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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琢磨得是那么深入，不知不觉地拿起盆里的鱼食塞进嘴里。
他吃得很香，很快把一盆鱼食全部吃光了。
宋仁宗见到这种情形，当即判定：王安石此人诡诈阴险，不可大用，立即逐出京师。
王安石的政敌——但当时是王安石最铁杆的支持者——司马光一再抗上，跟皇帝大吵大闹，这才把王安石提拔上来。所以这一次王安石被赶走，免不了大家又要吵一架。
生平第一次，宋仁宗吵赢了司马光，好爽。
仁宗解释说：如果一个人一时思考得太专注忘神，误吃了鱼食的话，这是正常的，是可以理解的；但如果一个人专注到了连一盆鱼食都吃光了，还没有什么感觉，你觉得这可信吗？难道这个人没有正常人的感觉神经吗？
事实上，宋仁宗这一次依常理推断王安石，还真犯了一个错误。
因为王安石还真没有什么感觉神经，至少没有味觉神经。你把一块肉放他嘴边，他就幸福地啃掉，你把一块木头放在他嘴边，他同样也会幸福地啃掉。
王安石有个厨子，每餐都要给王安石做鹿脯，说是王安石特爱这一口。不巧这话正好让王安石的夫人听到，就奇怪地说绝不可能，她太了解她们家老王了，老王这个人对任何东西都没有任何感觉，绝不会只爱吃鹿脯的。可是厨子坚持，他的证据是他每次放在王安石桌子上的鹿脯，都被王安石吃光光。
那你明天在他的桌子上放一碟青菜。
王安石的夫人吩咐道。
到了第二天，厨子提心吊胆地在以前放鹿脯的固定位置放了一碟青菜，只见王安石面无表情，伸出筷子夹起青菜，跟吃鹿脯一样的享受表情，嘎吱嘎吱地嚼碎咽下。惊得厨子连声高叫：我靠，这还叫人吗？
王安石当然不是人，他是一个伟人。
王安石对任何事情都没有任何感觉——除了国家政务。
他所思所想，唯有一件事情：制定一项可以让国家长治久安的经济政策。
变法！
他在任期间就曾在自己管理的区域试验过他的方法，正是这个原因让司马光注意到了他，将他请到京城做高官。也同样是这个理由，让名臣张方平彻底地疏远了他。
事件的起因是王安石被借到负责科考的考校，王安石到了之后，凡是他看到的规矩规则，无不一一修改。这让张方平这种以稳立世的名臣万难接受。
他天生就是一个改革家，逮到什么就改什么。
而他正生于一个亟待改革的时代。
这个时代就是朝廷受困于日益吃紧的财政支出，到了宋仁宗的儿子宋英宗时候，国家财政已经是入不敷出，从老百姓那里弄来的钱已经养不起越来越庞大的官僚队伍了，年度亏损一千五百七十余万贯，占当时财政收入总数的百分之十二。
于是王安石上万言书，言变法之事。
宋仁宗把万言书束之高阁。
历史证明，他的做法是正确的。
王安石继续上万言书。
继位的宋英宗还没来得及细看，就神圣而庄严地死掉了。历史同时也证明，他的死是正确的——至少少了许多烦心事。
王安石继续上万言书。
这回宋神宗来了，这哥们儿顽皮，什么事都敢干，见了王安石的万言书，觉得甚合朕意。
那就开搞。
如何一个搞法？
王安石的经济政策纵横交错，勾连错合此起彼伏，需要许多大部头的经济学专著才能够说得明白——惜乎《推背图》不是经济学专著，所以我们在这里主要扯一扯对当时民生影响最大的一部分：
《青苗法》。
该法令规定：由官府向没有钱购买青苗种子的农家贷款，是为青苗钱，春耕时贷出，秋收时收回本息，利息为百分之二十。
稍微有点高，不过在当时也说得过去了。
《青苗法》一出台，立即遭到了守旧派人士的激烈攻讦，这些人士都曾是王安石最铁的哥们儿，他们在当时的地位，任何一个人也不低于王安石。
王安石那边也是兵强马壮，再加一个小人济济，战斗力空前强大。
何以小人都跑到王安石的阵营中去了呢？
无他，神宗严重支持王安石，凡倡言变法者，一律升官，于是许多小人压根儿搞不懂变法到底是什么玩意儿，就已经成为了变法的拥趸。
朝堂上大家开吵，吵到了脸红脖子粗、指着对方鼻子骂娘的地步。宋神宗是裁判，小旗一挥，哨子一吹，司马光回去砸缸，顺便写好《资治通鉴》；苏东坡流放，去和佛印和尚扯皮；易学家邵雍，你回去关门算卦，别在这儿掺和；理学家程颐，回去发展你的理学，别的事少管。
就这么定了。
变法开始了。
国库迅速地充实了起来，神宗喜不自胜。
与此同时，大宋驿路两旁的树上，挂满了悬梁自尽的百姓，黑压压的尸体从遥远的边境直挂到京城，让宋神宗吃惊得合不拢嘴巴：我靠，这帮老百姓，你们这是干啥呀，不就是一个变法吗，怎么弄到了这份儿上？
