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墨子真是天下的一个大好人。但是，他的主张违背人的本性，一旦变成现实，天下人无法承受。墨子虽然能一个人背负着他的理想，但他要把天下带到哪里去呢？
奈天下何？奈天下何？
【段子为证】
墨子认为，如果有必要，他也是不介意使用谎言的。墨子看中一个身强力壮、头脑灵光的年轻人，想收他做弟子，就对他说：“跟我学，我给你找官做。”一年后，这个年轻人要求墨子兑现诺言，墨子于是讲了个故事。鲁国有兄弟五人，父亲死了，大儿子是个酒鬼，不管父亲的丧事。四个弟弟对他说：“你和我们一起安葬父亲，我们将给你买酒。”葬后，大哥向四个弟弟要酒。弟弟们不给，说，安葬父亲是做儿子的责任，你不葬别人将笑话你，所以我们才骗你的。于是墨子结论说：“独我义也哉？子不学则人将笑子，故劝子于学。”（《公孟》）
专制从何而来
《庄子》《淮南子》都说，墨子是崇拜大禹的。《庄子。天下篇》还提供了一些很好玩的细节。比如墨家后学的发展趋势是凑到一起，相互盯着小腿肚子数腿毛；谁的毛少，就算学大禹学得更到位——大禹治水，长期泡在水里，小腿上的毛自然是掉光了的。
当然，也有学者另有看法。因为《墨子》里，提到古代的圣贤，也是一张嘴就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和儒家没什么不同，很少单独把大禹拎出来说事。所以，说墨子用夏政，《墨子》的文本自身没有提供依据。
《淮南子》可以认为是汉朝人胡说，但《庄子》的作者们，却应该是和墨者打过不少交道的。折中下来看，或许是墨子本人确乎没有独独推崇谁，到了弟子辈，却倾向于单单表彰夏禹了。也好理解，谈文王、武王，是有很多“文本上的依据”可利用的，偏于劳工阶级的墨家，要在这点上和儒生较劲，未必有利。不如拿个本来就缺少文献记载的人物说事。
大禹确实是被塑造成了最符合墨家理想的偶像。
他的业绩是治水，搞工程出身，和墨子是同行。
他爸爸鲧，是天下四大恶人之一（“四凶”中的梼杌），这样的爸爸却生出了禹这样的好儿子，比杨康、杨过父子对比还鲜明。墨子说贤良不问出处，再没有比这更好的证据。
鲧早就被处死了，禹又据说是从亡父肚子里跳出来的，没妈，则孝悌的事迹，和禹自然无关，这就和儒家拉开了距离。大禹三过家门而不入，老婆甚至因为他而石化。上无父母可孝敬，下有妻子不疼爱，真是为了大家不顾小家，牺牲小我成全大我。堪称兼爱的光辉典范。
整天耗在治水工地上的人，当然不可能讲究宫室吃穿。“腓无胈，胫无毛，沐甚雨，栉疾风”的状态，刚才说了，这已经成了墨家弟子的生活原则和竞赛项目了——至于也有资料说，大禹平时穿得差，但礼服还是讲究的，可以认为是儒家为了把禹拉进自己的圣人系统而搞的小动作。
另外，《墨子。尚同篇》说，下级要绝对服从领导，要用酷刑收拾自作主张的屁民。这样的霸道和杀气，也只在治水的大禹身上，体现得最充分。
治水这件事，据西方人说，和东方国家的专制传统有很大关联。
这个观点，源头极早。近代以来，更有亚当。斯密唱之，卡尔。马克思和之，到魏特夫的著作《东方专制主义》，算是集了大成。
治水超过部落范围时，往往即成为综合性的活动。大多数作者提到治水农业合作方面时，主要是考虑挖掘、疏浚和筑堤；而这些劳动中所需要的组织工作肯定是相当艰巨的。但是，一项主要治水工程的计划者所面对的问题要复杂得多。需要多少人，哪里才能找到这些人？根据以前的登记，计划人员必须决定挑选的定额和标准，然后发出通知，再进行动员。集合起来的人群常编成准军事队形进行活动。……即使最简单的形式，农业治水操作也需要牢固的一体化行为，当它们的形式变得更为复杂时，他们就需要有更为广泛而复杂的组织计划工作。
这件“组织计划工作”是如此复杂，以致于必须有一个绝对的权威，才能对之加以掌控，于是专制统治者也就产生了。欧洲为啥基本没这样的事呢？地理差异摆在那里，欧洲的河，大都是很小的。只有一条大河波浪宽，伏尔加河，然后就有了俄罗斯。
抛开魏特夫那些上纲上线的论断不谈，要说治水这档子事会扩大领袖的权力，还是颇讲得通的。只是何以会如此，魏特夫并没抓到要点。
南京大学马俊亚教授有一篇随笔，就谈大禹治水的问题，很值得推介。治水靠疏导，其实很常识。禹的爸爸鲧，也是部落民主议会推举出来的治水专家，可见业务水平大家向来都认可，这么简单的道理，他会不懂？
恐怕是非不为也，实不能也。
