洁到不可救药的人，对这个美妙的提法，心里都多少会有一点保留。
兼爱能做到吗？能够爱人如己当然好，但这不符合人的本性。我就是爱自己的父亲胜过别人的父亲；爱自己的儿子胜过别人的儿子；我倒是想更爱别人的老婆，但也得别人愿意啊？
墨子确实面临了这样的质疑，他没有用墨家的团队体验来应对，而是这样答复的：
天下之为父母者众，而仁者寡……天下之为学者众，而仁者寡……天下之为君者众，而仁者寡。（《法仪》）
咱不鼓吹美好的人性，事实上咱基本上算性恶论者。咱家认为，普天下的父母、君主、专家基本都是坏东西。但是“人性趋利”这个是大家都承认的吧？爱不是目的，爱是追求利益的一种手段。墨子假设了两个例子。
一个士人主张“兼”（爱所有人），所以助人为乐；一个士人主张“别”（只爱自己），所以损人利己。让你选朋友的话，你选哪个？
一个国君主张“兼”，所以爱民如子；一个国君主张“别”，所以大灾大难面前，任人民自生自灭。让你选国籍的话，你选哪个？
你爱别人，别人才会爱你。赤裸裸的自私者会被别人抛弃，所以为了更大限度满足自私自利的欲望，就应该全心全意爱别人。这就叫“兼相爱，交相利”。根据这个解释，我想，把墨子的主张表达为“情感投资”可以说相当忠实准确。
但问题是，既然承认爱是一种投资，你就得允许投资者精打细算。给路人搭个便车容易，把车送给他难；给穷人几块钱容易，把他接家里供起来难；爱别人一点点容易，但你要我爱人如己，这个做不到，投入太大，成本太高。
而且，还有个投资风险的问题。墨子假设的例子只是忽略了所有变量的理想模型。理想很丰满，现实要骨感得多。
我们不妨也假设一下，把伟大的墨子放到著名的“囚徒困境”之中，会出现怎样的结果。
墨子和区区在下，是两个囚徒。面对指控，我们两人都不招，则各判一年徒刑；一人先招供，则其可立功释放，另一人十五年徒刑；二人皆招，则各判十年徒刑。
墨子是伟大人物，爱我就像爱他自己一样，可以肯定，任何时候他都是不会招的。
我这个平庸之辈呢？
如果我完全不认得墨子，那他招与不招，其实我并不知道。为了防备他先招，我多半会赶紧招。
如果我认得墨子，听说过他的高尚原则，那么我已经可以确定，我不会面对可怕的十五年徒刑。选择仅剩两个：是招了立刻走人，还是在大牢里待一年？因为我还不是彻底没有道德感的人，所以我会很纠结。
如果我不但认得墨子，而且跟禽滑釐他们也很熟，出狱后要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