没有什么原因，再好的经济政策，一旦和权力挂钩，就会在实施的过程中变形扭曲。
王安石的法令好不好？
好，好得不得了，这些政策目前仍然是当今最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所采用的，全世界人民都在用，怎么就不好了？凭什么说不好？
官府不是不可以出面贷款做生意，贷款给无钱耕种的农家一条生路，有什么过错？
谁都没有错。但是，经济政策这玩意儿，是关乎民生的大事，是需要一个平等交易的基础的。
什么叫平等交易的基础？
说明白了就是凡是做生意，都是有亏有赚，天底下只赚不亏的生意，从来就不曾存在过。两个平等的人做生意是这样，可换了有权力的官府，那就不一样了。
如果负责《青苗法》贷款的是平民，一旦贷出去收不回来，贷方就得寻求破产保护，保护归保护，你还得破产，这就叫生意。
但官府跑进来一掺和，事情就不一样了，官府是不会做亏本生意的，说得更明白点，官府做的全都是亏本生意，反正不是自己的生意，王八蛋才愿意让它赢利。
但官府是永远也不会承担生意上的亏空的，权力站在他们一方，做的是霸王生意。
所以官府做生意造成的亏本，最终只能转嫁到老百姓头上。
官府做得生意越多，生意越大，老百姓亏得就越惨。
具体到《青苗法》上来，贷款的时候，官府为了自己的政绩，乱贷一气，根本不管能不能收回来。可到了收回本息的时候，又不肯接受任何一笔亏空，不接受烂账，就只有把利息提高到百分之三十，甚至是百分之四十。
举个例子来说：一个地方有一万户人家，《青苗法》要贷出一万笔，其中赢利八千笔，亏本两千笔，这是最正常不过的生意，而且是赚大发了的生意。
但官府拒绝接受亏本的那两千笔，就提高利息，把这两千笔转嫁到其余的八千户头上。
这样一来，到了明年的时候，因为八千户人家已经有两千户被官府的霸王生意搞到破产，亏损已经上升到四千笔。官府继续转嫁，于是来年的生意亏损总数达到八千笔。
再过一年，亏损的笔数回落到两千笔。
那八千人脱贫了吗？
非也，那八千人已经被逼得走投无路，吊死在路边的树上了。
还剩两千人，他们要负担超过一万六千笔生意的亏空，除了也跟着大队人马去上吊，他们哪还有别的出路？
变法就这么失败了。
至少看起来变法是失败了。
保守派人士卷土重来，着手恢复旧政，搞着搞着，大家看出不对劲来了，尤其是反对变法最为激烈的司马光干出来的活，越看越有点不对头，再仔细揣摩揣摩，敢情，司马光做的事正是王安石当时干的。而且不惟是司马光，别的保守派人士也一样，都在干变法派人士的活。
这下子可乱了套了。
保守派人士和变法派人士就这样走到一起来了，彻底混淆了两个派别的阵营。现在已经没人能够弄得清楚谁是变法派，谁是保守派了。
最离奇的是，明明变法失败了，当初反对变法最激烈的司马光，甚至公开为王安石鸣冤。
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
无他，皆因这天底下的事情，最容易不过的就是指责别人的过失了，最难的就是让你自己来干了。王安石的变法是这也不对那也有错，既然都不对，那你们谁能够拿出一个既能让百姓安居乐业又能让国家库府充实的方案来？
这个方案谁也拿不出来。
反倒是王安石的方案，大家左看右看，这不是挺合理的吗？
既然如此，那当初数以万计的悬梁而死的百姓又是谁逼的？
小人！
既然不能从体制上找原因，就只能归结到人性上来了。
再好的事情，让坏人来干，也干不出个好来。
经是好经，都是歪嘴和尚念坏了——这话我们现在还经常听到。
这个就是最终的结论了。
不管对错，反正现在大家都这么说，谁要是敢唱反调，大家骂也骂死你了。
王安石的变法，除了经济领域之外，军事上也搅和了进来。
时有建昌军司理王韶，客游陕西，访采边事，回京后上平戎三策，该三策大意如下：
结论：西夏可取。
对策一：欲取西夏，先取河湟。
对策二：欲取河湟，先取诸边。
对策三：欲取诸边，先做生意。
这边冷不丁冒出一个西夏来，不过对于西夏我们大家并不陌生，武侠小说《天龙八部》中的虚竹小和尚，就是和西夏公主搞到了一起，小和尚搞西夏公主的故事很好玩，不过那都是金庸先生搞怪。事实上，西夏的公主非但没有被少林寺的小和尚搞过，相反，大宋反倒让西夏搞得惨兮兮。
说西夏把大宋搞到惨兮兮，这话一点也不假。早在宋真宗搞澶渊之盟的时候，西夏就没消