所谓疏导，其实就是指定一块地方，说，往这放水，把这儿淹了，保全大家。要知道，那时是很民主的，每个部落都可以强调本部落的基本权利是神圣不可侵犯的。鲧想放水的话，淹哪儿，哪儿都不干。跟人讲牺牲你们保全大家的道理，作善意的想象，应该是每个部落都有些高尚人士，表示能接受。但回去一投票，他们总是少数派，即使不被愤怒的群众用石头砸死，吃里爬外的名声是少不了了。
所以，是否用疏导的办法治洪，不是技术问题，而是体制问题。鲧手里没权，只好选择硬堵，以求在制度框架允许的范围内做到最好，尽可能延缓灾难的发生。结果就是人力物力投入越来越多，堤坝越筑越高，洪水越来越大，最终决堤，“汤汤洪水方割，浩浩怀山襄陵”，大家都没日子过。
所以，鲧的失败，是原始民主制度的失败，是私有权至上的普世价值的失败。尧、舜和部落议会当然可以把所有罪责都推到鲧头上，但最终，总得有个解决问题的人，面对浩浩汤汤的洪水，他们还是只有靠边站。
鲧的儿子禹出场了。
禹在会稽山大会诸侯，防风氏来晚了，禹就将之处死，然后展览尸体。迟到而已，何至于闹得这么严重？
史料上说，防风氏的个子特别大，遗骨就能堆满一辆车，显然也是个强人好汉。禹杀他，是立威。
禹在给所有人传递一个信号：我要淹你家，你得认，不然我杀了你——这是在为疏导治洪的方案扫除政治障碍。
古防风国在今天的浙江德清。我看到有德清人写文章，鼓吹防风氏是一位企图阻止禹建立专制统治的古代民主斗士。真别说，这个判断，可能大概也不错。
只不过，被洪水折腾惨了的普天下人民，那时更愿意接受的恐怕还真是可以消除洪水的专制，而不是拖着大家一起完蛋的民主。
墨子所处的时代，是一个乱世。
古人经常这样比喻，乱世就像洪水。《尚同》中的专制气味，底下确实是大禹治水一般的雄心。
看见这样的选择，从亚里士多德到孟德斯鸠、黑格尔，西方传统是站着说话不腰疼（现在措辞倒往往是客气些了）：东方民族，命里注定是要犯贱的。
墨子不信命。我们呢？
第三章 杨墨之言盈天下
战国中期，史料渐多，历史轮廓渐渐清晰。诸子们的活动，虽然不是史书关心的重点，但数得出名号的人物，还是可以排出一大串。这个景象，和之前大不相同。我们知道，孔老师很寂寞，见见官僚，教教学生，但很少有学者出来做他的对手；墨巨侠也只是拍拍儒家的小虾米。高手对决的景象，直到这个年代才多起来。战国中期的思想界，真真是俊采星驰、流光溢彩，是黄金时代中的黄金时代。
引子
要让战国时期各位大家一个算一家，也就是所谓“诸子百家”。但要把观点相似的人归置起来算一家，该怎么处理，难度就大了。庄子、荀子、韩非都尝试过分类，但对后世最有影响的分类法，还是汉朝人搞的。司马迁的父亲司马谈，有一篇《论六家要旨》，所谓六家是：
（1）阴阳家；（2）儒家；（3）墨家；（4）名家；（5）法家；（6）道德家。
这篇文章纵论六家的长短，推道德家（也叫道家，但似乎不含庄子）为最高，兼具各家之长而没有各家之短。不过他没说各家都有些什么人物。
《汉书。艺文志》里，推出了一种更著名的分类法：
（1）儒家；（2）道家；（3）阴阳家；（4）法家；（5）名家；（6）墨家；（7）纵横家；（8）杂家；（9）农家；（10）小说家。
除了司马谈的六家之外，又增添了四家，凑成了整数。这里面，小说家档次最低，不入流，所谓“可观者九家而已”。这入流的九家，也就是后世所谓的“九流”。
《艺文志》相当于是汉朝皇家图书馆的藏书目录，所以在每一家下面都罗列了著作和作者。我们今天说，某某是道家，某某是法家，主要就是依据这篇“志”。
但实际上，这样的分类问题很复杂，因为各位“子”之间互动性很强，思想经常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有些过渡人物就更难定位。尤其是诸子中的某些大腕儿。原因很简单，越是高手，就越不喜欢被人分类贴标签。比如你如果去跟庄子说，你跟老子，都是道家学派的代表人物。庄先生多半会跟你翻白眼。第一，啥叫道家？我没听说过诶！第二，凭啥说我和老子是一派的？区别大了好吧！
但高手们不乐意也没用。因为要便于大众记忆，最好的办法就是分类贴标签。
其实，还有个最大而化之的分类法。孟子谈到当时思想界的状况，说道：
圣王不作，诸侯放恣，处士横议，杨朱墨翟之言盈天下。天下之言，不归杨则归墨。杨氏为我，是无君也；墨氏兼爱，是无父也。无父无君，是禽兽也。
意思当今之世，除了他们儒家之外，就是杨朱和墨翟两大“禽兽派”。
墨家生存之道
和孔门不一样，墨家有个鲜明的特点，就是有严密的组织。这一点，可以从学生的言行中窥见一二。
墨子的顶门大弟子禽滑釐对老师的态度是这样：
禽滑釐子事子墨子，三年，手足胼胝，面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